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共和国

民众政治化和左右两翼的对立

阿斯图利阿斯暴动和黑色二年

长枪党成立

右翼议员卡尔沃·索特罗被杀

1931年，马德里的街头红旗飘扬。在世界共和潮流之中，西班牙又一次共和，这是它的第二共和国。

共和国的意思是：君主走了，国家是在宪法之下各方通过议会立法，一个行政首脑以及司法机构来管理这个国家。当一个君主在那里的时候，由于欧洲的传统，君主总有强化起来的可能，让人不放心。动荡的年代，不要说君主，任何在位者只要是社会处在失控状态下，都自然会有“强化权力”的念头暗暗升起。因此，民众常常看不到，共和其实并不保险。弄得不好，政府首脑和君主就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今天，有些人把“共和”二字看得很重，可能都太重了一点。在那个时代，不论法国还是西班牙，抑或欧洲其他国家，只要在君主立宪制中能够抑制君权，与共和制之间就没有太大的差别，一个虚位的君王，还可能从心理上起到协调的作用。

在西班牙，“共和”一词带着更为虚幻的假象。所谓“共和派”，涵盖着大量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极端组织。所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班牙，察看两边的温和派，他们的主张是接近的，一个主张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另一个主张无君主、共和形式的民主制。他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一个无实权的虚设君王。

可是，极端派更能影响民众，极端的左右两边拖走了几乎所有的民众。还在十九世纪末，巨大的社会潮流推动下，就有无数政治组织在那里，而且已经所谓“加入国际”，声势浩大。世界在“全球化”之前，早就“国际化”了。议会举足轻重，君主能起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

西班牙很早就“共和”过。那还是1873年。西班牙“第一共和”并没有引起什么太大震动，国王早就无足轻重，共不共和，只是一个形式。就像今天回顾法国历史，人们印象中，总觉得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之后，就算已经解决“共和”问题了，其实后面起起伏伏，今天的法国已是“第五共和国”，大革命之后还有过四次“共和”，当然间以种种其他形式的“非共和”政府。可是，哪怕是所谓王朝复辟，也没有人太当真，因为法国大革命之前路易王朝的盛期威风，再也不曾有过，也不会再有。绝对专制不再，“君主”被“立宪”死死盯住。

西班牙也一样，它的立宪转变是法国输出革命协同完成的。之后，君王想挟民众对法国革命的情绪反弹，重走王朝专制的回头路，也被“立宪”二字逼死。西班牙君主立宪的“君主”，越走越弱，弱到没有人当一回事的时候，几乎是糊里糊涂的就“共和”了。西班牙的第一共和国将近一年，时间很短。君主再归来，也没被看成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当家的是议会。在1901年的西班牙议会里，自由主义代表已经能促成决议，减少妇女儿童在周六的工作时间。

共和的民主制是否能维持，还要看国家的局面。比较理想的状态，是绝大多数民众认同一个基本的理念。他们对达到这个理念的具体方式可以有分歧。民主制就是通过选举，让试行不同方式的群体有机会实践。要是试试不行的话，赖在权力上也不行，民众有权选你下来，再换别的办法试试。理论上很通顺，可就怕遇到西班牙当时的局面，民众没有一个大家认同的基本理念。不是奔向共同目标的路径不同，而是目标本身不同，理念对立。

谈论西班牙的书，在后面必定要附一张长长的表格。那就是西班牙的各路英雄——那些政党们的缩写名称索引表。不是专门研究的专家根本记不住，实在太多了。可是要是归归类，好像也没有那么复杂，总的来说就是左翼和右翼。右翼有君主派，还有要求专制君王的“卡洛斯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左翼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听起来哪个国家都有左翼和右翼，可是在西班牙，却是逐渐在向两个极端走，两个极端有着完全分裂的观念。左翼偏向公有制，右翼偏向私有制；左翼比较能容忍地区自治，右翼要求一个“统一的西班牙”；天主教是左翼摒弃的对象，却是右翼生命的一部分。极端左翼有无政府倾向，右翼要求社会秩序。两翼一半对一半地分裂了民众。再说，那么多年来，大家习惯了用罢工、起义、暴动来说话，谁也没有耐性。

