共和国的政党派别

国际纵队的支援

海明威和罗伯特·卡帕

内战中的西班牙知识分子

第五纵队和模范监狱犯人的命运

格尔尼卡和毕加索的画

在托雷多解围之后，马德里最大的变化，是从世界各地来了大批志愿的“国际纵队”。到底是不是国际纵队挽救了马德里，历史学家至今争论不清。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难确定的结论。

可是，从一些数字来看，国际纵队无疑是起了关键的作用。比如说，在1936年12月的马德里保卫战中，摩尔兵团逼近马德里市区，和马德里的八万民兵展开激战。在最关键的12月7日到12日的几天里，三千五百名国际纵队投入马德里保卫战。这段时间，帮助共和派的国际志愿兵达到四万左右。

一些历史学家们认为，如果当时共和派就失去马德里，很可能佛朗哥政权会很快被国际社会所承认，西班牙内战就会就此结束。

马德里保卫战是国际纵队的第一次亮相，同时也把共产党推到了西班牙政治的聚光灯下。西班牙虽然左翼势力很大，可是，派别党派也很多，而西班牙共产党本来不算是一个大党。马德里一仗是个转折，使得西班牙共产党在内战和此后的西班牙历史中起了很大作用。

西班牙共产党最出名的是一个女豪杰，她名叫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极善宣传鼓动，常用笔名“热情之花”发表文章，大家也就更记住了她“热情之花”的别名。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她提出的口号：“不让他们通过”（No pasaran！）名垂青史。这口号几乎成为她的代名词。她的另一句口号是：“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热情之花”极具个人魅力。据说在群众大会或者电台上，她半沙哑的嗓子一开口，大众为之倾倒。她是巴斯克地区一个贫穷矿工的女儿，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可是，据接近她的人说，她其实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这就是西班牙风格。

“热情之花”

我们回来以后，找了很多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宣传画，这些画的风格都和这样的口号很相符。假如把上面的洋文遮去，粗粗一看，我们会以为那是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宣传画。

左派的宣传画

志愿兵突然之间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是因为国际纵队是由第三国际出面，在各个国家有组织地招募兵员，他们以志愿兵的方式来到西班牙，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共产党人或者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青年团的成员。国际纵队来自五十几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国人。我们还看到过一张西班牙内战中的中国战俘的照片。最多的是法国人，有一万人，其中一千人战死。英国来的两千人中，有五百人阵亡。美国人有两千八百名，大多在很出名的林肯营服役，在他们中间有九百人阵亡。在美国志愿者中，有三分之一是犹太人，多数是从苏联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加拿大也来了一千人，其中有后来在中国殉职的共产党员白求恩。

国际纵队中的中国人战俘

共和派工会组织的士兵们乘火车上前线（卡帕摄）

共和派士兵出征前宣誓（卡帕摄）

这张照片是卡帕的名作

共和派武装宣誓（卡帕摄）

国际纵队

还有八千名奥地利、德国、意大利人，采取了和他们的政府相反的立场，没有站在佛朗哥一边，而是站在共和派一边，他们的伤亡率还特别高。苏联以志愿兵的名义派来了三千人，其中一千名是飞行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这些国际纵队成员中，有许多人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将军、元帅或者领导人。在一千五百名南斯拉夫志愿者中，有二十四名后来成为共产党执政的南斯拉夫的将军。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也是其中的一个。

1936年12月，是著名的马德里保卫战。

莫拉将军的叛军被阻挡在瓜达拉马山北面，但是，佛朗哥利用德国飞机对马德里大轰炸，据说这就是后来德国闪电战的初演。在马德里西面的大学城，共和国一方和佛朗哥的摩尔兵展开街头血战。共和国一方缺少重武器和弹药，一人倒下，后面的人捡起枪来继续抵抗，直到自己倒下，枪再传给下一个人。佛朗哥的摩尔兵非常骁勇善战，一度攻占了共和国的防线。8日那天，眼看共和国防线要崩溃，共和国一方的总司令米亚哈（Jose Miaja）将军冲到前线，亲自督战，宣称谁逃跑就当场枪决。他召集民兵们，重新夺回了阵地。

