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入侵西班牙

戈雅画笔下的法西战争

雨果将军和他的儿子维克多·雨果

君主立宪

十九世纪末美西战争

西班牙跟在法国后面，慢了一拍。

一开始，西班牙在欧洲领着头地抗议革命后的法国砍去路易十六的脑袋。之后，似乎又不知深浅地和所谓国民公会的法国，整整打了两年。法军进入了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和巴塞罗那所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那是西班牙北部，并没有波及整个国家。

有人把西班牙最初对整个法国革命的抵触和战争，看作是上层宫廷的态度，路易十六毕竟是与西班牙宫廷同属波旁家族的表亲。可是，追随“法国化”的西班牙自由派，为什么没有鼓动西班牙民众，追随法国起来革命呢。

所谓法国化，只是欧洲近代化的法国版本。不管是否喜欢法国，西班牙和整个欧洲一样，有近代化的必然。这是西班牙的“法国化”、“自由派”，都不会轻易消失，相反会固执站在那里的原因。可是，冲在前面的法国，车轮发出刺耳的尖啸声急急转弯，急风暴雨的革命、社会失序和杀戮，直至恐怖时期的降临，震动了整个欧洲。岂止是西班牙，整个欧洲都因此给自己的近代化改革先踩了踩刹车。

十九世纪的第一次法西冲突，或许还不足以影响整个西班牙知识界对法国启蒙思潮的态度。可是在这样的法国榜样面前，西班牙自然要稍稍停下观望犹豫，不仅如此，西班牙人对“法国化”的看法，必定开始走向两极。毕竟上千年来，是上帝之手把西班牙和法国紧紧拉在一起。法国激进派对上帝的唾弃，甚至分裂了法国人自己，不要说有着更深的宗教情怀的西班牙人了。

短短几年，不要说法国本身政权已经再三动荡变更，而且新上台的革命之子拿破仑，已经傲慢地打算一手废了西班牙国王，一手把自己的兄弟送上西班牙王位了。拿破仑显然看不起土里土气在等着“法国化”的西班牙人。他完全可以快刀斩乱麻地帮助他们革新。可是，西班牙宫廷在拿破仑眼中或许“落后”、“土气”而“软弱”，却并不残暴，而且正在改革。也就是说，当时的西班牙宫廷，虽然父子相争出现危机，可是宫廷本身却并不和它的民众基础严重相悖。

法军浩浩荡荡开进了马德里。事后证明，这是拿破仑一个致命的错误。拿破仑，显然是小看了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究竟什么是西班牙人？我们来到这里，也很想琢磨出究竟什么是西班牙人的民族性格。不管我们在西班牙再怎么逛，遇到再多的西班牙人，也没有在那里真正地扎下来生活过。我们只有一点点体验。回来之后，也看了一些长期在西班牙居住的外国人对西班牙人的评论。觉得很有意思。

有人说，假如你去西班牙人的家，千万别说你喜欢什么，他马上就会抓起来作为礼物送给你；可你也千万别收下，他抓起来时就没打算你会当真。一个住在西班牙的英国人，把自己同胞和西班牙人的性格作了一个比较。他说，假如去看牙医，一个英国人在等候中会害怕和恐惧，而西班牙人会满不在乎，可在进去之后，英国人会默默忍受治牙的煎熬，而西班牙人会发出恐怖惨叫。有人不乏幽默地说，西班牙人除了对待异教和公牛之外，总的来说还是算得上很厚道。也有人说，西班牙人，你只要给他一个好天气，再往他手里塞一把吉他，他就总是对生活很满意，我想，大概还要加一个卡门。

