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蝴蝶》的故事

迪伯德神庙

马德里兵营被攻破

长枪党的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被处决

内战开始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打响。

西班牙从第二共和国以来，就有一种全民政治化倾向。民众高度关心政治，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不论左翼右翼，他们都要拼命协助自己一方夺取权力。有人通过正常的政治活动，也有人相信暴力和革命这样的极端手段。

这折射了民众内心的紧张。随着暴力的加剧，人们认为，假如自己一方失败，权力落到另一方手中，自己就不会有好果子吃。政治竞争变为生死存亡的斗争。现代社会里，人们平时的日常生活，社区里人们的日常关系，自然是错综复杂的。他们之间不仅仅是政治观点的异同，还有很多亲缘、朋友、同事的交往，有类似亲情、友谊这样的复杂感情。一旦政治挂帅，表态动武，人群就被分割开，推向两极。哪怕以前从没有在手上套个袖标的，这个时候也要找个“组织”加入。人们往往是会被时势裹挟的。

从大面上去看，这时西班牙人是散的，山头林立，满地都是群众组织。就像后来声势浩大的右翼组织长枪党，其实只是各地群众组织都用了同一个大名号，相互之间并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

就在我们这次从西班牙回来之后，偶然间看了一部叫做《蝴蝶》的西班牙电影，讲的就是这段时间的故事。它描写了一个西班牙乡村，有富人和穷人，有保守的村民，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乡村教师，有天真无邪的孩子，整一个风景优美、相对封闭的乡村小社会。它描写了外面的骚动渐渐影响到乡村的生活，最后突变的一刻到来。人与人，也就是村民与村民间的关系，突然成为一种敌对的、血腥的关系。这部片子是同情左翼的，因此，里面左翼的形象比较温和、开明、进步，是善良的和受迫害的，而那里的右翼和富人是霸道的，右翼村民的形象大多不是愚昧、就是凶狠。

这个电影很传神。它准确描绘了这样一个过程，一个普通的社区，如何在很短的时间里，因政治冲突而变得紧张、暴力；描绘了冲动激进的地方群众组织如何起来，变成一种血腥的恐怖势力；描绘了民众在复杂的、恐惧的情绪下如何压抑和隐藏自己，以求得生存。电影主角是个十来岁的天真男孩。他和教师——一个老人，有着长久的深厚感情。可是，在风暴席卷一切的时候，男孩在大人的引导下，突然陷入了非此即彼的敌我划分，追在抓走老师的那辆车后。也许是出于恐惧而要掩饰，也许是出于真心的仇恨和愤怒，他开始辱骂并向载着老人的车子扔石头。老人的表情是麻木的，随着车子晃动，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一瞬，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看到在两个相距遥远的地方，虽然民族性完全不同，却可以发生一样的事情。

我完全相信在西班牙的一些村庄里发生过这样的故事。在内战开始的初期，叛乱地区确有大量自称“长枪党”的群众组织一夜间起来，他们滥杀左翼和无辜者。

可是，这个故事也并不是西班牙内战故事的全部。它没有告诉人们的是，在左翼占上风的地区，也发生着完全相同的故事，只是双方的位置颠倒而已。

这种必须站队表态的情况也在军队发生。在内战开始的一瞬间，军队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发生的故事，惨烈不下于民间。

在马德里，有住在那里的朋友带领着我们。他久居此地，熟门熟路，但还是很费心思地带我们游览，为了能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看尽可能多的东西。我们也就信马由缰，完全松弛地在后面跟着。可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公园，记得我们只是碰巧路过而偶然进去的。

你不可能对它视而不见，见到了不可能无动于衷。那是在一个高坡上，在一片映着蓝天的长方形水池旁的一组视觉分量很重的、方正巨石砌成的古埃及建筑。好就好在是一组，有两重大门，后面是一个叫做德波（Templo de Debod）的神庙。那是公元二世纪的埃及神庙。

前面在塞哥维亚看到的罗马输水道，虽然说是“罗马”的，“原产地”却就在当地。所谓“罗马”，那是指时代和政治性质，是因为罗马帝国扩张到了西班牙。可这个埃及神庙，最初并不“产”在这里，而是在南埃及的尼罗河边。原物从六世纪开始，就颓败、废弃了。在现在这个神庙里，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在那里可以看到神庙在原址时废弃后坍塌了一半的照片。那几乎是一个废墟。可是可以想象，在夜晚，月色下残存的神庙，有尼罗河水在脚下流淌，仍然是何等地动人心魄。