那天下午，从国际纵队的集结地阿尔巴塞特（Albacete）赶来一批国际纵队志愿者，大多是法国人和德国人。这些志愿者列队游行通过马德里街头，轻声唱着革命歌曲，直接上了保卫马德里的前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以后十天的战斗中阵亡。

1936年12月的马德里，佛朗哥被挡在城外。马德里依然是共和政府的。

佛朗哥在马德里失利，但是他仍然相信，他必须而且能够拿下马德里。在西边和南边强攻失败后，他改变了策略。他想切入北面，把马德里包围起来。

这一仗，国际纵队有了新到的坦克。双方伤亡惨重，佛朗哥毫无进展，不得不在1937年1月9日停止进攻。

随后，佛朗哥集中兵力，切入马德里东面，切断了从马德里到瓦伦西亚的公路。1937年2月6日，佛朗哥的军队在大炮飞机等重武器掩护下，突入哈拉马（Jarama）河谷。这一仗，共和派一方的指挥官，是国际纵队派出的匈牙利共产党人盖尔（Gal）将军。据说，他指挥得糟糕透顶，可士兵们打得英勇非凡。

1937年2月的战役中，国际纵队美国林肯营的第一批四百五十人，在经过突击训练之后，也全部投入了这场马德里保卫战。这是一次拼死的、可怕的、伤亡惨重的战斗。

2月27日，盖尔将军命令国际纵队的志愿兵出击。这一仗，被海明威称为是“最白痴最愚蠢的出击”。指挥官的愚蠢，引起少数美国、英国和比利时志愿兵的反叛，违抗军令。尽管如此，林肯营在这一仗后还是出了名。林肯营的志愿兵以前从没打过仗，第一仗面对的是佛朗哥最精锐的兵力，结果还打退了佛朗哥。

用家具垒起的工事前，共和派战士在抵抗（卡帕摄）

佛朗哥的军队损失惨重，他那些从这一仗撤下来的队伍，以后再也没有形成能够冲锋陷阵的力量。而国际纵队的志愿兵尽管伤亡惨重却士气高涨，伤兵一出医院就立即回到队伍要求出战。

1936年12月到1937年2月在马德里附近的战斗，不仅推出了国际纵队，也把苏联和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指挥官推到了前台。西班牙内战的共和派一方，实际上是他们在指挥。

参加国际纵队的一位英国共产党员写道：“1937年的哈拉马战役是整个内战中最激烈的战斗之一。摩尔人和国际纵队在山上交锋，这是一场屠杀。第一天结束的时候，我所在的萨克拉特瓦营由四百人减员至不到一百人。”萨克拉特瓦营，是由英国议会中第一个共产党人的名字命名的。这次战役，林肯营派出四百五十名美国志愿兵，死一百二十七名，伤一百七十五名。

两年后，活下来的海明威写了一篇悼文《哀悼在西班牙战死的美国人》：

今晚这些死者冷冷地睡在西班牙。雪花飘过橄榄树丛，纷飞在树根间。雪花堆积在竖着小墓碑的土堆上（如果还有时间立碑的话）在冷风里橄榄树是疏疏落落的，因为树身下半截的枝条被砍下去掩护坦克了。而这些死者冷冷地睡在哈拉马河上的小山间。那个二月是寒冷的，他们就在那儿死去，自此以后，那些死者便没有注意过季节的变换。……美国的第一位死者早已成为西班牙土地的一部分了。

