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兵来了

马德里保卫战

托雷多要塞的围攻

艾尔·格雷可的画

西班牙黄金的下落

西班牙内战从1936年7月17日到1939年4月1日，打了近三年。

也有人说，本来不用打那么久的。

西班牙内战一开始是莫拉将军在西北起兵。驻扎在摩洛哥的佛朗哥将军，马上领兵响应。佛朗哥掌握着西班牙大多数经过正规训练的陆军，就是驻扎在摩洛哥的常规军和外籍兵团。当时这些部队在北非的摩洛哥，隔着大海，怎么过来就是一个问题。海军和空军都是效忠共和政府的。叛军需要外界的援助越过地中海的直布罗陀海峡。不能越过海峡的话，佛朗哥部队再精锐，也只能在非洲干瞪眼。所以莫拉和佛朗哥，都向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提出要求支持。

这时正是“二战”之前，德意都看好右翼的佛朗哥。尤其是德国，希特勒兴许正盘算着要在以后的战事中靠西班牙帮忙，当然希望是西班牙的右翼上台。于是希特勒决定帮助佛朗哥，墨索里尼也同意支援佛朗哥。德国派出轰炸机和运输机，在8月的头十天里，把佛朗哥手下的九千个摩尔士兵运过海峡，占领了塞维利亚。后来又持续不断运来大量摩尔士兵。

突然，塞维利亚大街上呼啦啦一片摩尔兵。当年基督教的所谓“光复运动”及圣费尔南多攻下摩尔人统治的塞维利亚，已是八百年前的事情。现在，佛朗哥起兵的一个诉求，也是说要恢复正在被左翼摧毁的西班牙基督教传统，可谓是现代版的“光复运动”吧。谁料想，八百年河东八百年河西，现代光复运动的战事，竟然由当年被赶走的摩尔兵充当主力。

或许是因为摩尔兵对杀戮和他们毫无干系的人特别下得了手，他们的凶残在西班牙内战中很有名。而他们的首领佛朗哥将军又是所谓的铁血类型。所以，只要是遇到曾经顽强抵抗、被强攻下来的城市，报复都非常残酷，几乎每一本历史书都会提到1936年8月14日在巴达霍斯（Badajoz）发生的惨案。摩尔兵把两千多个被俘的民兵、平民，有老有少，统统赶进斗牛场，用机枪屠杀。这是西班牙内战第一次大规模屠杀俘虏，此后，左右翼双方，都屡屡发生类似的事件，这是西班牙内战非常血腥的一面。

摩尔兵和他们杀害的民众

佛朗哥占领的塞维利亚、莫拉将军在北方占领的萨拉戈萨，这是战争一开始叛军得到的两大城市，其他城市都在共和政府手里。佛朗哥的两万摩尔军队从塞维利亚出发北上，在西面的葡萄牙边界附近和共和派激战。在占领这一带以后，佛朗哥的军队和莫拉的军队沿西面一线联结起来了。

佛朗哥的摩尔兵在内战开始后，一路北上，目标是直取首都马德里。整个西班牙内战，几乎可以称作是马德里保卫战，因为马德里是佛朗哥军队上岸之后要攻打的首要目标，也是整个内战最后攻陷的主要目标。把马德里打下来，内战也就宣布结束了。

从当年的选举分布图就可以看到，马德里是在右翼政治力量的包围中，照理，拔钉子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在1936年9月进军马德里的路上，佛朗哥突然转道南面，放弃了取胜的最佳机会而去攻打托雷多。那时他的军队距离马德里已经只有五十公里了。

这样做在战略上毫无意义，托雷多并没有挡住攻打马德里的路，通向马德里的道路已经扫清。佛朗哥的军队转道，是要赶去给托雷多的一个要塞解围。

托雷多在西班牙内战的一千四百年前，是西班牙的西哥特人的首都。在内战前将近四百年时，失去了它的首都地位，让位于马德里。没想到在它层层叠叠的历史积淀上，还要因为内战，再添上一层。

