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古老的科尔多瓦

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的出生地

基督教和异教

罗马人和哥特人

哲学家塞内加在西班牙出生的四年之后,公元纪年开始了,也就是说,基督诞生了。

我突然觉得,塞内加,这个最早的西班牙著名哲学家的一生,几乎就是在印证和解释,为什么基督教会在西班牙突然盛行。

历史学家们认为,作为后期斯多噶主义代表的塞内加,对西班牙民族性格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在那个时代,他已经提出“藐视财富,崇尚人类自由,弃绝此世物质享受,视死如归”,等等。可是,写着《论心灵的安宁》的塞内加,心灵却一刻也无法宁静。他的哲学、“道理”都是理智的产物,他自己却是一个活生生充满弱点和欲望的人。

塞内加出生在科尔多瓦。科尔多瓦,回想塞内加出生地的科尔多瓦,炽烈的太阳仿佛还在我们上空熊熊燃烧。

今天的这一大片地区,就是著名的安达卢西亚。在西班牙牛头形状的地图上,它就在最南端牛嘴以下。去科尔多瓦,已经是我们回到巴塞罗那之后的第二次南下了。我们从巴塞罗那坐夜车,在清晨赶到塞维利亚,两天后,从塞维利亚来到这里。

在科尔多瓦住了三天,每日转悠在老城的大街小巷之中。郊外的坡上,如西班牙人一般漫漫散散的橄榄树,飘洒着细细碎碎的银灰色枝叶,抵挡着干渴,点缀着顽石偶露的黄色山冈,一路攀缘、一路退让,直至迷失在遥远的天际边,变为众神脚下柔和的莽莽荒原。

今天,人们有时会误以为科尔多瓦全部是摩尔人造就的,其实远在古罗马时期,那已经是一个辉煌的文化中心。只是西班牙的古罗马文明,大多就像古罗马本身一样,被中世纪谋杀了。就连塞哥维亚的那个古罗马输水道,摩尔人来了以后,都莫名其妙地拆去了整整三十六孔一大段。要是他们拆得更卖力一点,我们今天或许就会怀疑,那个古罗马文明,它当真在西班牙存在过吗?

建筑物,是文明的证据。人们还有一种保存文明证据的方式,那就是文字。有了塞内加以后,古罗马的科尔多瓦,就真实起来,因为塞内加用文字留下了自己的存在。

塞内加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是他很早就被带到罗马去了。他父亲老塞内加是罗马著名的修辞学学者,在今天的《大英百科词典》里就排在他旁边。塞内加此后文章优美的修辞,人们至少把它部分地归功于父亲的熏陶。塞内加是罗马著名的哲学家,也是著名的哲学派别,即后期斯多噶主义的代表人物。今天人们回看塞内加,不得不承认,著有《道德论文集》和《道德通信录》的这个科尔多瓦人,最漂亮地阐述了斯多噶哲学的理论,而他的生命实践,却给他的论述加上了最令人困惑的脚注。


塞内加塑像

在塞内加生活的时代本身,社会奢靡而混乱,上层自然更加变本加厉,可是,这一时期却被后人称为是拉丁文学的“白银时代”。同时哲学也在充分发展。人总是会以为,为所欲为会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和幸福。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或许是斯多噶学派的哲学反而在这个年代得到发展的原因。哲学家被混乱的政治赶进书斋,又在书斋里,试图为“人”之无节制而并不快乐的生活理出头绪来。他们试图在理性的哲学框架下,建立起人的道德自信,因而强调人类尊严、家庭价值、社会秩序,强调道德价值、责任、义务、公正和理智。这一切,正是哲学家们眼中的罗马正在全然迷失的东西。