国际纵队的残废伤员

2月战役刚刚结束，3月的马德里外围，在东北约五十英里的地方，一个叫瓜达拉哈拉（Guandalajara）的地方，战斗又打响了。

这次，是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军队。他们想占领这个城市，从而在东北方向威胁马德里。墨索里尼集结了四个师，不少于三万人，装备了成百的坦克、大炮等重武器，还有几十架战斗机。在两万摩尔兵和西班牙军队的增援下，开始进攻。指挥西班牙军队的，正是托雷多围困战中的那个城堡司令，摩斯卡尔多上校。

瓜达拉哈拉战役

摩斯卡尔多上校的进攻，从3月8日开始。第二天，意大利人参与进攻。共和派的西班牙士兵和国际纵队，急忙从马德里赶来。赶来的西班牙指挥官里，有两个内战中非常有名的“共和国英雄”，一是李斯特（Enrique Lister），他原来是一个石匠，1934年矿工暴动后到苏联，是列宁格勒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另一个叫冈萨雷斯（Valentin Gonzalez），人称“农夫”（El Campesino）。

这甚至被称为是一场意大利人对意大利人的战斗。

参战的国际纵队，是由意大利志愿者组成的加里波的营。这支队伍，在马德里和哈拉马的战斗中都战绩辉煌。加里波的营的志愿兵们，就在西班牙内战的这次最古怪的战斗中，和来自家乡的同胞面对面拼上了。加里波的营的意大利人，大多是受墨索里尼迫害的流亡者，他们痛恨墨索里尼，也特别勇敢，而另一方是意大利的正规军人。西班牙内战，其实是一次小型的国际战争，而这一仗，简直是西班牙内战中的一场意大利内战。

瓜达拉哈拉一战，共和派一方的军事指挥官仍是俄国人，因为共和派还找不到一个西班牙指挥官能够指挥这样规模的战役。3月12日，一队俄国坦克在巴甫洛夫将军带领下来到前线，共和派一方发起反攻。这是西班牙内战中为数不多的一次，俄国指挥官显示出压倒对手的力量。战斗在3月23日结束，支持佛朗哥的两千名意大利军人被歼，四千人受伤，三百人被俘。墨索里尼大失面子。据说，他暴跳如雷地发誓，不帮着佛朗哥取胜，意大利军队誓不离开西班牙。

共和派的防线还是没有动摇。至此，马德里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共和派成功保卫了马德里。尽管政府机关早已经转移到东海岸的瓦伦西亚，但是马德里仍然具有象征意义。

关于保卫马德里，海明威还写过一个剧本《第五纵队》。

“第五纵队”已经成了一个常用词，意思是社会中的某种暗藏的有组织的破坏力量。这个词一直沿用到今天，而它的起源就是西班牙内战中的马德里保卫战。

1936年10月，莫拉将军包围马德里的时候，新闻记者采访莫拉将军，问他说，在你的四个纵队中，你打算用哪个纵队去进攻呢？也许，莫拉将军是不想公布他的进攻方案，也许是他想故布疑阵、故弄玄虚，他一时兴起，回答说，我一个纵队都不用。我在马德里已经隐藏了第五纵队，他们会在最后一刻起义，拿下这个城市。

这番话，被后人称为是“不假思索随口发表”的评论，因为此后从没有出现任何证据来证实有这么个子虚乌有的第五纵队。在马德里战线后面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是马德里模范监狱。当时监狱里关押着五千多人，这些囚徒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有些是所谓政治犯，还有很多却不过是因为戴了领带和礼帽，那是“有钱人”的象征。莫拉将军此言一出，共和派一方马上传出谣言，说莫拉将军将突袭模范监狱，模范监狱的犯人就是他的第五纵队。马德里政府也想到，必须转移模范监狱的犯人。