在今天塞尔维亚的大街上，傍晚总是有一个打扮成卡门的姑娘，在老城区游荡，给游客平添幻想。梅里美的小说《卡门》的场景，照说就是塞尔维亚这个西班牙小城。卡门的热情、刚烈、见异思迁、凭光感和幻觉直扑目标的飞蛾性格，用来描画西班牙人，至少是有六分像了。可惜，拿破仑远不及梅里美了解西班牙人，直到拿破仑占领了西班牙，在提到他“治下”的西班牙农民时，才有一点点摸到了西班牙性格的门路，他抱怨说，这些人“宁可冒走私的危险，也不会愿意承受耕种的疲劳”。

那是在1808年5月2日，正当马德里的西班牙人起来反抗法军。

我们来到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太阳已经接近屋檐，只有最后一线光芒了。那天，我们是跟着一个住在马德里的朋友，他心中有数而我们完全漫无目的，在市里绕了一大圈，最后还去了马德里的马约尔广场和市政小广场。就这样游荡了一天。原以为这天的行程已经告终，朋友又领着我们来到这里。来这个广场，他是要给我们看看马德里市的象征，那是一头熊在摇动一棵树的青铜雕塑，他们把这棵树叫做草莓树。这又是一个游人必到的地方。除了这头熊，还有一个半圆形的地标，那是西班牙公路网的零公里中心。

马德里的标志雕塑

太阳门广场呈半圆形，中间有查理三世的塑像，因为这个广场是在他的时代形成。在此之前，这里是马德里最早的城市东大门，有卫兵的营房和城堡。城市在生长，城堡、营房都消失了，教堂站起来。后来，也许是战乱？教堂也消失了，变成一小片广场。如此又是二百五十年过去了，太阳门广场还在这里。

可是，我一进来，就有根本待不住的感觉。正是下班的繁忙时段，这里车水马龙、人声嘈杂、拥挤不堪。游人如一群猎人，将那头倒霉的熊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阳光一闪，突然就隐入楼房的背后，冷色的阴影立即像一张网，撒落在我们头上。我本能地开始往后退，退出对熊的包围。

环顾四周，不远处有一栋石面多层的楼房，镶嵌着一块块美丽的砖红。我还留恋着阳光的暖色，脚步不由自主地向那里移去，有一块砖红中嵌入了一幅精美的雕饰，那是一块纪念牌。

纪念牌是西班牙语。很幸运的是，细细辨认后里面有几个关键词还认识，能读出意思来。这就是1808年5月2日马德里对拿破仑军队反抗中牺牲者的纪念碑。这个乱哄哄的广场，就是著名的“五月之战”发生的地方。

太阳门广场上“五月之战”的纪念牌

这一次，法国神话在西班牙彻底破灭。拿破仑对西班牙王室的傲慢和入侵，几乎激怒了所有的西班牙人。1808年5月2日，照那有名的说法，是“整个西班牙都上了街”。马德里人和法国龙骑兵，就冲突在这个太阳门广场。天晓得，阴差阳错，马德里不仅没有跟着法国革命造自己国王的反，倒是提着铁棒、长矛，跟革命后的法国人干上了。

太阳门起义是老百姓挑战正规军，所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个悲剧。法军先是动用了大炮，平息之后，开始捕捉民众。第二天的5月3日，三十名被法军抓住的西班牙人被带到这里，一批接一批地枪杀了。就在这个广场的九号住宅内，一个西班牙最著名的画家目睹了这场可怖的屠杀。他的感受，我们今天还可以从他留下的《五月之战》中看到。他就是戈雅。这场战争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戈雅。1810年后，擅长大幅油画的戈雅，难以抑制地开始用小幅素描表达自己对人性的困惑。一张又一张，画了整整八十五张。八十五张素描全部是战争的残酷景象，或者说，是“人”在“领取”了战争发出的“特殊许可”之后，充分表达的兽性。戈雅把这些素描刻印出来，却不敢公开出版，只是将这些画给了儿子，素描集的题名是“西班牙和波拿巴血腥战争之致命后果及幻想”。