1936年7月，内战初起，托雷多的军事长官摩斯卡尔多上校（Jose Moscardo）宣布加入叛军一方。共和派的军队就打入了托雷多。摩斯卡尔多和他的一千七百六十名追随者，退入托雷多边缘的要塞，西班牙人把这个要塞叫做“阿尔卡扎”，也就是阿拉伯人以前对要塞的称呼。

这个要塞就是托雷多这个城市的缩影。考古的人在这里一定很开心。在罗马人的废墟之上，是西哥特人的废墟，然后是摩尔人的废墟，在这一切上面，就是今天的这个阿尔卡扎。它保留了一个阿拉伯的名字，今天的建筑形制，也受到阿拉伯建筑的影响。

当我们站在城外的山坡上时，觉得阿尔卡扎的建筑很抢眼，简直是鹤立鸡群的感觉。它规规整整四方的外形，四周一圈的建筑立面，是浅红石白相间的墙面，加一溜儿瓦红的屋顶，四个角落是四个石砌的高高塔楼，上面是很素净的四坡灰色屋顶，上面再抽出节节收分的尖顶，剑一般直刺天空。可是它一点没有霸气，倒是透着很典雅的时代气质。

那个时候，阿尔卡扎当然已经不是要塞，而成了一所步兵学校。这些退入要塞的人们，后来被右翼称为“摩斯卡尔多和英雄的步兵士官生”。其实，里面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士官生。在这一千六百人中，有八百个民卫队员和他们的家属，有一些军官，还有原来托雷多城里的右翼人士和家属，其中还有二百一十一个孩子。

远处的城堡就是内战期间被围困的阿尔卡扎

摩斯卡尔多领着大家退进去，可是他却来不及把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带进去。

这座要塞是托雷多的制高点，整个山城收头就收在这里。直到今天，我们看着它，还是有固若金汤、难攻易守的感觉。当时，要塞内部有用作游泳池的池塘提供水源，还蓄藏着一些面粉，还有一些步兵学校的马和骡子。要塞被共和派的军队团团围住后，大炮开始轰鸣，里面有五百个妇女和大约五十个儿童，被围期间还有两个婴儿出生。

变成废墟之后，摩斯卡尔多等人依仗着弹药充足，还在坚持抵抗。最后，共和派先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仅来人谈判，还派出牧师给废墟中的新生儿施洗礼，但是，摩斯卡尔多拒绝投降。共和派于是换了一手硬的。

1936年7月23日，托雷多民兵电话通知摩斯卡尔多，说他们抓住了他的儿子路易（Luis），如果摩斯卡尔多不投降，他们就要杀了路易。

父子在电话里通话，儿子说：爸爸，他们说要枪毙我。摩斯卡尔多对儿子说的是：把灵魂交给上帝，为了西班牙，死得像个男子汉。最后，父子在电话里相互道别。投降的限期是十分钟。几天后，摩斯卡尔多儿子被共和派枪毙。

8月29日，要塞大部分的北墙被毁。9月8日，共和派军队再次要求摩斯卡尔多投降。他拒绝了。共和派军队再次动用猛烈炮火，硝烟散去，阿尔卡扎还站在那里。接着，共和派的军队开始在阿尔卡扎下面挖地道，并且向外界宣布，他们将在9月18日从阿尔卡扎的底下引爆，这一天就是摩斯卡尔多们的末日了。因此，世界各地的记者都来到这里，等着发布共和派最终攻陷托雷多的消息。里面的人能够听到挖掘的声音，却由于花岗岩石块地基的阻挡，无法阻止地道的开掘。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顺着挖掘的线路，疏散地道上方的人。填满炸药的地道在9月18日早上六点半引爆，几十公里外的马德里，都能够听到那声爆炸的巨响。共和派随着爆炸之后进攻，却仍然攻不下来。这种挖隧道用炸药的做法，是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中维克斯堡围城战时的翻版。那次没有成功，这次也没有成功。

