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可能永远弄不懂真正的散文是什么样子，也不打算弄懂这种文字该是什么样子（模式？）。至多，我所知道的散文很宽泛，处在诗歌与小说这两个王国之间的游击地带，但这种无从定义的文字多多少少还是会要写下去的吧。

必须承认，对我来说，所谓散文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我知道诗是什么，也知道小说是什么，但致肯定更无法明晰地表达散文这种文体该是什么。诗是我文学的开始。而当诗歌因为体裁本身的问题，开始限制写作更自由更充分表达的时候，我便渐渐转向了小说。而且，在这两个方面，我都有着相当的自信，但是说到散文，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散文是那么多种，那么多类，那么多不同的文本与方式。比如兰姆与苏东坡，其间的差异绝非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作家个性不同那么简单的理由便可以说明。比如写《陶庵梦忆》的张岱与写《野草》的鲁迅。当然，还有更多不是散文家写出来的使人无可归类便指称为散文的好文章，使我们进入的时候像是进入一个藏书数十万册，没有分类索引上架的宝库，只好四处浅尝辄止，杂食而不得要领。所以，当出版社盛情相邀出一本散文集的时候，我是十二分地婉辞过的。原因是自己虽然也有一些介于小说与诗歌之间的感性文字，但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应该称为散文。因为读者看到的这一辑东西，如果说有一个统一的标识，便是它的藏文化背景。除此之外，它们在写作方式上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如《银环蛇》、《野人》和《鱼》等篇什，是我漫游时的记录，写成诗不合适，又非完全虚构的小说。也就是说，主要脉络都是作者实在的经历，只不过在细节或者在气氛上多了一些虚构。过去也是作为小说发表的，现在编辑看了，说也算是散文，我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最有意思的是《声音》一篇，湖南《新创作》杂志亲自派人来索稿，我便应命写了，本意中写的是一篇小说，或者说自认为写的是一篇小说，只不过投寄时没在题目下作一个说明：此篇是小说。结果就被当成散文发表。事后，编辑还打电话来说，本来预留了前面的小说版面，没想到寄去的是散文，于是，便把大半本杂志的版面重推了一遍云云，我也没有声辩。

再就是前年应邀参加“走进西藏”丛书的行走与写作。走了一趟西藏，结果却全写的故乡四川藏区阿规，写了更多的回忆而不是发现。丛书出来后，据说这一本评价还不坏。这个不坏，不是艺术水准上的评价，而是说写得真实，有干货，有个思想着的阿来在里面。其实拉拉杂杂的二十万字，能够立起来，全靠那数万平方公里构造雄伟的地理骨架。媒体炒作这些书和一些类似的书时起了一个名字“行走文学”。这是个命名时代，出版商中有人都可以开起名公司了。这个名字，初听之下，我也觉得其妙无比。并沾沾自喜地捧着印着这种字样的报纸入睡，但早上醒来，猛然清醒：什么文学又不是行走的文学而是禅坐着的文学？但自己的确无力再给一个新的名字。这次，托责任编辑从《大地的阶梯》里挑一些比较独立的段落来凑一个半个印张。与天宝商量时，我又一次困惑，这是散文吗？接踵而至的又一个困惑是，如果不是散文又是什么呢？—个准社会学者的田野考察笔记？但这种好笔记难道就不是散文？于是，又一次想打退堂鼓。但是，编者晓之以理再加动之以情，说这套书是四个因茅公稿酬捐献才有的这个大奖的得主的，三缺一，不成样子。我所在的成都是一个麻将城市，我也偶尔上场把自己的财运交给赌神支配一回两回，知道四方桌子缺了一边，难看。但我凑上去了，还是难看。对方，王安忆，刚众文的时候，还拿着她的书给女朋友说，将来我也要写这样子的书，这些年，光是她那些读书心得，光是她探究小说之道的文章，就是上海女人从张爱玲那里一路下来很庄重齐楚的样子了。上手，张平，反腐斗士，是可以在《南方周末》的时评里开专栏那一路数的武林高手。下家，王旭烽，承她陪游过一次西湖，那四处随意的掌故点染，让我把张岱的《西湖梦寻》忘得一干二净，又坐在湖边茶楼里经她引领着学了如何吃茶，光是一眼西湖与两杯龙井，就可以褪尽我这个小小书商的俗气。今天，藏着她奉送的一罐武陵山珍，说是茶中极品，偶尔尝过两次，却不得门径，你说，这圈“麻将”如何开打？

好在，满世界写狗屁文章的人都尽拿西藏做着幌子，很入世的人拿政治的西藏做幌子，很入世又要做出很不入世样子的人也拿在西藏的什么神秘，什么九死一生的游历做幌子，我自己生在藏地，长在藏地，如果藏地真的如此险恶，那么，我肯定活不到今天，如果西藏真的如此神秘莫测，我要么也自称什么大师，要么就进了精神病院。但至今，我算账没有出过千位数以上的错误，出门没有上错过飞机，处世也没有太错认过朋友。所以，上了这桌子，摸了一手花色很杂的牌也暗暗喜欢，不是为一手坏牌喜欢，而是喜欢一种东西本身那种喜欢，喜欢文字表达的那种喜欢。

还必须说的一句是，我这辈子可能永远弄不懂真正的散文是什么样子，也不打算弄懂这种文字该是什么样子（模式？）。至多，我所知道的散文很宽泛，处在诗歌与小说这两个王国之间的游击地带，但这种无从定义的文字多多少少还是会要写下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