马德里保卫战的宣传画

1936年11月6日至8日，几千名囚徒从模范监狱被拉出去，据说政府原来是打算将他们转移到瓦伦西亚去的。结果他们大多在市区街头或郊区被枪决了。杀人最多的地方是马德里郊区一个叫做Paracuellos del Jarama的小村庄。一个叫做马修斯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他本人倾向于共和派的观点，当时在马德里和政府上层有很多联系。根据他的回忆，他说他相信这是共产国际下的命令。当时的共产国际顾问、以凶残著称的意大利人维达里（Vittorio Vidali）亲自主持对一批批囚徒的甄别，由他判定哪个是必须马上拉出去枪毙的“第五纵队”。他自己也亲自动手。马修斯回忆说，海明威曾经亲口告诉他，维达里一下子杀人太多，以至于右手手指都被手枪扳机烫伤了。

当时马德里共产党负责保安工作的人，叫卡利约（Santiago Carrillo）。卡利约出生于社会党人的家庭，在共产党人圈子里被视为“政治奇才”。他早年追随父亲参加社会党，十九岁就成为社会党青年组织的书记，二十岁不到就因为组织罢工和暴动而坐牢。后来参加共产党，二十一岁就成为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总书记。内战打响，他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负责保安工作，年仅二十三岁。内战结束的时候，他是共产党领导层中最后一个撤离马德里的人。

这一屠杀事件，到底有多少人被杀，我们读到两种说法。同情左翼的人，比如《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说是两千人。另外的一种说法，比如2005年的西班牙英语报纸《西班牙先驱报》（The Spain Herald）的报道文章，说是五千人。也许是因为共产国际有人参与主持这场屠杀，在西班牙很多人认为，卡利约参与主持了这一屠杀事件。后来，卡利约在1960年接替“热情之花”成为流亡中的共产党总书记。他在佛朗哥死后的西班牙民主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直到2005年10月，马德里大学以卡利约在西班牙民主改革中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向他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还有人因为他的“马德里模范监狱屠杀事件”旧案，表示反对而到场抗议。

可是，卡利约本人也有他的说法。西班牙今天的国王胡安·卡洛斯的传记作家，曾经需要采访卡利约，相约着一起吃顿饭。可是，那大屠杀的传说使他感觉很不舒服。因此，在他们一见面的时候，他先向卡利约提出这个问题：那事你是干了吗？卡利约否认自己是“马德里模范监狱大屠杀”事件的责任人。他后来给了这位作家一份书面的解释。根据他的解释，是马德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一事件负有更大责任。

在今天的概念下，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这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应该做的，或者说可以原谅、能够理解的事情。甚至没有人愿意出来承担责任。“究竟是谁干的”，或许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了。能够知道的，只是内战初起，在马德里共和政府治下，监狱囚犯遭到了屠杀，几千人，再也没有回家。

在海明威的剧本《第五纵队》里，设计了一个“第五纵队”阶级敌人的谋杀阴谋，然后也提到了保安局随心所欲的拘捕和审讯。不过，在海明威的笔下，“同志们”这样做，是正面的、理所当然的。战争和政治风暴中，立场决定了一切，立场也掩盖了一切。跟着国际纵队来到西班牙内战战场的还有一些著名的作家、诗人、记者，其中有被誉为“第一个战地摄影记者”的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他是第一个把照相机的镜头带到战壕里，拍摄枪林弹雨里的士兵的人。从此以后，世界上所有战地记者，没有一个不知道卡帕，没有一个不以卡帕为典范。他的名言是：“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照片还不够好，那是因为你在战场上还不够靠前。”这话听起来简直有亡命之徒的气概，可是，真正打动我的是卡帕的另一句名言和他的宿命，他说：

卡帕和他的女友，不久他的女友死于西班牙内战

我们战地记者，手里攥着我们的赌注，这赌注就是我们的命。我们可以把赌注押在这匹马身上，或者押在那匹马身上，我们也可以把赌注放在口袋里。

卡帕报道了诺曼底登陆，是唯一一个拍摄到诺曼底海滩上盟军士兵在炮火中的镜头的人。他还报道了太平洋战争，报道了中国的抗日军民。1954年，他打算把“赌注”放回口袋里，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美国《生活周刊》的要求，答应跑最后一次报道，就在那一次，他踩上了埋在越南稻田里的地雷。