摩斯卡尔多在这个易守难攻的城堡里守了十个星期，直到佛朗哥派兵来解围。

托雷多要塞的包围战

一个星期之后的9月25日，佛朗哥的军队接近托雷多。两天之后，共和派的军队尝试了又一次的地道爆炸和进攻，进攻再次失败。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当天傍晚，赶来解围的佛朗哥的军队，把阿尔卡扎解救出来。在这段时间里，里面有九十二个士兵死亡，所有的妇女儿童，包括那两个在围攻期间生下来的孩子，全部活了下来。

作为要塞的阿尔卡扎，差不多沦为一片废墟。我们看过内战之前的阿尔卡扎的照片，以及这七十天围城之后，被炸剩下的废墟的照片，再对照了我们旅行带回来的照片。我们看到的这个阿尔卡扎，是日后按照原样，重新修复出来的了。围城之后，剩下的不到一半了。

在内战之后，佛朗哥政权修复了阿尔卡扎，把这里变成一个宣扬右翼英雄主义的纪念地。里面的指挥中心变成了博物馆。这几乎是所有凡两军对阵的胜利方，都会做的事情。那是一个非常容易玩的政治把戏。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在一定的精神刺激下，他会做到自己的极限，他会在某种信仰信念之下，发挥到极致，或者在群体效应之下，放大自己，使得自己借助群体的势头，使得精神的亢奋提到平日难以想象的地步。这种状态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比如会在战场上杀俘虏。可见，英雄行为也常常是某种气氛烘托下的结果。

假如是两军对阵，不论在哪一方，都有绝地反击的英雄，出于求生的欲望、信仰的力量，或者是同僚的激励，等等。反观这样的英雄，人们看到的是某种精神和信念在超越一切地起作用，使得人不再是常态中的人。而信念本身，可以在某些人看来是“正确的”、“错误的”、“荒诞的”，甚至在很多年以后，看上去是可笑的。可是在当时，“它”却会改变了人们在瞬间的行为。因此，有时候一个大的事件出来，例如侵略战争之后，人们会发现，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似乎遍地英雄。而社会回归常态之后，英雄们也回归本来面目。

长期以来，总有人将这样的事件作过度的政治转化。借对个人英雄行为的纪念，来证明自己一方的政治正确。殊不知对方也不乏英雄。人在瞬间如彗星般的焚毁，常常是生命的火柴撞上了黑暗的时代底板，它的悲剧性大于一切。

今天在托雷多的阿尔卡扎面前，有着一座内战纪念碑，它在纪念双方的死难者。在佛朗哥时代纪念英雄的摩斯卡尔多抵抗群体的时候，他们不会提到，在右翼军队前来解围之后，也有报复性的屠杀，他们甚至杀死了托雷多医院中来不及撤退的对方的伤员。内战本身是一场悲剧，对双方而言，不论胜负都是悲剧。我记得有人这样描述这场内战：它的每一颗炸弹，都是落在西班牙的土地上。今天的纪念碑，在白色浮雕的前面，是一座黑色的女子塑像，她高高地举起双手，交出手中的剑。

在托雷多，我们漫游在大街小巷。这个小小的、三面环水的山顶孤城，实在是太美了。把这里当作家乡的艾尔·格雷可（El Greco）画过《托雷多的风景和规划》。令人感叹的是，那四百多年前艾尔·格雷可看到的托雷多，居然和我们看到的那个，没有明显的差别。这个城市的法律规定，凡是新建筑，都必须按照十一世纪至十四世纪的式样建造。那窄窄的迷人的石板路，婉婉转转，手工艺小商店一家接一家。他们不是在应付旅人，他们是在认认真真地创作和生活。一把把中世纪式样的剑，是按照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工艺在做，一锤锤在火中敲打，哧哧地在水里淬火，耐心地慢慢渗碳，最后取出来，锃亮锃亮的，闪着中世纪的光。