可是,思辨的推理和完美的哲学诠释是一回事,可在现实中,理性常常显得如此脆弱,根本无法抵御惊涛骇浪般的生活浊流,也无法约束人无可抑制地在涌动着的欲望。

塞内加出生在公元前4年,在公元31年,也就是他四十五岁的那年,开始参与罗马的政治活动,混迹于罗马上层。在混乱年代,这是一件凶险的事情,敢于在旋涡中随波逐浪者,很难清醒。十年后,塞内加虽然成为一个鹤立鸡群的百万富翁,可在充满阴谋、专断的宫廷里,生命却没有保障。一次,他因为一篇常规的悼文,险些被处死;不久,又被控与皇帝的侄女有染,在元老院被判处死刑。最后,是皇帝克劳狄一世把死刑改为流放科西嘉岛。

在科西嘉岛,塞内加度过了漫漫七年。他希望以斯多噶哲学中的坚忍来应付生活中的不幸,却难以做到。最终,他精神崩溃,屈辱地给皇帝的秘书写信求情,却没有结果。这是塞内加开始创作悲剧的起因。人们认为,塞内加的悲剧是后来法国的戏剧先驱高乃依和拉辛的楷模,甚至还是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范本。

七年后,皇帝克劳狄一世娶了自己的另一个侄女阿格莉庇娜,收养了她前夫的儿子尼禄,就是后来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尼禄皇帝。正是为了年幼的尼禄需要教师,在皇后阿格莉庇娜的努力下,五十七岁的塞内加得以从科西嘉岛上脱身,成为十一岁的尼禄的教师。

罗马上层的混乱、残暴,在尼禄时代达到高峰。为了儿子尼禄能够继位,阿格莉庇娜最终毒死了皇帝克劳狄一世。而尼禄在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又残酷地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在这段时间里,塞内加写作了《论灵魂的宁静》、《论幸福》、《论仁慈》、《论圣贤的坚贞》、《论天道》等等可谓流芳百世的哲学著作。可是,他却无法抵御生活中由权力、地位、财富等等带来的巨大诱惑。塞内加的第二段宫廷生活并不是被动的,他利用职权聚集财富,在乡间大放高利贷,他在把英国的私人钱财收回的时候,甚至引起恐慌而导致当地造反。更令人无法原谅的是,塞内加纵容尼禄的荒淫,宽恕尼禄的残忍,在尼禄弑母的时候,塞内加甚至配合尼禄编造了尼禄母亲“谋反败露,被杀有理”的信件,向元老院提出解释,使得尼禄得到开脱。他写给元老院的这封信,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作是“哲学史上最悲惨的一页”。

尼禄变得越来越残暴,越是残暴,越疑心生暗鬼,宫廷变得越发恐怖而危险。最终,塞内加决定离开。在他离开一年以后的公元65年,尼禄仍然怀疑他在参与政治颠覆的阴谋,令他自杀。在死亡面前,六十九岁的塞内加显得很平静,对死亡的漠视“像一个斯多噶学者”。在毒酒的药性下,他死得非常痛苦。

中午,我们常常回到那个小广场,扫得干干净净的石块地面,四周也是同样干净的白色的墙,橘子树长得很茂盛。塞内加的家,当然已经消失了。可是我总要想,这仍然就是那同一个科尔多瓦啊。然后在橘子树下,我们坐下来,那里就是小饭铺的餐厅。橘子树下的小桌子上,我们的菜谱很简单,烤出麦香的面包,大杯的啤酒,炸小鱼。

即便是历史学家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希望在塞内加相互激烈冲突的言行夹缝之中,找到一条出路。所以他们希望塞内加被迫自裁于罗马宫廷内斗的说法,不是真的。他们希望能够否认塞内加对权势利用的一面,希望能证明塞内加对尼禄的依附是被逼无奈,希望他的自杀是对这种逼迫的绝望甚至抗议。否则,人们会很尴尬地面对塞内加给我们带来的精神食粮:闭着眼睛继续吞咽下去,还是想到他本人的真实故事就吐出来?其实这是多虑了。因为塞内加的故事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同时也是每个人面前的永恒主题。只不过塞内加是个有名的哲学家,他的问题就放大和变得尖锐、咄咄逼人了。其实每个人都时时在面对这样的矛盾,也就是人类“性本恶”那一面和“性向善”另一面的冲突。塞内加的哲学思考,是他理智的抽象思维的结果,而他的行为,则是他隐于内心的欲望。哲学不能帮助他战胜自己的欲望。