戈雅是个出名的宫廷画家。十八世纪西班牙王宫中的许多王公贵族乃至年幼的公主、供取乐的侏儒，都因为上了戈雅的画布而流芳于世。晚年的戈雅突然画风大变，那是漫漫无尽头的内心的黑夜，有鬼魅的眼睛一闪一亮，却没有一点希望的曙光。当时的人们甚至指责他在晚年被邪恶的撒旦巫师虏获。可是，看到他的战争悲剧素描系列，我相信那只是一种绝望。法西战争中传达的人性恶，始终惊扰着戈雅的最后岁月。当初在宫廷中出足风头的戈雅，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只有当他进入晚年，他已经不需要再取悦宫廷和大众，画布上只有他内在的探索和苦苦挣扎的时候，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出现了。他把对人性的思考和失望以独特的浓重笔触表达出来，这使他超凡脱俗，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画家中别具一格——尽管这个时候，戈雅已经完全不在乎声名了。他的晚期作品，是我们今天在马德里美术馆看到的最震撼人心的收藏。

马德里的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西班牙的抵抗却全面爆发，民族自尊心空前高涨。这一次法西战争并没有什么像像样样的正规军方阵对峙。法军也很快就占领了大半西班牙，从最北方的比利牛斯山，长驱直入最南端的安达卢西亚。美丽的科尔多瓦被法军洗劫一空。在格拉那达，华盛顿·欧文住过的阿尔汉布拉宫里，满满的都是拿破仑的士兵。他们在里面遍寻摩尔人留下的珍宝不着，恼怒之下还用炸药炸塌了几堵厚墙，也许是怀疑里面有夹层，夹层里有暗藏的宝藏。

法军占据西班牙却没有征服西班牙。游击队四起，那是西班牙人从罗马时代就发明的战术，西方语言里，“游击战”这个词，就来自西班牙语。西班牙的崇山峻岭是游击战的天然舞台。拿破仑的将军们居然一次次地失利。拿破仑一怒之下把失败的将军投入大牢，自己亲自出马，领精兵二十万强攻马德里。马德里打下来之后，拿破仑把自己的兄长约瑟夫立为西班牙国王。西班牙虽有了约瑟夫·波拿巴的统治，反抗并没有因此停止。法国统治西班牙五年，也整整打了五年。

法军自然也有强将，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就是雨果将军。法国本土也有抵抗革命的游击队，雨果将军有着长期与法国游击队征战的经验。因此在西班牙他战绩突出，曾把投降的西班牙游击队首领送上绞架。将军驻守西班牙期间，接来了家眷。他一个十九岁的儿子，跟着母亲和两个兄弟，乘坐包裹着“装甲”的马车，由军人护送，穿越了半个西班牙。他穿过我们也同样穿过的塞哥维亚罗马水道，经过我们也造访过的艾斯科里亚宫，最后来到我们眼前的这个马德里，来到这座戈雅在生活和痛苦着的城市。

这个法国年轻人也一定曾经在这太阳门广场散步，在戈雅的窗下走过。也许有人指着那扇窗户告诉过他，这里住着一个著名的画家。可是，他一定不知道戈雅的心情。这场他父亲的战争，还有异域的生活，使他变得更为敏感。很多年后，这个曾经入侵西班牙的法国革命将军的儿子维克多·雨果，在书中以他独特的简洁描绘革命和战争。在《九三年》中，他描写了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女人，她的丈夫在法国革命的战争中死了。共和国的士兵和女人有如下对话：

“谁杀死他的？”

“我不知道。”

“怎么？你不知道谁杀死了你的丈夫？”

“不知道。”

“是蓝军，还是白军？”

“是一颗子弹。”