它移建此地，是由于尼罗河的一场大变故，那个地区要建造阿斯旺水坝。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发起一个项目，抢救阿斯旺水坝建造后水库淹没区的考古遗址和古建筑。这座神庙和它前面的两座石门，就这样在1968年移居西班牙，“复原”在这个高坡上，1972年开始开放给公众参观。在这里，作为博物馆展品，这样的环境处理和展示方式，兴许已经无可挑剔。可是，壮虽壮哉，但哪怕是千年巨木，它却已是被连根拔起了。在尼罗河边它是历史，在这里，它只是文物。

古建筑修复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所谓修旧如旧。可是究竟旧到什么地步，对每一个修复个案，考虑还是不一样的。迪伯德神庙假如今天还是在尼罗河边，修复可能更多保留略为残破的状态，也就是更多保留它的历史沧桑。而在这里，今天这样基本修补完整的做法，兴许是更正确的选择。

埃及神庙的风格很特别，一是古埃及建筑在结构上还不用圆拱，形式就受到材料的局限，跨度大不起来。可是，古代埃及人对力度的表现让人佩服，方方正正的造型会显得单调，可是这个神庙的整体造型有恰如其分的收分，这个形象就坐得住了。不单是那神庙的几个精细雕琢的柱头和入口的处理，还有那边角和檐口精细的圆线勾勒，都让你服了古人。神庙是雄壮浑厚的，却不是粗糙的。

德波神庙

气势，更来自它不是建筑单体，而是一个群体。两个大门拉开，就有了铺垫的空间，就有了抑扬顿挫的节奏，神庙本身成了最后推出的高潮。水池在引入晚霞和滚动的浮云，它们也一样映照着埃及的天空。

在水池的一边，有一块小小说明牌，告诉人们现在这座神庙的原址曾经是一个叫做蒙塔那（Montana）的兵营。

从西班牙结束旅行回到家后，读着有关西班牙的书，蒙塔那军营的名字又跳了出来。“蒙塔那兵营”，总觉得这名字熟，突然想起，那就是我们去过的、有埃及神庙的那个公园。这才知道，那里竟发生过如此惊心动魄的故事。

1936年7月17日，莫拉将军和佛朗哥将军宣布起事之后，佛朗哥将军到电台有过一个演讲，解释他们起事的理由。他说，无政府主义和革命起义已经毁了这个国家。在这种状态下，宪法实践的目标被终止了。不论是自由还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都变得不再可能。地方分离主义在摧毁国家的统一。破坏社会秩序的人，正在有组织地伤害军队。军队再也不能袖手旁观，眼看着这些可耻的事情发生。这次起事，是为了把公正、平等、和平带回给西班牙。

这里大概有一部分是佛朗哥们的诉求，佛朗哥一贯是个强调要用铁腕来维持秩序的人，最看不得的是社会混乱的局面。可是，军人起事本身就是叛乱行为。假如不成功，他们怕是要成仁。所以，世界上大凡军事叛乱都是要大开杀戒的。而在佛朗哥的眼中，一向认为，只要最终目的是“恢复秩序”，过程中的杀戮只是必要的手段。这种对于“手段”的理解，西班牙左右翼的极端，看法大同小异。

起事一开始在隔海的摩洛哥，这是相当于殖民地的所谓西班牙“海外省”，然后迅速扩大到各地。当然不是每一个部队、每一个军官和军人都支持这一行动，因此起事一开始，先就是一场军队内部的厮杀。短短两三天，已经有效忠政府的将军被叛军杀死，也有起事的将军被共和政府一方枪决。

17日之前，局面已经非常混乱。几个大城市，早就是左翼工会组织的天下。相对来说，不论左右，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一本正经选出来的文官政府，比起民间组织来，都要温和得多。可是遇到这种大变故，马德里政府一时愣在那里，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们一度以为，这只是马上会被平息的暂时局部骚乱。然而面对极右翼的行动，最知道怎么应对的，倒是极左翼的群众，摩洛哥兵变的消息一传来，17日当天，马德里的工会组织马上开始给民众发枪。

在马德里，确实有军人在商量着跟随叛乱，要从蒙塔那兵营出发，占领马德里的中心地带。可是他们没有行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兵营里也有大量军官和士兵并不赞成这样的行动。但是工人们已经把整个兵营看作敌人，7月20日一早，一万名工人，还有一些军人、警察，也包括妇女和姑娘们，带着他们的五千支步枪和两门大炮奔着蒙塔那兵营去了。