科尔多瓦城墙外的塞内加塑像

炸小鱼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加一点生菜和面包,五个欧元——在物价一天贵似一天的西班牙,这顿午餐真是我们这样寻找价廉味美食物的穷旅客的福音。只是,这干旱的西班牙,喝水和喝酒一样,要另外加钱。几年前来巴塞罗那,西班牙用的还是自己的货币比赛塔,从法国过来感觉物价明显比法国便宜。今非昔比,用上欧元,西班牙越来越“欧洲化”,物价也随之欧化。

吃着喷香的炸小鱼,我想着塞内加。他离开家乡很早。对于罗马,科尔多瓦只是大罗马帝国的一个外省。年轻的塞内加,也许曾经像所有聪明的外省青年一样,向往着罗马展开的人生舞台。当他深深地陷于其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他想念这淳朴的家乡科尔多瓦吗?

人从一开始就在征战,挑战外部世界、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其实,对于人来说,这是容易的那部分。悟性到了一定的火候,人要开始面对一种深刻的痛苦。那是他看到自己本质上的善恶矛盾,要克服这种矛盾是如此艰难,他会突然感到那种如塞内加一般的绝望。

人们常常把基督徒看作是一群愚民,实在是小看他们了。真正的勇士,是有勇气挑战自己的内心的人。这种悟性的开启,是人认识自己和神灵的最关键一步。他们被神灵擦亮眼睛,最终想改变的只是自己。他们和塞内加一样,试过借助自己的创造力,用那些哲学、伦理和逻辑来摆脱内心困境。终究如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那样,无法成功。于是,他们走向神。塞内加在对人的内心的探索上,是一个先导,所以今天的人们,甚至也把他看作是基督教的一个先驱。这就是今天我们走进西班牙的教堂,在忏悔室外的长椅上,总是能看到默默等候的男人和女人的原因;也是当塞内加最后沦为罗马宫廷内斗的牺牲品,万般痛苦被迫自尽之时,在他的故乡西班牙,基督教正在蓬蓬勃勃地传播的原因。在这个时候,西班牙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

可是,新纪元并不意味着省悟的终结,而只是意味着省悟的开端。新的迷途在羔羊们面前出现。首先是,教会作为一种人神中介应运而生。

两千年来,教会真是一件叫人困惑的事情。它是宗教在世俗社会传播中,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可是,既然在从事宗教传播,似乎就有了神之代理的表象。当教会对自己本质的理解是:教会如一个谦卑的人的时候,它可以是积极正面的。可是,它也会和人一样,重复世俗中的个人困境,整个地迷失。它仍然是起于那个“塞内加处境”。人是有弱点的,由人组成的教会,也是有弱点的。人对克服自身弱点的无能感到恐惧的时候,他会倾向于对外部的讨伐,以证明自己的勇气。人组成的教会,也一样。

一些宗教组织,又开始重复个人的悲剧、塞内加的悲剧——言与行的冲突、信仰和实践的冲突,又开始一幕幕以教会的形式上演。这些带来的不外乎是两种结果:一种是隐藏的私欲又在滋生腐败,一些神职人员、教会组织开始堕落;二是由于无力对自己内心讨伐,而再次把征伐的热情转向外部。一切原本属于个人的罪恶与悲剧,都由于集合成组织,反而被无限地放大了。

宗教的本质又在一次次唤回迷途的羔羊,于是宗教改革也必定一次次地发生,提醒人们,回到神指引的那个指向内心的最初起点。

两千年来,西班牙就走在这样一个曲折的路途上,欧洲也走在这样一个曲折的路途上。世界如是在走,所有的宗教都如是在走。只是,有些已经走出来,有些还深陷在迷途之中罢了。

科尔多瓦已经在往前走,在基督新纪元之后,科尔多瓦很快又成为西班牙基督教的一个中心。

中文里基督教的称呼,一般是泛指天主教和此后的种种不同派别的新教。在美洲,北美是新教为主,南美就是以天主教为主。而南美天主教传承的源头,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直到今天,所谓拉丁世界,仍然是天主教的世界。