马德里博物馆中的戈雅晚期油画

马德里博物馆中的戈雅画作《五月之战》

对国家、革命和战争来说，你站在哪一边是重要的，对这个女人来说，子弹没有颜色、没有立场。

西班牙画家戈雅，以冲不破的厚重，撕开战争的幕布，直接袒露人性的黑暗；而法国作家雨果以最素净的白描，诉说人性的挣扎和他们在战争面前的无奈。

在法国，近代化转折的起始，和革命、暴乱和恐怖纠葛在一起。这样的局面，在当时导致法国政局的反复和动荡，在后来导致人们对这段历史的重大分歧。赞同者指点“平等自由博爱”的旗帜，而反对者则揭开飘扬的旗帜，让人们看到后面也流淌着无辜者的鲜血。到了西班牙这里，发生的故事叫人更是百倍地困惑。西班牙近代化转折的开端，竟然是外国统治者的一场侵略战争来发动的。

马德里起义将近两个月后的1808年6月至7月间，是约瑟夫·波拿巴给了西班牙第一部标志近代化、却也是类似法国附庸国的宪法。这部宪法当然没有交给西班牙民众投票通过，而是由九十几名所谓自由主义者通过的。那些被“启蒙”、曾经赞成西班牙“法国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现在大多数只能先放下他们合理的追求，保家卫国。剩余的那些从理念出发的书呆子，坚持认同拿破仑对西班牙进行改革的人，被同胞看成“约瑟夫分子”、“亲法分子”，“西奸”当然一点也不奇怪。一系列改革措施随之进行。已经在法国称帝的拿破仑，下令关闭了三分之二的西班牙修道院。他的兄长、西班牙的新国王约瑟夫·波拿巴关闭了其余的三分之一。入侵的法国统治者替你立宪，西班牙原来的改革派，是赞同好还是反对好？在历史对他们开的玩笑面前，他们张大了嘴巴，却说不出话来。

理直气壮地争取到了最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是西班牙的传统保守力量。“西班牙，自由，上帝，国王”比任何时候都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五年之后，拿破仑被迫把西班牙交还给了西班牙人。1813年4月，约瑟夫·波拿巴在离开西班牙之后，再也没有回到他统治了五年的异国土地。他的弟弟法王拿破仑说：“西班牙表现为一个重视荣誉的整体，我无话可说，只能承认，他们赢了。”

不仅仅是荣誉，拿破仑只说对了一半，还有信仰。今天人们评判近代西班牙的保守民众，常常是贬抑的，那就是拿破仑当年的看法，以为西班牙民众是落后愚昧和土气的。可是，在古代向近代转折的历史关口，与人类始终共存的一个精神核心，是需要非常小心对待的，那就是宗教。改革世俗社会的宗教组织是一回事情，而藐视人的信仰，那是另一回事。

一些非常有悟性的法国人，慢慢明白过来。在法国统治时期，长期生活在马德里的法国军官罗卡在《回忆录》中说，法国人在战场上的胜利，并不能使得西班牙人屈服，因为法国试图在打击的，“是所有的人，每一个人的灵魂，而这样的目标，是炮弹刺刀不可能击中的”。法国将军拉内，在强行攻下西班牙重要城池萨拉戈萨之后，他所看到的场面使他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他留给后人的话是，“攻击人们的信仰，那实在是一个错误”。把信仰等同于愚昧，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在传统社会改革中，要小心翼翼对待的，又岂止一个宗教。

没有一个人像戈雅那样，懂得西班牙在这五年中真正受到的伤害。历史书记载说，在这五年中，有五十万法国人死在西班牙，没有人告诉我们，死亡的西班牙人有多少。戈雅的战争悲剧系列，细节写实地罗列了这场战争释放的兽性。而残酷是双方的，法军烧杀奸淫和抢劫，西班牙人也酷刑折磨和大批屠杀法军俘虏。

戈雅塑像

那是埋在西班牙干旱的土地里的一颗危险的种子。

一方面，法国人五年的君主立宪的统治，是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体制的延伸。五年下来，异族迫使西班牙完成的制度变革，几乎成了习惯事实。另一方面，在体制改革上，法国人也小看了西班牙人的智慧。本来，西班牙的体制改革也已经走得很远。法国人统治期间，始终有一个流亡政府，它的核心已经不是国王，而是由议会选出的内阁。那些西班牙智者们一边在和法国人作战，一边却冷静地看到，所谓“法国化”的内核，是体制“近代化”的必然。所以，一边和法国人打得你死我活，一边却在战争中召集议会，一批西班牙的法学家制定了西班牙人自己的第一部宪法：一八一二年宪法。