马德里大游行，举着各党领袖的巨幅画像

1931年的新国会第一次会议是7月14日举行的，很巧，那正是法国革命攻下巴士底狱的日子。新宪法包括给妇女选举权、政教分离、废除贵族封号。共和国政府着手广泛的社会改革，开始土地测量，准备土地改革。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这一届政府的改革，是要走向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其中包括要由国家来确定雇主应该给工人多少工资。同时宪法明文规定，不论是什么财产，只要社会有这个需求，就可以收归国有。这样的公有制倾向右翼当然不能接受。

这一措施在实施土地改革上，也遇到问题。农民虽从原来给地主打工，变成给国家打工，但弄不好一样失业。结果，不要说巴塞罗那的工人要信奉无政府主义，连南方安达卢西亚的农民，都在追随无政府主义。再说，并不是只有大地主才要求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私有财产制度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长。为政者或许应该想到，有这么长历史的制度，多多少少有它的一点道理。加泰罗尼亚右翼政党的口号，就是“小屋子，小院子”。

内战前后，西班牙农民生活非常贫苦

至于宗教，不要说和“人”与生俱来，更何况这还是在西班牙。君不见，在西班牙历史上，有哪场战争能离得了宗教。

今天的西班牙，人们对天主教热情不减。

在巴塞罗那附近，仍然有几个规模很大的修道院。我们去了其中的蒙塞拉。山形奇特，如圣徒云集。到了修道院才知道，这里的人们是把山峰看作圣徒化身，山峰一个一个，都有名有姓。

在南方的安达卢西亚，不论是塞维利亚，还是科尔多瓦，看着一个个教堂门口的公告，几乎天天晚上轮着在游行。我们晚上回来，天黑了，街上却总是一片无头无尾的烛火的队伍，管乐在牵动人心。管乐队里，一定有几个十来岁的少年。人们抬着装饰得美轮美奂的圣母塑像。每人手里一枝白色的蜡烛，粗粗长长的，卷着纸卷挡住流下的烛油。父亲把孩子高高地举过头顶，让孩子伸出的小手能触摸到圣母的基座。每个人眼里都在闪着异样的光芒。有时候，一个晚上有好几处游行。

今天的宗教回归了它内省的本原。烛火的队伍在流动，站在一旁，无缘由地，你会觉得感动。就连这样的感动，都不是一个行政命令能够中止的，更不要说宗教信仰本身。

可是，第二共和的内阁总理一上来，就在替所有的人做宗教选择。他说，“西班牙再也不信天主教了”。左翼宣布一些他们看上去是理所当然的政策。以前，西班牙的学校几乎全是教会学校，这些学校被强令解散。传统上天主教徒不离婚，现在政府宣布离婚合法。可这是右翼和众多笃信天主教信仰的民众绝对无法接受的政策。政教分离、教育的改革都是合理的，只是无可通融地过早一刀切，就可能是非常危险的。

西班牙不仅政治分裂，地区也在分离。西班牙在历史上就有地区问题。北部有巴斯克地区，巴斯克人的种族来源没有人讲得清楚。他们使用的巴斯克语也非常独特，这种语言到底是什么来源，和其他语言有什么渊源关系，也至今没有确定结论。东部的加泰罗尼亚，就是巴塞罗那所在的地区，使用卡塔兰语言。他们感觉自己和法国还更亲近一些。

这两个地区，从1860年开始工业迅速发展，出现大工业城市，成了西班牙最富裕的区域。他们并不把处于中部的卡斯蒂利亚、阿拉贡、拉曼却放在眼睛里。他们对马德里的中央政府缺乏认同。左翼共和政府最终答应了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实行自治。这么一来，西班牙其他各地区都蠢蠢欲动想自立门户，甚至南部的安达卢西亚也提出想实行自治。

右翼的基本要求“财产，信仰，祖国”，现在全都岌岌可危。真是乱——政治对立是一笔账，地区自治又是一笔账，还相互搅在一起。

西班牙人尚武，危机时刻军人干政被看作是一种传统。难怪那些承袭西班牙、葡萄牙传统的南美国家，也是动不动就军事政变。西班牙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当时却拥有庞大的军队，军官特多，六个当兵的就有一个军官。注册在案的有五百六十六个将军和二万二千个军官。这届政府的战争部长、后来的总理马奴埃尔·阿萨尼亚（Manuel Azania）看着庞大的军官集团，觉得实在危险。他认为，军队是“西班牙民间精神发展的主要制度性障碍”，就主张裁军。他答应军官全薪退休，将级军官减半。可是，军官们讨厌来自文官政府的干预。人们认为，阿萨尼亚的军事改革，在军官中植下了对左翼的抵触和反感。