卡帕是和他的女友一起来到西班牙内战战场的，不久女友就死于炮火。卡帕后来的西班牙战地摄影，成为摄影史上的典范。卡帕有一句话，道出了当时所有来到西班牙的国际人士的处境，他说，你来到西班牙，就不可能不为自己选择一个立场，你要么是共和派的，要么就是佛朗哥派的，你再也不可能站在中间。

一位共和派战士中弹倒下的一瞬间（这是卡帕最有名的作品）

内战打响，以理性、良知和开明为自我要求的西班牙知识分子，就逃不了痛苦和屈辱的遭遇。在第二共和以前，“九八”一代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探索着西班牙强盛的道路。不管他们个人的观点是面向欧洲的“欧化派”，还是面向西班牙传统的“寻根派”，他们大多是在大学里，在书斋里，兢兢业业地展开所谓“西班牙启蒙运动”。内战中的左右两派激进分子，却都在诉诸于底层大众中非理性的情绪，在诉诸于仇恨，诉诸于人性中凶残的一面。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最好的结果只是有尊严地生存。

内战打起来，西班牙的多数优秀知识分子被陷在马德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支持共和政府的声明上签了字。签字者中包括“九八”一代最著名的思想家马德里大学哲学教授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名医生马拉尼翁、小说家阿亚拉、文学批评家皮德尔，等等。此后共和派一方的暴行，逼得这些人几乎是只要能走的，全都逃出了西班牙。一旦逃离西班牙，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声明谴责共和派。他们的逃亡，使得西班牙损失了最宝贵也最匮乏的自由民主思想资源，西班牙一时成为思想的贫瘠土地。

“九八”一代大多数已是老人，战乱起来，无可逃避地大难临头。

他们中有些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著名老诗人马查多一辈子不问政治，在佛朗哥派压力下仍然一如既往地表示支持共和，最后被迫流亡国外，死在法国一条铁路上的货车车厢里。

“九八”一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乌纳穆诺是萨拉曼加大学的希腊文教授。萨拉曼加（Salamanca）是离马德里不远的一个小城，那里的大学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学府。乌纳穆诺是个巴斯克人，但是一辈子用西班牙语写作和教书。他一辈子在寻找西班牙的灵魂，而在政治上一直是个反对派。在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时期，他反对专权，被迫流亡海外。第二共和成立后，他回到萨拉曼加，受到热烈的欢迎。他支持共和，但是一直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有一个“永恒的西班牙”，那是西班牙传统的根，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他批评共和政府的无能，痛恨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为这会毁掉个人的精神自主。他对所有政党都持批评态度。当佛朗哥起兵叛乱的时候，他看到佛朗哥派保护宗教，为此表示支持，因为他认为宗教是他的“永恒的西班牙”的一部分。可是当他看到德意士兵出现在萨拉曼加的时候，他立即愤怒地大叫起来。

在“九八”一代中，乌纳穆诺认为，西班牙的前途归根结底在西班牙自身，在于发扬西班牙灵魂的优越性。他说过，我们的缺点，或者别人所说的我们的缺点，实际上源于我们的真正的出色之处。他是主张发扬西班牙传统的“寻根派”，在内战初期的左右冲突中，他理应倾向右翼。可是，当他看到佛朗哥一派的群众穿着长枪党的蓝衬衣，伸出手臂模仿着法西斯敬礼的时候，他站出来抗议了。

佛朗哥起兵，萨拉曼加很快被佛朗哥一派占领。1936年10月12日，萨拉曼加大学举行大规模集会，佛朗哥夫人、右派的将军、长枪党员、学生和市民，很多人参加了集会。长枪党领着群众，行着法西斯的举手礼，呼叫着口号：死亡万岁！西班牙统一和自由！