我们在一家金银镶嵌的小店里待了很久，看着工匠如何把细如发丝的金线，镶嵌到盘子上预先刻好的凹槽里。非常精细的手工，小锤子当当当当地敲着，重不得也轻不得。我突然想起年轻时候让我感动的那篇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品质》。我们旅行很少买纪念品，总是随手带回一大堆明信片。这次，看到我们的朋友买了一个极精美的金银镶嵌的花卉，就跟着也花了二十五欧元，买了小小一方西班牙的金纹章。椭圆的边框略有一点不“正”，透着手工味道。里面是一只顶着有十字架金色冠冕的双头老鹰。在老鹰的正中，只有八分之一小指甲盖大的金丝盾形章，还规规整整划分四块，分别有四个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古老纹饰。

我被这样的小街牵引，一个人不知不觉走得很远。回过头来，找不到同伴。我来到主教堂面前，那里收着很贵的门票。我不知道同伴们在哪里，进去也不是，不进去也不是，就比比画画地对看教堂的人说，我找我的“阿米哥”。阿米哥是朋友的意思，那是我仅有的几个西班牙词，他笑笑，竟把我放进去了。我匆匆找了一圈出来，和看门人打了个招呼，他还是友好地笑笑。很快，找到同伴们，我们买了票进去，再次遇到看门人，赶紧再和他打个招呼，他像老朋友一样，朝我眨了眨眼睛。回头一看，那扇大门，真是漂亮极了。

托雷多的主教堂里有大量的名画收藏，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埃尔·格雷科的画。

埃尔·格雷科不仅不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追根溯源还算不上是西班牙人，他出生在希腊的一个小岛上。他在意大利学习绘画的时候改了现在的名字，在意大利语中，就是“希腊人”的意思。在来托雷多之前，他在威尼斯著名的提香画室，学习工作过整整六年，在1577年才来到托雷多。可是此后的三十七年里，他几乎一直在这里画着他的宗教画，直到1614年在这里去世。在托雷多还有埃尔·格雷科的故居博物馆。

埃尔·格雷科的画，是你看一眼就不会忘记的那种。因为，那里有太多他自己的特殊感受在其中。住在马德里的朋友对我们说，他经常去精神病院画速写。我相信，所有的人在某个程度上，精神都是处于一种特殊状态的。只是一些人在瞬间失控之后，他还能够找回自己，而有些人却是久久迷失，迷途难归。有很多人，他们的精神状态，使他们执著在某一个感应点上，他们的内心需要他们停留在那里。旁人感觉他们承担着难以理解的痛苦和损失，而对于他们来说，获得的是一种他人无可想象的精神收获、安慰，甚至是特殊的愉悦。那些持某种分寸之外执著的人，不论追求的是什么，眼睛里都会有埃尔·格雷科笔下的光芒。

埃尔·格雷科的色调是偏冷的，人物被他微微地“拔”了一下，有点长，有点变形。这点变形对他们的脸部表情特别重要。埃尔·格雷科在探索人的精神。他用他的画在颠覆所谓病态和非病态之间的差别。埃尔·格雷科在病态中看到人的执著，在执著中看到人的病态。有时候，在某一个氛围中，人们相互切断沟通的线索，相互在对方眼中看到异常。人的个体是如此，群体也是如此。在一个疯狂年代，判断一个人的归属，全看眼神。

回看埃尔·格雷科的《托雷多风景和规划》，他笔下的托雷多上空，不祥的乌云密布，不知道是不是正在预示着未来的战乱。

托雷多的孤堡抵抗和解围的故事，也通过右翼阵营迅速传遍全国。佛朗哥本人正是这个托雷多士官学校毕业的，因此，他下令军队弃马德里而为他的母校托雷多要塞解围，这样的故事在右翼一方的民众看来，有着很浓的人情味，这为他在军队里广泛赢得人心和声誉。

佛朗哥的军队转向托雷多为摩斯卡尔多解围，使马德里争取到更多时间。佛朗哥失去了攻入马德里的最佳时机。有些专家认为，假如不是托雷多，说不定佛朗哥能够一举攻下马德里，内战也就打不了三年了。1936年的成功“保卫马德里”，成为共和派在内战初期最鼓舞人心的胜利。从此，绵绵三年，马德里，成为共和派坚持下去的一个最大标志。