神们在天上兴许是和平相处的,地上的信徒们却需要至少两千年,才能领悟宽容。这种宗教冲突,因力量的不均衡,常常是以强欺弱。在西班牙,新兴的基督教,一开始遭遇强势的罗马诸神,就是这个局面。

曾经有整整八百年,科尔多瓦是罗马人的城市。他们没有消失,罗马遗迹犹存。在今天的科尔多瓦市中心,在高高的基座上,还耸立着一圈罗马神庙留下的石柱,科林斯柱头大多完整。站在那里,你会感觉,只要这一圈柱子还在,神庙就还在。那淡青色天幕之后,诸神就没有离去。这就是罗马柱式的魅力。


科尔多瓦罗马神庙遗迹

不是神在战,是信神的人在战。诸神在天上看着,轻轻摇头。宗教的起点,是以对神的忠诚和热忱,拯救自身的灵魂,而来自外部的宗教迫害,却把这种热忱吸引到外部的对抗,最容易点燃的就是殉教的狂热。殉教是一条看似平行的却实质危险的歧路。它有着献身于神的热情和无私的表象,实质上却把宗教的核心“内省”,悄悄地转为“外战”。此例一开,引发了宗教冲突漫漫的黑暗迷阵。

人试图挣出自身弱点的迷途,却落入了一个更大的迷阵之中,这一进去,就将近两千年。

以西班牙的血性,在这种时候更是无以控制。一度,罗马人是政教合一的,宗教迫害由执政当局执行。迫害是疯狂的,自杀式的殉教也是疯狂的,以致在西班牙的历史记载中,十二岁的女孩都自觉上门挑战权威,誓成烈女,一死方休。

在城外,还有一座罗马人留下的石桥,架在西班牙最重要的河流瓜达尔基维尔河上。石桥非常壮观,可惜在这干旱的季节,一孔孔的桥洞之下,与其说是滔滔的河水,还不如说是半干枯的河滩。桥下长出茅草和灌木,裸露出水面的河石上,灰色的鹤在那里寻寻觅觅。


科尔多瓦罗马时代的桥

这座桥就在科尔多瓦主教堂的边上,我们每天都在黄昏的时候,在上面散步。远处的树上,落满了白色的水鸟,耳边一片鸟鸣声。天主教和罗马宗教的冲突,过去了两千年。今天,人们终于可以从一座罗马古桥,自然地就慢慢步入一个天主教的教堂。

外部压力一放松,天主教爆发式地在西班牙成长起来,可是不幸的是,宗教外战的定势却已经形成,基督教的各种教派又开始相互冲突。不同宗教的冲突、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的冲突,绵绵循环,无止境地久久缠绕着西班牙。

在天主教转向和异教派的战斗中,最初的一个重要对象,是阿里乌斯教派。那是基督诞生的三百年后。

新派别的形成,总是他们对于神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个时候,又是科尔多瓦,出了一个宗教领袖奥席乌斯主教,他曾经成功地率众和阿里乌斯教派抗衡,声名传遍整个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科尔多瓦一定很骄傲。可是这并不是已成定局的胜利。

罗马诸神渐渐隐入天际,就连罗马人后来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是被哥特人逼退的。而野蛮的哥特人,偏偏都是阿里乌斯教派的信徒。

说起哥特人,我想起我们最后一次在橘子树下的午餐。这个小广场一向很清净,我们正就着啤酒吃炸小鱼,突然,来了一大帮高高大大的德国游客,足有二十多个。对面的小餐馆已经收摊了,他们冲进去,拖出了老板。接着,手忙脚乱,四五张小桌子被拼在一起,围上一圈亮黄色椅面、白色框架的漂亮椅子。那些穿着红色、蓝色、白色、浅绿夏装的游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坐下了。小餐馆的老板兴奋地跑进跑出,这些人什么都不要,只是要着大大的杯子,多多的啤酒。他们开始喝酒,他们开始举杯欢呼,他们红红的脸变得更红,一些人开始兴奋地站起来。最后,他们一起,开始大声唱歌。