右派的军人、民众

轮到乌纳穆诺讲话的时候，他开门见山地批评这种口号纯属胡说八道，明确表态支持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自治，最后甚至直接抨击在场的右翼将军。下面的长枪党们给激怒了，用更加狂热的口号来压倒他，叫着：打倒知识分子！死亡万岁！

乌纳穆诺面无惧色，面对狂热而暴怒的年轻人，说了这样一番话：

这里是智慧的神庙，我是这个神庙里的牧师。是你们，亵渎了这个神圣的地方。你们会赢的，因为你们有足够的暴力。但是你们无法让我信服。要让我信服，你们必须说服我。要说服我，你们需要讲道理、知好歹，可是你们不能。我想，规劝你们去多为西班牙着想，是没有用的。我的话完了。

此后，他被软禁在家。由于他在西班牙历史上的声望举世无双，右翼竟不敢把他抓到监狱里去。两个多月后，1936年的最后一天，这位七十二岁的老人，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在他挚爱的萨拉曼加，死于软禁中。他的死，标志着“九八”一代的西班牙启蒙时期，最终结束了。批判的武器，将要被武器的批判所掩埋。

就在僵持的1937年的春天，远在法国近邻的北方巴斯克地区，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

西班牙内战流行的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术，基本上还是阵地战，就是你挖一条战壕，我挖一条战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双方士兵对峙在战壕里。在马德里外围，就是这样僵持在那里。

正是循着这样的一次大战的思路，法国人当时挖着马其诺防线，那是一条豪华战壕。可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论战术是德国人更先进。他们的闪电战是轰炸先行，然后机械化部队快速占领。据说，希特勒有这个底气，就是因为大规模轰炸的效果，他已经在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试验”过了。可是，在马德里周围战役的轰炸，毕竟是战术行为。而在1937年春天，希特勒突然实施了一次看不出理由的、对和平城市的战略轰炸。

在马德里的时候，我们去了德·普拉多博物馆（Museo del Prado），却没能去索菲亚博物馆。本来心里只觉得可惜，后来听同行的一位朋友说，本来在马德里的朋友作了安排，让我们那天两个博物馆都逛一圈的。可是，我们在德·普拉多流连得太久，朋友们不忍心叫我们出来，结果就误了下一个博物馆的参观时间。这时候，顾不上可惜，只觉得对大家很抱歉了。

我想去索菲亚博物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格尔尼卡》被称作二十世纪最出名的一张画作大概一点不过分。它本来是在德·普拉多博物馆的，却在1992年，转到索菲亚博物馆去了。

格尔尼卡是巴斯克地区一个美丽的小城镇。

1937年4月26日，德国空军突然对格尔尼卡进行了大规模轰炸，几乎将这个小镇全部毁掉。虽然这段时间佛朗哥打算全力占领巴斯克地区，可是进展缓慢。问题是，这时小镇周围并没有战役，轰炸也就并没有战术上的必要性。德国军队轰炸这个小镇的意义似乎是象征性、威慑性的，因为格尔尼卡是古巴斯克地区的中心，是中世纪巴斯克的首都。

一名英国记者乔治·斯蒂尔当天晚上赶到格尔尼卡，根据他的采访，“除了许多五十磅和一百磅的炸弹，他们还投下了巨大的千磅重的鱼雷弹。格尔尼卡是个密集的小镇，大多数炸弹都击中了建筑物。”轰炸持续了三小时，有一千六百四十五人被杀死。

格尔尼卡轰炸之后

这次轰炸震惊了整个世界。这个小镇并非军事目标，事件还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采用空军大规模轰炸城镇，来摧毁一个地区平民的反抗意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战争的凶险增加，胜负悬于一线，残酷性也必然增加，类似这样的摧毁性轰炸，哪怕是在大城市，都不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可是，在西班牙内战中，说它怎么残暴都不过分。