9月为托雷多解围后，马德里在10月底就被佛朗哥的军队包围了。从11月6日开始，马德里已经不再是真正的首都，左翼的共和政府决定离开。他们把马德里的权力交给一个国防委员会，政府就撤走了，转移到了东海岸瓦伦西亚（Valencia），后来又往北转移到巴塞罗那。

欢呼胜利（卡帕摄）

西班牙的政治和地区自治独立再次搅在一起。就在这段内战刚刚开始的日子里，在北部边境，莫拉将军于1936年9月4日达到法国边境线的西班牙城市伊龙（Irun），法国立即关闭了相对的边境口岸。西北最著名城市基督教圣地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投降。西班牙北部主要是巴斯克地区，一直在要求独立。内战一起，他们乘着战乱，宣布巴斯克自治政府成立。

而右翼的一个重要诉求是“统一的西班牙”。因此，尽管巴斯克地区在宗教上也是天主教，却因为左翼更宽容他们的独立诉求，因而几乎都倾向内战的左翼一边。和右翼的军队打得不亦乐乎。

我想，佛朗哥一定没有想到，中途绕个弯给托雷多解围，可能会给战局带来本质的扭转。假如他知道这一拐会影响立即打下马德里，根据佛朗哥的个人特质，大概不会因为“情义”而贻误他心中的挽救西班牙于危亡的大业。他会向摩斯卡尔多和困在阿尔卡扎里的人们，说出摩斯卡尔多对儿子说过的同样的话。

短短一段时间，马德里形状大变。从1561年开始，到内战的时候，马德里已经当了将近四百年的西班牙的首都。它的都市面貌，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马德里，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就是说，它已经是现代化之后的首都城市。可是就在内战之后短短的时间里，马德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德里民众，也在他们的信仰支持下，表现出和托雷多的摩斯卡尔多们一样的誓死抵抗的决心。

一名美国记者描述道：“十天之内马德里就发生了变化。浮华的建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临时建筑的防御工事！街道被拆毁，花岗岩被用于建造横跨在街道上和高大建筑物前的防御性围墙。大街的路面被掘起以阻挡坦克。”站在今天的马德里街头，很难想象当时的情景。

这样的变化不是阻挡佛朗哥立即进入马德里的关键，马德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军队。民众虽然热情高涨，却远没有右翼地区民众的团结，他们是四分五裂的，几乎从一开始就自相残杀。这个时候，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整合，需要有一个除了打佛朗哥，没有什么别的心思的力量。这样一个力量，就在佛朗哥的军队绕到托雷多去的时候出现了。那就是“国际纵队”。

马德里街垒前的共和派女战士（卡帕摄）

此时，“二战”还没有开始，欧洲上空却战云密布。纳粹德国和畸变后的法西斯，给全人类带来的威胁，已经可以清楚地被感受到。当时的世界局势，也不是今天在纪念着战胜法西斯六十周年的时候，人们简单地划分的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的民主阵营两大块。

而西班牙的左翼和右翼之争，有它特殊复杂的“西班牙情况”，更不是人们想象的民主制和法西斯的决战。

就算是万分简单地去划分，至少也要划出三大块来。以苏联为代表的那一块，无论如何可以说是别树一帜。要把苏联归到当时的“民主阵营”，实在是一个天大玩笑。这也是“二战”之后，纳粹法西斯一块消失之后，世界阵营马上又划分为两大块的原因。而在西班牙战场上，国际势力立即进入，主要是德意和苏联，也就是国际势力中的极左和极右。类似美国这样的国家，正是极左极右之外的第三块，他们对西班牙内战的哪一边都没有兴趣。