那是雄壮、豪迈的歌声。小广场是半封闭的,只有几条窄窄的小巷子通向外面,就像一个巨大的共鸣箱。那雄壮、豪迈的歌声,就在这广场上回荡,放大,上扬。终于,我们旁边桌子上的两个德国游客,也按捺不住,举起酒杯,加入了他们的大合唱。周围的人拿出相机,给他们拍照。一个歌手一边唱着,顺手摘下自己的草帽,潇洒地在空中画出一个弧线,开玩笑地向路过的行人做出募钱的姿势。所有的人都很高兴,高兴旅途中出现这么助兴的小插曲。

我的眼前忽然出现了哥特人。“这就是哥特人啊”,我不由叫出来。当年被罗马人看作是野蛮人的哥特人,就生活在今天德国的区域里,是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一条第聂伯河划开了他们,河东的被人们叫做东哥特人,河西的就被人叫做西哥特人了。也可以说,他们是今天这些德国人的祖先之一。就是他们,南下西班牙,替代罗马人,成了西班牙的主人。在复杂的西班牙血统中,又加入了一部分我们眼前这样的金发碧眼的日耳曼血统。

“哥特”这个词,此后被稀奇古怪地使用着。

希腊和罗马毁灭之后,西方文明陷入千年的中世纪。所谓的蛮族入侵之后,用他们的巨手,满不在乎地在地面上粗粗地扫扫,就把希腊罗马的文明扫进海里,堕入冰冷的深渊。待到千年之后,人们从地面上捡起那些希腊罗马时代的文明碎片,他们再也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原型。他们失落了。他们想模仿罗马宏伟的圣殿,可是,罗马诸神已经离去,他们建起的罗马风格建筑,虽然浑厚而有力,可是那窗洞睁着小小的眼睛,再也没有古罗马文明开敞、明朗、自信的气度。

他们无法回到罗马时代,他们的复古是失败的,就因为那个众神的时代,已经随着罗马诸神远去了。因此,人们把罗马之后出现的、看上去是那么“非罗马”的东西,都恼怒地叫做“哥特的”。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想到,复古不是唯一的出路。在辉煌的时代退隐之后,不要再试图把它拖出来,它属于过去。人完全可以在今日的创造中重生。他们没有想到,那个诞生于中世纪、看上去一点“不罗马”、被他们鄙夷地称为“哥特式”的教堂,会逐渐显示出它的光彩,从而重建西方文明失落了的信心。

可是,之所以“哥特”成为一个野蛮、怪异的代名词,是因为杀进西班牙、扫平欧洲大地的哥特人,确实是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罗马的部落。然而正因为野蛮,他们就骁勇善战。而罗马“得天下”之后,文明逐渐走向精细和享乐,又走向权力的明争暗斗和腐败。这时再牵过一匹战马来,可怜的罗马人已经有些脚软了。

五世纪中叶,被科尔多瓦的奥席乌斯主教,从教理辩论上斥退的异端,那个阿里乌斯教派,又戴上亮闪闪的盔甲、举着长矛、骑着战马,杀回来了,一直杀到科尔多瓦。此后占领西班牙的西哥特朝廷,信奉的就是阿里乌斯的教理。从外人来看,他们都是基督教。可是对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来说,这是水火不相容的原则问题。因此,罗马帝国的覆灭,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不仅是异族入侵,更是宗教异端的占领。

西哥特人这一占,就是整整三百年。可是蛮族入侵,只能够掌控政权,在精神上却常常很难守住。所以到最后都很难说,到底是谁征服了谁。哥特人杀进来,西班牙却满地都是天主教徒。西哥特的朝廷在西班牙虽有三百年,阿里乌斯教派却没有那么幸运。仅仅一百年,西班牙民间的天主教,就征服了西哥特人阿里乌斯教派的朝廷。

这一切沧桑巨变,都记录在我们到过的一个小城:托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