我们在去西班牙之前，在我们的行程安排中，就有北方巴斯克地区的毕尔巴鄂（Bilbao）。吸引我们的，是那个著名的古根汉姆现代美术馆。可是，到了西班牙之后，第一次南下时间比较短，我们决定回巴塞罗那之后，再二下南方，时间就紧张起来。这样，从最南端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再去北方的话，就要花一整天时间，竖着穿过整个西班牙。最后，还要花一天返回东海岸的巴塞罗那。看一个现代建筑要花那么多时间，我们就开始有些犹豫。

就在我们已经买好了再下南方的火车票，将离开巴塞罗那之前，发现格尔尼卡就在毕尔巴鄂旁边。这一下，就没什么可犹豫的了。

没看到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看真的格尔尼卡城吧。

初秋，在南方的安达卢西亚根本感受不到什么秋天的凉意，依然暑气逼人。在北方，就已经有秋景了。被秋色装扮的格尔尼卡，现在想起来，仍然很令人动心。在一段街沿上，有大片大片苹果绿和亮黄色夹杂的树叶，地上还铺了厚厚的一层。小城在坡上，所以总是曲曲拐拐，特别有味道。每一个转弯，都是一幅小小的、很入画的景致。这个城市有很好的旅行中心，在那里我们拿了一摞简介，然后去了小小的博物馆。

战争中苦难的平民（卡帕摄）

这是我们看到的最精巧的小博物馆了。进去后，问清楚参观者的语种，分门别类地一组组进去，幸而参观者很少。我们马上就能进展馆。先要上楼，楼梯转弯的大片墙上，是一个很大的彩色玻璃画。上去后，那是一间小小的房间，就像格尔尼卡一个普通家庭的阁楼。它利用做得很好的高科技音像效果，让参观者如一个普通的格尔尼卡市民一样，亲身经历了1937年4月26日的大轰炸。出来之后，是安排得很紧凑的一个展览。从内战前的左右翼竞选，到今天的巴斯克地区的独立问题，历史变故一应俱全。

我们是站在格尔尼卡的大街上，和毕加索的名画相遇的。

毕加索1881年出生在西班牙的马拉加。十五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进了巴塞罗那美术学校——今天，在巴塞罗那的老城还有一个毕加索美术博物馆。然后，又转入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那个时候，巴黎无疑是欧洲最伟大的艺术中心。所以，不论是哪里出生的艺术家，只要是真把艺术当回事的，巴黎对他们都是一块巨大的磁石，自己会像是铁末子一样，身不由己地就被吸过去，毕加索也一样。再说，法国就是西班牙的近邻，他怎么可能不去巴黎。1900年10月，毕加索刚满十九岁就去了巴黎。

毕加索此后基本上是个巴黎人。即便是在纳粹占领巴黎时期，他也没有离开。在战后，他加入的共产党也是法国共产党。但是，他和洛尔加不同。洛尔加本质上是一个乡土诗人，西班牙语是洛尔加诗艺术的媒介，他离不开西班牙语，也离不开那片干旱的土地。而毕加索一辈子的作品有两万多件，风格多变，他早已经把自己融入巴黎。这样的“西班牙—巴黎”画家，数数有一大把，达利，米罗，都差不多是这样。

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在传统油画完全成熟之后，突然“决堤”。艺术家们热衷于形式创新，印象派野兽派已经不是稀罕的东西，艺术家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竞争传统油画的技艺、构图和营造的气氛。大家开始“玩”新的绘画形式和色彩。1937年这个时候，毕加索已经过了他的“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黑人时期”等等，玩立体主义也已经玩了很久了。这样的艺术思潮在红色俄国照样盛行。