战争初的共和国总统兼总理阿萨尼亚

那是一个动荡的西班牙共和国。

1932年8月，右翼的圣胡尔霍（Jose Sanjurjo）将军，因反对加泰罗尼亚自治，在南方暴动，被左翼政府镇压。1932年底的土地政策不见效，南方又有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的农民，占领村庄土地，宣布成立他们的自由共产主义公社，比政府还要左，结果也遭到镇压。

这届政府的时间很短，将近两年之后，第二次选举，左翼联合阵线瓦解，右翼联盟赢得胜利。

不管怎么说，他们完成了一次和平的政权交替。应该说，民主共和制似乎巩固有望。因此，在1933年开端的时候，西班牙人对前景似乎很乐观。可是，外面看着他们的人，却在摇头，认为那是一种“西班牙式”的乐观。一个如此复杂而不稳定的国家变数太多，有没有希望，要看具体演进。整个社会太脆弱了，很可能小小一个变故，就引发根本转向的大乱子。

假如社会大众和政治精英有个最底线的基本共识，那么左右两翼轮换上台，就只会是一些小的政策调整，改革只是小变动的渐进累积。今天成熟的民主国家都是这样，两大党在竞选的时候，都有很鲜明的立场，承诺很大、很有勇士的样子。可是真的上了台，立场就往中间靠，“改”的动作一般都变得很谨慎。最怕的就是当时的西班牙模式。执政者的改革理念，与在野者完全相悖。在野党派不是通过议会，而是用煽动民间暴动来说话，非逼得官方武力镇压，在民间种下更深的仇恨，如此周而复始。

1933年新年伊始，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劳联就暴动，攻打兵营。三天冲突，打死二十来人。暴力和总罢工扩大到各个城市。政府就戒严，宣布刑事犯一律由军事法庭审理。右翼政府释放了在前政府执政时期参加圣胡尔霍将军暴动的人，归还了被没收的土地。

1934年2月，马德里的左翼政党联合起来，实行总罢工。无政府主义在萨拉戈萨扔炸弹，导致政府抓人，抓人又导致罢工。政府开始收缴武器，在马德里的工会领袖那里就搜出三十八万发子弹。社会主义领导人号召全国城乡准备武器。已经自治的地区，主张分离的极端分子还不满足他们的自治权力，在9月10日放火把巴塞罗那的法院给烧了。

1933年10月，换上了新首相，在野的社会主义者号召总罢工。

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政府镇压成功。可是在阿斯图利阿斯（Asturias），社会主义者夺取了首府和主要港口，宣告成立共产主义政府，有着很激情的宣言：“同志们，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社会。我们将为创造这个新社会，付出血泪和悲哀的代价……有理想的战士们，高举起你们的枪来！……社会革命万岁！”兵工厂二十四小时开工，征兵委员会在号召所有十八岁到四十岁的男子当红军。在这个政府执政期间，有五十多座教堂被烧毁。

巴塞罗那左派民众造反

右翼政府宣布军管，再次调来了已经升任将军而驻防在摩洛哥的佛朗哥，他当时正在西班牙度假。佛朗哥和他要镇压的对手，完全是同样的思路，那就是，对方是“敌人”，对“敌人”不能手软。

这一次，不仅有西班牙军团，他还调来了北非殖民地的摩尔军团。这真是万分惊心的场面，自从1492年西班牙“光复”以来，这是摩尔兵第一次踏上西班牙的土地，在一个西班牙将军的指挥下，攻打西班牙人。

在整个进攻战中，有二百名政府一方的士兵和警卫队员阵亡。攻下来之后，是无节制的报复，有一千人被屠杀，三千人被捕，甚至包括前左翼政府的总理阿萨尼亚。西部阿斯图利阿斯的镇压殃及东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那儿的自治也因此被撤销。

相对来说，马德里右翼的文官政府，当然比佛朗哥将军要温和得多。可是，这和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也有关。在加泰罗尼亚的暴动被镇压之后，马德里政府赦免了领头军人们的死刑。作为文官政府，当然要竭力避免给对立一方过强的刺激，期待和解的可能。可是佛朗哥对此极为愤怒，对他来说，他是第一线的军人，每次平息叛乱都造成他手下的弟兄伤亡。佛朗哥认为，叛乱者不杀掉，放出去马上又要出乱子，那不是拿他手下军人的生命开玩笑吗？佛朗哥自己是个战场上浴血厮杀出来的人，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照他的说法，只是“死神没认出他来”。只要进入某种氛围，佛朗哥铁石心肠。他是主张用铁腕维持秩序的人。