工人们开始攻打，军队抵抗，打成了一个战役。这样的战事本来就是攻难于守，再说攻的一方基本上是平民，防守的则是职业军人，武器装备精良。因此，一开始进攻，工人们伤亡惨重。军人本来也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很多哪怕是右翼观点的军人，也并不同意武装叛乱。工人这一打，把敌我界限不是划在左右翼之间，而是把蒙塔那军营的全体军人都划进敌方，其中包括许多原本是效忠于政府的军人。

马德里蒙塔那兵营被攻破以后的共和派男女民兵

对这些军人来说，不管怎么说，有人拿着枪炮打上门来，只能守住，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只能自卫还击。只要他们下决心死守，在弹尽粮绝之前，要攻下来是很困难的。因此，外面的工人开始采用心理战，广播劝降，包括朗读政府在巴塞罗那诱捕的一名将军的讲话。这以后，兵营有一次打出白旗，表示投降。可是在准备受降的民兵接近的时候，里面机枪又扫射了。对于这一事故，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里面的“叛军”假投降；另一种说法是，在兵营内部，即便在战斗打响之后，他们仍然是分歧的。一部分原本效忠政府的左翼军人，希望能避免流血，主张投降，而其中的右翼军人，已经被视为叛乱者，他们即使投降也不会有生路，所以必定要打到底。正是内部的矛盾和犹豫、困惑，导致了这次出尔反尔的投降。也就是有人要降，有人要打，并不是同一拨人。

中午时分，进攻的一方终于攻破了兵营的大门。

蒙塔那兵营被攻克后的现场

兵营里，有一群年轻军官，围坐在一张会议桌四周，他们一个个站起来，走出房间，对着自己头部扣动手枪扳机，集体自杀。

民众冲进来之后，很多士兵被当场打死，其中包括十几个军官，一名主张叛乱的将军被逮捕，历时三个小时的进攻结束了。这些士兵并非弹尽粮绝，民众从兵营里抢出大量武器弹药，其中包括五万支步枪。这些武器，立即武装了马德里的民众。在巴塞罗那，类似的战斗也在发生，根据当时的报道，巴塞罗那的死亡人数在两三千之间。

对这些左翼民众来说，这不单是反叛乱反法西斯，更是长久以来在酝酿和期待的革命开始了。尤其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是他们实现理想的机会。今天，他们手里有了枪，马上从工厂主和地主手中夺下工厂和田庄，自己成为主人。政府已经无能为力。

我们是带着过去形成的模模糊糊的概念来到西班牙的。印象中，西班牙这场内战，一边是佛朗哥法西斯，另一边是共和派，顾名思义，也就是为共和国而战的民主战士。可是，在北方看了一次展览，看到内战前第二共和国的竞选广告和口号，方才明白，我们是被“名称”给蒙了。西班牙内战的两边并不那么简单。

民兵押解着军人俘虏

作为右翼的佛朗哥之所以能够吸引一半的民众，并不仅仅是因为民众的愚昧和对教会的盲从。佛朗哥在煽动他的那部分民众时，描绘的西班牙混乱失控现状并非虚构。当时左翼的工会和群众组织越来越壮大。他们在武装起来，囤积武器，等待着革命到来的那一刻。

极右翼决心叛乱的原因之一，是极左翼在准备武装革命。这也是马德里的左翼政府在佛朗哥宣布叛乱之后，很长时间犹豫不决的原因。民众要求政府发枪，可政府怎么敢？一发枪，就连共和政府也无法控制，暴力会蔓延，革命的群众组织会很快逐步取代政府。马德里政府夹在左右之间，都不知道哪一边更伤脑筋。

佛朗哥一方是军方起事，因此虽然他们自称民族派，却被对方称为叛乱者，更由于他们在国际上得到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支持，他们理所当然被称为是法西斯；另一方自称为忠诚派或共和派，也由于他们在国际上得到苏联、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也被对方称为赤党。

左翼一方拥有合法的共和国政府，因此他们理所当然能够打出保卫共和国的口号。虽然早在1933年，西班牙左翼工联主义的领导人就对《泰晤士报》的记者说，“我们一直在开展教育运动，正在组织工人苏维埃。到了关键时刻，工人必须首先到达现场并夺取权力。失去权力的话，我们将在几年内没有复兴的希望。……我们要把广大民众团结到民主旗帜之下——这一旗帜可以给他们带来希望，以便到时候，把政治社会运动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那里转到人民手中，因此我们组织了革命政务会。政务会在西班牙是个重要传统，到时候，它就可以转变成苏维埃”。