在格尔尼卡大轰炸之后，西班牙共和政府付出巨额订金，要求在巴黎的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创作一幅画。这一细节让我觉得很是吃惊。这种时候，炮火连天，亏他们想得出来。我一直觉得，即便是同样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其间主事者的高下也是明显的。这种高下的一个衡量标准，是艺术破坏的程度和现代艺术被宽容的程度。二十世纪初，即便是苏俄都曾经大流行过立体主义，那么，它的国家总体艺术水准虽然在往下掉，毕竟还有立体主义的尖角在那里顶了一顶。于是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与此相连的竞争本能，还没有被破坏殆尽。我不得不服气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眼力，他们懂得什么是最好的、能触动欧洲和西方文明世界的宣传方式。

也许，这张共和政府出重金的绘画订单，也给右翼后来质疑轰炸埋下伏笔。也许是这次轰炸在当时国际反应太强烈，当时纳粹德国就不认账，说是格尔尼卡人自己用矿山炸药自己炸毁了小镇，而嫁祸于德国。直到今天，仍然有右翼历史学家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们的证据是，当时这个三平方公里的小镇被夷为平地，而巴斯克人视为圣地的一棵老橡树和旁边的市政厅，却安然无恙。他们认为，按照当时的空袭水平，不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只有地面爆破才可能。

毕加索是一个实验先锋，他手里有着种种可以表达的形式。他最初是以传统油画扎实的功力服人，然后玩起新花样，以叫人目不暇接的艺术创新服人。最后出名出到了不肯往字纸篓里扔一根线条的地步，因为他的每一根线条都值钱。

在巴黎常住的毕加索，这个时候，一颗西班牙灵魂突然苏醒。他展开大大的画布，高三米五、长七米八二的画布，也许，在他的脑海里，家乡突然出现，那站在高高山坡上的斗牛，那烈日炎炎下的乡亲，突然，灼烈的爆炸的强光闪耀，他没有听到声音，只看到被肢解的西班牙突然飞上天空，又纷纷陨落、落向无底的深渊。没有色彩，只有白色的光，黑色的地狱。那就是《格尔尼卡》。

可是，这不单是《格尔尼卡》，这也是西班牙内战。1938年1月28日，九架意大利飞机轰炸巴塞罗那，仅仅在一分钟的空袭中，就有一百五十名平民丧生。

毕加索说：“这画不是用来装饰殿堂的，它是一种对付战争、对敌人进行攻击和防卫的工具。”不管怎么说，《格尔尼卡》的效果是惊人的。一场对西班牙偏远小城镇的轰炸，可以在一天里是报纸的头条新闻，可以在短短几天里是人们议论关注的重大事件，不过那是1937年，欧洲和世界都有太多的大事在发生。和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可是，毕加索，他使得“格尔尼卡”永远不会过时。

画完这张画之后，毕加索再也没有回过他的故乡西班牙。人们说，毕加索是巴黎的、法国的、欧洲的。但有了《格尔尼卡》，他永远是属于西班牙的。

毕加索和他的《格尔尼卡》图画

格尔尼卡街头的《格尔尼卡》

毕加索这张画作一直保存在纽约的现代美术馆，因为佛朗哥不想让它回到西班牙。直到1981年，《格尔尼卡》才来到西班牙。《格尔尼卡》“回故乡”经历了很大争执。西班牙政府认为，《格尔尼卡》属于西班牙，应该回到首都马德里的博物馆。巴斯克地区却认为，理所当然要回到巴斯克地区。在争取独立的巴斯克人心中，格尔尼卡是他们的圣地，和西班牙没什么关系。《格尔尼卡》去马德里，就像去了巴黎一样。最后，胳膊拧不过大腿，《格尔尼卡》还是留在了马德里。

我们漫无目标地游走在格尔尼卡的街道上，没有思想准备，突然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相遇。它出现在一条小马路对面的墙上。当然，这是一幅临摹的副本，也不是画在油画布上。可是，这里不是马德里的美术馆，这是格尔尼卡街头的《格尔尼卡》，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相遇，更感觉奇异了。

我们在那里站着，默默地站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