1934年巴塞罗那左派起义被镇压以后，领袖们被逮捕

所谓的共和，是代议民主制，应该是街头的问题通过议会协商，立法解决。那必须是一个法治社会，没有严格法治，西班牙的“共和”就徒有虚名。

西班牙的右翼极端此后被称为“法西斯”，倒也不去说它，西班牙的左翼后来被称为“共和派”，却令人起疑，因为只有在左翼自己执政的时候，他们才大力主张“共和”，一旦在野，他们主张的和实践的往往都是革命，而不是走议会道路的“代议制”。每一次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理由是一回事，可是革命党是不是“共和派”，就是另一回事了。

双方理念对立，相互完全不认同。两年执政，右翼政府废除了前两年左翼政府的大部分改革立法，左翼为此将其称之为“黑色两年”。西班牙分裂的左翼，在右翼执政的威胁下，被迫联合组成“人民阵线”，参与了1936年竞选。

1936年2月的选举，左翼人民阵线和右翼民族阵线几乎旗鼓相当，很多地区只相差百分之一或二。最终左翼人民阵线险胜，组成政府。从选举版图上看选举，惊心动魄。沿海的外围一圈，都是左翼的势力范围，中间整一块是右翼版图。而左翼马德里，像个钉子一样，死死钉在右翼的版图正中。

欧洲正是激进思潮风云激荡的年代，西班牙处在世界大震荡的旋涡之中，两个距离西班牙遥远的国家，苏联和纳粹德国都在关注西班牙。

民众在向两极撕裂。二十世纪初种种思潮，流行的首要条件是能够“得民心”，也就是迎合民众的饥渴，让困苦生活的底层民众非常直观地感到，它提供的理想是解决困境的一条出路。这些思潮都面向底层。因此各种思潮都很容易流行，而且都在不断地变化和转换。有时候一不小心，就出来一个新的变种，活像无害的病毒突然变异而变得有害。

意大利著名的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就是来自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团主义的变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之前，连共产国际都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威胁。西班牙和意大利是两个气质相近的国家，面对四分五裂的西班牙，西班牙极右翼对墨索里尼整顿意大利的魄力、魅力和能力，一向有好感。

1933年西班牙成立了一个很小的群众组织，叫做长枪党（Falange）。不知为什么，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Falange被翻译成了长枪党，可是它原意和长枪没有关系，最初字面上的意思，是指古希腊人打仗时的方阵队列。西班牙人在战争中使用火枪以后，还是排成这样的队列，也叫Falange。简单起见，我们还是用约定俗成的叫法，把它叫做“长枪党”。西班牙的长枪党更像是右翼保守民众草根层的群众组织。他们没有什么理论，一些人凑在一起，只要志趣相投、赞同保守，说自己是长枪党，就是了。它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政党。

激进的主义们，都是以“底层利益”、“权力归民众”为号召，而且不管前面是什么，总是先承诺能马上兑现，因此很有煽动力。而温和保守主义、温和自由主义，无法承诺立即从树上给民众摘下果子来，民众当然不爱听。

谁知道历史在玩的什么把戏？总之，最无政府的工团主义，站出个魅力领袖，转个弯强调要众人团结一致，号召大家服从的时候，就变成法西斯主义了。信仰可能是宗教性的，也可以不是宗教性的，但信仰一定是遥远的。而团结、战斗、服从，这样的字眼却是响当当的。

回看西班牙，我们发现，对立着的双方常常有着许多相似性。连他们的宣传画都风格近似，如果不看文字内容，有时候都分不清，到底这是左翼在宣扬工农掌权，还是右翼在呼吁民族统一。

更多的地方在发生暴乱。中间派消失了，西班牙人不是左派就是右派。

左派阵营里，很多社会党人向左移，变成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左翼西班牙人。还有更为极端的左翼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也有他们的“国际组织”，工会声势浩大，极端左翼吸引了一半的西班牙人。

右翼长枪党处处仿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其实是工团主义的另一个变种。一开始长枪党根本不起眼，没有在选举中得到一个席位，谁知群众组织就是有突然蔓延的能力，曾几何时，它被极右派民众看作是最有吸引力的选择，突然就满地都是了。极端右翼吸引了另外一半西班牙人。

