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们巳经加入了汉语这个大家庭，同时，我们又有着一个日渐退隐的母语的故土，在不同的语言间穿行的奇异经验，正是全球化与被全球化过程中，一种特别的经验。这种经验使我们有幸为汉语这个公共语言的大厦添砖加瓦。

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华文化，我愿意从汉语言这样一个角度来尝试着接近一下这个主题。我不是语言学家，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角度，当然是因为我作为作家与出版人的身份，更因为我作为一个母语并不是汉语，却主要靠汉语交流，并完全靠汉语谋生与发展的中国通称为“少数民族”这个复杂构成中—个简单的分子，一个以汉语写作的藏族人。以这样一个身份来谈汉语，可能是一件有点意思的事情。

其实，对汉语言来说，全球化，准确地说是被全球化的过程，至少在20世纪初叶白话文运动起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汉语在全球化或者说被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发展的空前机遇与巨大压力已经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在这个漫长过程缓缓展开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化这个概念还没有提出，理论界也没有人敏锐地注意到这个过程实际上的展开，因而用相类于全球化这样的概念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前些天我在书柜中，翻出一本专门探讨用汉语翻译各种外国语的翻译论文集。书的扉页上还写着这本书的购书日期——1985年。我很奇怪，那时，自己在偏僻的藏区工作，通过不断自学，水平刚刚能够比较自如地完成本职工作，尚有余力时开始尝试用汉语写作小说。而一个习作者为什么就会关注不同语言的翻译问题呢？答案只有一个：在那时的口语环境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经历着今天社会比较高层的人们在纽约、在巴黎、在北京和上海一样在不同语言中随意穿行的生活。如果说，在纽约，在巴黎这样的生活，是中国一代精英分子努力追求的结果，而当年，非常强势的汉语降临到偏僻之地讲藏语的蒙昧人群头上的时候，却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还在川西北一个偏僻的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里生活成长的时候，汉语对我的“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讲汉语的时候，是聆听，是学习，汉语所代表的是文件，是报纸，是课本，是电视，是城镇，是官方，是科学，是一切新奇而强大的东西；而藏语里头的那些东西，都是与生倶来的，是宗教，是游牧，是农耕，是老百姓，是家长里短，是民间传说，是回忆，是情感。就是这种语言景观本身，在客观上形成了现代与原始、官方与民间、科学与迷信、进步与停滞的鲜明对照。在这样两种不同的语言间不间断地穿越，我对不同语言的感觉，就绝对不是发音不同与句式不同那么简单，而是发现，可能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立场——对世界与人生认知或者拒绝认知，带着对传统的批判探寻的理性或者是怀着自足的情感沉湎在旧知识体系的怀抱——都是由所操的语言所决定的。

但在今天在这里，我谈到这个问题，却是想讨论有着这样语言经验的人，注意到一个很多人都感受到但并未得到充分讨论的语言现实。这个现实就是，汉语这个伟大的语言，在全球化和被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其表现能力一直处于迅速的扩展当中。

在这里，我还要先对本文中使用的“全球化”这个概念进行一下界定。

全球化在这里是指汉语向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内，在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的扩张（也包括汉语普通话在汉语方言区的扩张），在这种不断的扩张中，不断有像我这样的过去操别种语言的人加入，这种加入也带来了各不相同的少数民族文化对世界的感受，在汉语中找到了合适的表达方式，而这些方式与感受在过去的汉语中是不存在的，所以，这种扩张带来了扩大汉语感性丰富的可能。

被全球化，则是指大量的外国语作品被翻译成汉语。大量外国语典籍被翻译成汉语这个过程，并不仅仅如一般人认为的那样，传播了新的知识与观念，就是这些译文本身，也帮助汉语这个古老语种获得新的表达能力，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汉语呈现在今天的这种面貌。这种语言移植，本是一个曾经辉煌的帝国衰落到不堪一击的时候，痛定思痛，被迫以一个后发国家的姿态，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所代表的先进思想意识，以文化上的主动被殖民，来摆脱政治经济军事上惨遭殖民的处境的尝试，这种尝试引起的结果非常复杂，但就汉语言本身来说，却导致了一个积极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一个古老语种完成了一个民族进入现代社会所必需的现代化重建。