这也是一部君主立宪的宪法，在确认世袭君位的同时，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有间接普选制和保障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的条款。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这是当时欧洲最进步的一部宪法。可是，宪法对于宗教的条款，又是保守的。它没有宗教自由，而是确立了天主教为国教。但是，它规定撤销宗教法庭，没收宗教法庭的财产。

因此，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这部进步和保守相交的宪法，是日后西班牙两极分裂的起因。而事实上，我想它只是反映了西班牙的“现状”。要知道，那时天主教士和教徒们正在反侵略的战场上充当主力呢。

事实上，法国人伴随侵略和种族蔑视一起推行的改革，是一种极端，它使得西班牙人一提起“法国化”就感到厌恶。法国人在粗暴反宗教的同时，又在西班牙战场上表现出来的残酷和邪恶，才使得西班牙本来温和的保守派中，推出极端的一支，而且拥有大批追随者。当时居住在西班牙的法国人发现，这场战争逼出的西班牙人的爱国热情是宗教性的，并且是“古代”的。这也使得保守的极端派有了一种历史幻觉，认为维持“古代”，是可能的。

非常不幸的是，在观点分歧的双方中，只要有一支出现极端派，另一支必定也会分裂出他们的极端派。而通常的规律是，两边的温和派都不可能掌控局面，大幅震荡必然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展开，不走到绝路不会回头。更糟的是，西班牙人在整整五年的法西战争中已经习惯了残酷。

法国人被赶走了，可是接下来的西班牙故事，是法国故事慢一拍的翻版。改革过程中走极端的刺激，引出了国内的反弹和左右极端的震荡。在法国，极端保守派的反弹，来自法国大革命对旧有传统的极端藐视。西班牙的类似反弹，却来自一场法国革命军的侵略。在这里，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和宗教热情叠加，响应的人数更多、更热烈。

因此，法国人一走，西班牙内战就已经拉开序幕。

十九世纪的法国，就是在共和、称帝、公社、复辟之间不停地倒来倒去，街巷鏖战不止。而西班牙呢，也几乎循着同样的节奏，从法国人离开到1870年伊莎贝尔二世退位的五十几年里，“换了三代王朝，发生了五次武装暴动，制定过五部宪法并更换过十届内阁”。极端保守和极端革命派轮换着镇压对方。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法国的复辟时期，法国的复辟王朝竟然担心西班牙的革命派倒过来影响法国，因此再次出兵西班牙。这次，法军是援助西班牙的保守派，受到西班牙人的热烈欢迎。以前的西班牙“亲法派”，却在法军追击下狼狈逃窜。

和法国在国内战争中表现的残酷一样，西班牙人把在法西战争中释放的兽性，毫不收敛地就用在内斗内战中。极端保守的君王，抓住革命党残酷处死。“进步分子”得势，也就烧毁修道院、屠杀修士，行刑队枪声不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温和派自然都不可能长久。只要是有一点头脑都不难看出，大的社会变革中，最理想的模式是双方的温和派的结合。可是，最后总是事与愿违。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岁月，欧洲逐渐工业化。不知不觉中，二十世纪悄然来到。西班牙却在荒唐的混乱中虚掷时光。干旱的田野里，大庄园主和农民的关系还没有解决，城市中工业带来的劳资问题已经接上。迷人的古代，动乱的近代，在不可阻挡地远去，对西班牙来说，它的标志就是殖民地在纷纷独立。西班牙还沉浸在一百年前的迷梦中，遥望美洲，总觉得“海上无敌”，似霸主余威尚在，而美国，一定还只是个乡巴佬的国家。

可是，一场发生在古巴的美西战争，使得西班牙彻底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