社会上左右民众的冲突，开始泛滥。

在这样的形势下，可以料想，即将上台的左翼政府，相比强调秩序的右翼政府，更难控制局面。

1936年选举结果出来后，右翼的政党领袖们要求他们的总理宣布全国戒严，不把政权交出去，以防止国家进入暴力的无政府状态。当时的佛朗哥将军是西班牙军队的总参谋长，虽然没有接到戒严令，他还是竭力主张全国戒严。遭到右翼政府的总理拒绝。

左边是1936年大选前右派的宣传画，右边是左派的宣传画

1936年2月19日，右翼政府服从选举结果，按程序交出权力，交给了左翼政府的阿萨尼亚。三天后，新政府就撤掉了佛朗哥的军队职务，把他派到遥远的加纳利群岛当军事总督。

失控的局面果然发生。

问题出在支持左翼政府当选的“自己人”这头，他们要求政府实行更左的政策，不满意就干脆自己动手。新上任的政府，很难下决心对推自己上台的民众严厉镇压。监狱发生暴乱，政府无能为力，居然未经议会批准，顺水推舟，干脆大赦暴乱的犯人，使得原来动荡的街头，平添一群罪犯。富人的私人财产被抢劫。在艾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土地被农民以哄抢的方式瓜分。之后，政府发布特殊公告，宣布认可了这次分田分地，这等于宣布这样的方式是合法的行为。

在这样的局面下，右翼民众纷纷成立长枪党的群众组织，开始以暴力对抗史称西班牙“红色恐怖”的袭击。这种右翼群众运动也同样失控。左翼政府上台仅仅四个月，据记载“有一百六十一座教堂被烧毁，死亡二百六十九人，一千二百八十七人受伤，二百一十三人被谋杀，总罢工一百一十三起，部分罢工二百二十八起，扔炸弹一百四十六起”。街头冲突暗杀不断。

与此同时，右派更生怕自己会被“合法地”收拾掉。他们看到，极左政府把右派斩尽杀绝的例子，在苏联活生生地上演过。不巧的是，苏联正是西班牙左翼政府的国际靠山，右翼岂肯坐以待毙。

1936年5月10日，新总统阿萨尼亚和新上任的总理奎罗都呼吁停止暴力，暴力却在全国持续。右翼开始呼吁军队出来重建秩序，“拯救西班牙”。这是西班牙人习惯的古老传统，就是在政府失效的时候，军队“有义务”出来“救国家于危亡”。

阿萨尼亚曾经警告双方，这是西班牙通过议会道路实现进步的最后机会，要求双方的极端组织，都不要有“超越议会”的举动。激情的群众却不理会、也不可能理解这个警告的分量。要踢掉议会的力量来自左右双方。

西班牙政府持续呼吁停止暴力，苏联和第三国际也开始以领导身份，指示西班牙共产党持温和态度。可是整个社会如此脆弱，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

就在这个紧张关头，一个突发事件彻底扭转了形势。一名左翼的下级军官被右翼分子暗杀，激起左翼的报复，导致作为右翼领袖的议员卡尔沃·索特罗（Jose Calvo Sotelo）被杀。

有关这名议员死去的细节，我至少看到两个版本。一种说法是，1936年7月13日凌晨4点，民卫队中的一些左翼队员决定报复。他们把卡尔沃·索特罗从床上拖起来，塞进汽车开走，他的尸体第二天在马德里附近的一个墓地里被发现。另一种说法是，他们冲到议员家中，他在搏斗中被打死。

卡尔沃·索特罗是君主派报纸ABC的一名记者，也是右派在国会的主要发言人。重要的不在于他是一个名人，而在于是一个议员。共和制必须通过代议制的议会来具体立法，以规范这个国家。议会是最重要的合法途径。对议员开杀戒，是对共和制本身的重大打击，也令右翼对通过正当的民主程序表达自己，变得完全没有信心。

事件发生后，议会本身剑拔弩张，眼看着暴力冲突可能在议会内部发生。为此，议会宣布休会一周。在卡尔沃·索特罗的葬礼上，引发了右翼民众声势浩大的送葬游行，结果警察向送葬队伍开枪，又当场打死两人。

三天以后的1936年7月17日，莫拉将军（Emilio Mola）和佛朗哥将军为首的军人，做了一个宣言（Pronuncia -miento），这是西班牙传统中的军人宣布接手政权的方式。

闻名世界的西班牙内战，打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