在我的感觉中，这种语言现实常常是被忽视的。而且，在有关现代汉语的批评中，“欧化”、“翻译腔”经常被垢病。作为一个用语言谋生的人，我自然也认为过度的“欧化”，过度的“翻译腔”是没有必要的。但我不能设想，如果没有这些通过翻译建立起来的白话文的表达方式与系统，我们只以传统文言与当代老百姓口语的表达为资源进行整合，能不能充分地表达这个社会所需要表达的一切东西。即便是缩小范围，只讨论我的本行文学，在我看来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我们对语言有着强烈依赖与需求的领域远远不像文学这么不直接关乎于国计民生的痛痒，无论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表达，都难以想象。用乡下人的朴素语言加上几个新名词，肯定不能表达量子力学与生物学，仅仅靠儒家经典的概念与推演方式也不能表达需要更多理性指引的哲学与科学，甚至一份应用性很强的商业合作或计划书都无法完成。再说今天的民间口语中，也不能说没有受到来自书面与媒体轰炸中的那种更有逻辑层次，更具思辨风格，更能揭示事物本质，因此也更为理性准确的翻译体语言的影响。翻译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绝非是输入了“坦克”和“沙发”、“秀”与“酷”这些新词那么简单。这种语言，少一点长处，就是诗性与玄学意义上美感，同时，翻译体语言可能有时候还有滞涩之感，比之于街头巷尾的口语，可能少一点铿镞顺溜的音韵之美。但过于顺溜的汉语，不管是在书面还是在口头，不免给人一种不着边际、不关注意义的油滑之感。

过去，我们从政治出发来讨论语言，今天，很多人以爱国爱民族的名义来讨论语言，这样的方法，看上去很正义，却有着用民族文化情绪遮蔽客观现实的巨大危险。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汉语在被迫全球化过程中，翻译体的语言对汉语重建所作出的贡献就这样非常轻易地被遮蔽了。更准确地说，汉语被全球化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只重视引进的思想观念与新知，但使引进和传播得以实现的语言本身却被忘记了。更不要说，引进与传播过程所致的汉语功能的扩张与表达能力的提高这样一个事实也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忽略了。在语言领域中，所谓的中国化被无条件推崇，所谓的欧化又被无理性地贬斥，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事实。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史，新思想、新知识、新制度引进的尝试一直没有停止过。但语言这个载入媒介在这样一个伟大进程中的作用被大大忽略，在这个进程中，语言这个载入工具本身也不断被新表达方式所丰富，载入工具本身的功能因此日益周密强大的事实也就被奇怪地忽略了。

既然给整个中国、整个中国文化带来如此巨大变化的语言现代化过程都可以被轻易地忽略，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强势的汉语在中国边疆地带少数民族地区的推广普及，即汉语在国家版图上向内对少数民族各语种的“全球化”进程中所呈现的语言事实，好像完全发生在学界的视野之外，就是一个不值得奇怪的事实了。

也许，这是我们国家数十年如一曰所推行的少数民族政策使然。这个政策实施的事实依据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国的少数民族程度不同地处于一种落后的弱势地位上，一个以相对先进与绝对强大的汉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要建成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集合体，就要对这些弱势与落后的民族，进行各种支持与帮助。而这种政策，的确带来了中国边疆地带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个方面的巨大进步。仅就藏族地区而言，藏传佛教各教派以政教合一的方式统治青藏高原的时间竟长达一千多年！我在国外的不同的论坛上多次讲过，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除了青藏高原之外，历史老人从来就没有耐心给任何一个权力集团如此漫长的时间去治理一个地区，去统御一个民族，而且还容忍其如此无所作为。所以，在19世纪和20世纪，无数次变革的机遇与挑战出现时，整个青藏高原还沉浸在中世纪死气沉沉的梦魇中间。

而整个西藏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如何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这一事实过于宏大也过于复杂，显然不在今天的题旨之内。前面说过，作为一个写作者与出版人，我的关注点始终是语言，是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在这种相互影响下，一些语言获得生机，表达出新的思想与新的感受，而一些语言对日常生活的覆盖面日渐缩小，更有甚者，则走向衰微或消亡。那些衰微中的语言，消亡中的语言，在自己的命运夕阳衔山般走向尽头的时候，却可能把这种语言中所包含的丰富的也是别样的文化感受转移出一部分，被新扩张过来的强势语言所吸收。我想这样的事实，在像英语这样强势语言的扩张过程中，已经普遍发生过了。

我要着重指出的是，这样的事实也同样呈现在中国的语言现实之中。但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一些中国人特殊的微妙心理，也被有意无意忽略，似乎永远也不会作为一个课题被提出，并进入学理层面的讨论。

这种微妙心理的养成，跟我们一切问题都可以泛政治化的习惯思维有关。特别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好像政策的界之外才是学理的疆域。而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又往往构成国家政策中最为敏感的部分，因此这个领域中很多可以用学理澄清与解释的问题都缺少清晰的学术梳理与言说，这样反而不必要地增加了一些问题的敏感性。有些时候，有些境况中，学术可能是最好的脱敏剂。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统一的国家政体当然是导致官方语言、主体民族语言强势扩张的主要原因，这样的事实，我想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概莫能外，但这仅仅是唯一的原因吗？在西方语境中，中国的语言问题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被解读的。如果是这元与清，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最终都放弃本族语文而不约而同以汉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事实，就不能得到合理解释。而在今天，如果没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重新焕发生机的汉语文，恢复了对新事物、新知识、新的思想方法的表达能力，并把这种能力与口头语言进行最大限度的对接，单靠政策性的支持，要在四面八方如此迅速地扩张也是难以想象的。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的很多少数民族有语言没有文字，另一些民族虽然有文字，但这些文字本身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革，这样就日益与现实生活脱节。典雅，同时封闭；丰厚，同时失语。很不幸，我自己的本族文字就面临这样一种状况。她那么专注于宗教神秘奥义的发掘与思辨，那么华丽繁复庄严地高高在上，却缺少对人生与鲜活世态的关注与表现，在日渐退守的过程中，她又变得十分敏感，而使人遗憾的是，这种敏感，不是对变化，而是对自尊。这样，汉语这样一种在表达上几乎无所不能的语言的长驱直入，完全就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了。