左翼中力量最强的社会党，它的领袖叫卡巴耶罗（Largo Caballero），被公认为是“西班牙的列宁”。他在群众集会的演讲中，从来就直言不讳，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目标。社会党的最终目标是掌握政权，以便实行自己的党纲，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改造西班牙。

“西班牙的列宁”卡巴耶罗

在历史上，西班牙经常有断断续续的内战，一向不怎么引人注意。过去两百年里，西班牙从来不是、后来也不是世界史上挂头牌的地方。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西班牙都没有参加。可是，这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是国际上左翼思潮的盛期，也是德意的极右翼最猖狂的时期。虽然西班牙是个很特别的国家，它有自己的特殊问题，可是国际上的左右翼极端派，都到这里来寻找自己的同盟军，都到这里小试牛刀，抒发自己的激情，虽然很可能抒发得文不对题。世界上最极端的左右两边，出枪出炮甚至出人帮忙，各国志愿军蜂拥而至，西班牙突然成了一个国际战场。

从共和政府和左翼民众之间的矛盾就可以看出，左翼本身也是分裂的。

从内战一开始，左翼自己也就打起来，明的暗的一直打到战争结束。从他们自相残杀的残酷来看，也很难相信他们如果革命成功，会实行真正民主的共和制。把“共和”、“民主”的名称太当真，其实很是害人。这也让后来的专权者学得很精，不管里面包裹的内容是什么，外面一定要有“共和”招牌、“民主”称呼。

国际纵队

在另一方，各路右翼本来有不同的诉求，长枪党却在整合右派中起了很大作用。长枪党的口号非常明确，就是“祖国，西班牙，信仰”，要求建立社会秩序，要求保护私有财产。他们反对的目标也很明确，反对极左翼政党，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他们同样诉诸底层民众。长枪党的典型服饰是蓝衬衫，就是表示自己是底层劳动者的意思。如同意大利法西斯最初的标志是一条红带子紧扎一捆木棍，上面加一把战斧，给人一种团结齐心战斗性这样的感觉，长枪党的标志是牛轭和一束箭，以显示它是代表农民的政治观念，和尚武的民族主义色彩。

长枪党的创始人何塞·安东尼奥（Jose Antonio Primo de Rivera），是第二共和以前，国王阿方索十三时代的西班牙实际掌权者，米格尔·安东尼奥（Miguel Primo de Rivera）将军的儿子。内战前夕，何塞·安东尼奥以非法拥有武器的罪名，被共和政府逮捕。内战一起来，他经草草审判之后，在1936年11月20日被共和政府枪毙，成为佛朗哥阵营的第一个民族烈士。

长枪党领袖被处决后右派抬着他尸体

佛朗哥是一个典型西班牙军人，却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因此在1937年，当他需要一个基层组织，需要一个有意识形态的政党时，他发现自己除了军队什么都没有。这时，长枪党是现成的。他于是接手长枪党，成为长枪党的领袖。

在长枪党的重大仪式点名时，第一个总是叫到何塞·安东尼奥的名字，长枪党们就会全体一起响应。他们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结构，右翼民众凑在一起，就可以宣布自己是一个长枪党组织。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起了整合的作用，因为它大旗一挥，把只要是差不多的右翼，都给囊括进来。

战争初期的右派叛乱民众

极右派对敌方残酷无情，虽然内部的政治观点也有分歧，可是在整个内战过程中，右派是在趋于基本的团结一致。兴许，这也是他们最后取得内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班牙共和政府，以“反法西斯”和“保卫共和”的口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激起了国际上众多国家和民众的声援支持，一些理想主义的青年，在共产国际的组织下，前往西班牙支援共和国。甚至，也影响到遥远的中国。在巴塞罗那，我们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年近九十的母亲，听到我们是在西班牙，在电话里唱起了年轻时唱的歌：

举起手榴弹，

投向杀人放火的佛朗哥。

起来！起来！

全西班牙的人民，

为了你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

快加入为和平而战的阵线。

起来！起来！

向卖国的走狗们，

作决死的斗争！

保卫马德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

那是……？我掰着手指数了数，啊，那是差不多七十年前的事情了，母亲唱着这支歌宣传抗日的时候，还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少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