西班牙人今天回想起来，其实很惨。世界各地的人，在他们小小的国土上，进行国际势力和意识形态的战争对决，而每一颗炸弹，都是掉在西班牙的土地上。

战争一开始，马德里政府马上向苏联要求支援。斯大林还在考虑和纳粹德国可能的交易，比如说，瓜分波兰之类。另一方面，斯大林正在自己国家内部，进行政治大清洗。在这些方面，极左和极右呈现非常类似的面貌。如一个怪圈，从一个点向两极走，最终碰到一起。由于这样的原因，斯大林并不想出兵，在西班牙卷入太深。可是，在没有什么损失的情况下，斯大林的苏联和他所控制的第三国际，出于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当然愿意支持西班牙的“共和派”。不仅没有损失，还可以大大地赚一笔。斯大林的援助，是通过欧洲其他国家贸易办事处的方式，以第三国贸易的形式，向西班牙政府出售苏联武器，要求是：全部用黄金支付。在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政府方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西班牙作为一个国家，积攒的全部黄金都在他们手里。

西班牙内战的黄金故事，最令人难以置信。在内战开始的时候，西班牙是世界上第六大的黄金储备国。战争开始时，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财政部长是社会党的内格林。内格林在社会党内是接替“西班牙的列宁”卡巴耶罗的著名领袖。内格林本人是个万贯家产的富家子弟，在内战前，他的家族给马德里的大学捐了很多钱。根据今天看到的回忆，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质疑内格林的人品。他自己是个从了政的医生，是当时西班牙屈指可数的最出色医生之一。他对国家可谓忠心耿耿。当时，西班牙共和政府向国外购买武器装备是用黄金支付。战争初期，内格林接任总理。由他决定，西班牙国家银行中一半以上的黄金储备，在1936年10月22日至25日之间，由四艘苏联军舰护航，秘密运入了苏联的敖德萨港。一方面出于购买武器的方便，一方面有战乱期间委托代为保管的意思。这个时候，西班牙的共和派还没有见到一辆苏联生产的坦克或一架苏联飞机。

还有一小部分的西班牙银行黄金，存到了法国，在西班牙内战后，法国人还给了作为新政权的佛朗哥政权。而大部分的西班牙黄金，都通过内格林的手运到了苏联。这些黄金从此消失了，只剩下内格林手上的一张俄国人给的收据。

运到苏联的黄金，全部是一看就能辨别的金币。不久，苏联人就通知西班牙的共和政府，他们已经把这些金币熔成金条，居然还通知西班牙共和政府说，为此扣除了一笔熔化、制作金条的“手续费”。在这个时候，内格林可能也察觉事情有点不对，可是他和西班牙共和政府，已经没有任何挽救的办法了。

在西班牙内战开始的时候，内格林说，当时的西班牙国库有十亿美元的黄金和白银。我们看了各种资料，其中对送到苏联的黄金到底有多少，说法不同。有一点是肯定的，超过了一半的黄金储备，被送到了苏联。西班牙内战结束以后，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如著名女鼓动家“热情之花”、后来的总书记卡利约等都流亡苏联，而社会党人大多去了法国。这位内格林博士是社会党人，他去了法国。内格林博士是个明白人，他自己并不是一个腐败的人，更不是一个卖国的人。在这一事件中，应该是共和国在做出决定。内格林是财政部长接任总理的，是个决策参与者和执行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有任何个人私利在里面。可是内格林很清楚，西班牙的黄金，是通过他的手送出去的。

1954年，内格林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苏联政府应该把西班牙委托代为保管的黄金，算出账来，把剩余的黄金还给西班牙政府。可是，谁来给你算这笔账，怎么算，又怎么算得清呢？两年之后，内格林博士去世。临终之时，有几个人在场，其中包括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后来说，内格林临终嘱咐，苏联人交给西班牙共和政府的黄金收据，存在巴黎的一个保险柜里。在有机会的时候，这份收据要交还给西班牙政府，交给佛朗哥。没有人知道，是否有人执行了这个遗嘱。

退一步说，哪怕是收据到了佛朗哥手里，他也没有办法。直到佛朗哥死去，西班牙和苏联一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即便是有外交关系，又能怎么样？当时的苏联高级官员亚历山大·奥罗夫是运送西班牙黄金的亲历者，他在逃亡美国之后写出回忆说，当西班牙黄金到达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西班牙人再也休想看到他们的黄金，就像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