我自己只是对这样的事实有一个普通人的基本感受，而没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系统的完备的教育，更没有语言学方面最基本的训练，因而也没有能力来讨论这样一个学术问题。所以，我选择的是一个公认为最不需要学术训练的行当：写作。是写作使我看到了这样一些语言领域中发生过的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前面说过的一大堆话，好像也在趋炎附势为汉语张目。那么，接下来，我也想提请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个正在发生，而在将来必然会表现得更加充分的事实，就是汉语在扩张过程中，吸收了很多像我这样的异族人，加入汉语表达者的群体中来。这些少数民族的加入者，与汉族相比，永远是一个少数，但从绝对数字上讲，也是千万级以上的数字，放在全球来看，这是好多个国家的人口数。当这些人群加入汉语表达者的行列中来的时候，汉语与汉民族就不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了。这些异族人，通过接受以汉语为主的教育，接受汉语，使用汉语，会与汉民族本族人作为汉语使用者与表达者有微炒的区别。汉族人使用汉语时，与其文化感受是完全同步的。而一个异族人，无论在语言技术层面上有多么成熟，在文化感受上是有一些差异存在的。

语言是经过教育与交际后天习得，而不同族别的文化感受却要依靠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与丰富。这样，在这些操汉语的异族者，特别是一些像我这样几乎靠语言谋生与发展的人那里，就会出现所用语言与文化感受并不完全同步的状况。汉族人写下月亮两个字，就受到很多的文化暗示，嫦娥啊，李白啊，苏东坡啊，而我写下月亮两个字，就没有这种暗示，只有来自自然界的这个事物本身的印象，而且只与青藏高原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天文景观相联系，我在天安门上看到月亮升起来了，心里却还是那轮升起于某座以本族神话中男神或女神命名的皎洁雪峰旁升起的那轮从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看上去都大、都亮、都安详而空虚的月亮。如果汉语的月亮是思念与寂寞，藏语里的月亮则是圆满与安详。我如果能把这种感受很好地用汉语表达出来，然后，这东西在懂汉语的人群中传播，一部分人因此接受我这种描绘，那么，我可以说，作为一个写作者已经成功地把一种非汉语的感受融入了汉语。这种异质文化的东西，日积月累，也就成为汉语的一种审美经验，被复制，被传播。这样，在悄无声息之中，汉语的感受功能，汉语经验性的表达就得到了扩展。

我之所以说这样的过程才刚刚开始，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大面积出现能熟练把握自如操汉语的人群的时间并不太久，这个群体虽然都有较强的民族自尊心，但真正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人还不太多，但这样的人的确已经开始群体性地出现。在我比较熟悉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中，好多人在汉语能力方面越来越娴熟的同时，也越来越具有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这些人，将对汉语感受能力与审美经验的扩张，作出他们越来越多的贡献。相信有朝一曰，为汉语这个强大语言作出建设性贡献的名单中，将越来越多出现非汉族人的名字。那时的汉语，将成为一种更具有公共性的语言。

我曾受邀到一个国际性的比较文学会议上发表演讲，那时，我就谈到了这种经验，从童年时代起，一个藏族人注定就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

在就读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更高等的学校，我们学习汉语，使用汉语。回到日常生活中，又依然用藏语交流，表达我们看到的一切和这一切所引起的全部感受。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走出学校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用汉语会话和书写，那就意味着，他有可能脱离艰苦而蒙味的农人生活。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集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我想，这肯定是一种奇异的经验。我想，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经历这种体验。

是的，我们已经加入了汉语这个大家庭，同时，我们又有着一个日渐退隐的母语的故土，在不同的语言间穿行的奇异经验，正是全球化与被全球化过程中一种特别的经验。这种经验使我们有幸为汉语这个公共语言的大厦添砖加瓦。上古的时候，人类受到神的诅咒，而使用不能互通的各种语言，因此没能建造起想象中的通天之塔，而今天，全球化也使语言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我们在化别人同时也被别人所化。这个过程提供的可能性中有一种是十分美好的，那就是用不同的文化来共建一种美好的公共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