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巳经走到楼下去看入院时将开未开的蜡梅了。也就十多天时间吧，满树的蜡梅已开到尾声了。浓烈的幽香还在严寒中缕缕浮动，但枝上的成串的花朵巳然萎败，要看新开的蜡梅必得是来年的冬天了。

那些人形如鬼魅。

那个“L”形的狭长地段是被淡蓝的冷光所笼罩的，是生死之间的一个过渡地带。那些人形来去飘忽的时候，自然具有某种超现实的味道。

中国文学常被批评缺乏超越现实的能力，我在这么个地段行时，突然相信自已找到了一种方法，就是让写作的人在合适的时刻到这样的地方观察一番，来看看如我这样的术后病人，带着起死回生的表情，在这狭长的通道中间练习重新走向沸腾生活的步伐。

合适的时间：早上六点以前，或者晚上九点以后。之后或之前，活力四射的人，心事重重的人，一身冒着俗气的人来来往往太多了。本该是在静寂中体味着什么、忍受着什么的医院，却热闹如集市。

地点：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第二住院大楼六层肝胆胰外科。

也可以是别的医院差不多的科室。不能是肿瘤科，那里气氛一定过于绝望。也不能是妇产科，那是医院里唯一欢乐与希望能够轻易压倒痛苦的地方。那种从腹腔里拿掉点什么后人还能活过来，并且不太痛苦因而喜忧参半的地方最为合适。据我这些年进出医疗机构的经验，医院里有的是这种地方。

是的，包括我在内的那些人形如鬼魅，在华西医大附属医院第二住院大楼六层肝胆胰外科那个“L”形走廊中来来去去。

他们一个个趿着拖鞋，穿着条纹病号服，都曾被深深麻醉，都曾在堕入黑暗的时候被拿掉了身上某个器官，或某个器官的某个部分。这些人正从麻醉剂残留的威力中解脱出来，所以脸上都带着某种恍然的表情，好像都在费力地用变慢的脑子思索，且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失掉了一个或某部分器官，于是脸上才带着这样迷惘的表情。他们没有见过这个失去的器官（只是通过疼痛感受过），医生开膛破肚将其拿掉之时，自己在麻醉中昏睡。刚醒过来，或者已经醒过来一小会儿了，病人还对身处何种情境一无所知，就听见教授或他的学生对我说：“完美的手术。手术很完美。”

我想说要看看从腹腔里拿掉的东西，但是氧气面罩让我失去了说话的可能。

出手术室，进电梯，从高处下降，回到病房。回到那些将要失去某个器官或者已然失去某个器官的病人们中间。

几小时前，是坐电梯上升，到陌生的手术室去，被麻醉，被利刃打开腹腔。之前，还要在手术告知书上签字，要自己承担上去了就可能一直上去而不再下来、肉体上不去了灵魂就继续飘升的“后果”。

但现在，这样的情形没有发生。

“下来了。”

“下来了。”

人还在麻醉剂制造的昏昏沉沉的余绪中，仍然听到了等待的人们如释重负的声音。

下来好像比上去容易多了。

三天后，就可以捂着伤口战战競競地从床上支撑起身体，扶着床栏小心挪动步子了。

并且试图走出病房。

手术之后，走出病房对我来说已是一次历险。胸腹部那道伤口不过就十几厘米，却足以使人不能走路，也不敢走路，以至于觉得自己真的不会走路了。每一个术后刚下床的病人几乎都捧着那个被开了口子，随即又缝合起来的地方。换药的时候我看了那个地方一眼，十多厘米长的一道口子，被几只钉书钉一样的金属钉牵扯在一起，像科幻片里的一只铁蜈蚣，又像一个超现实风格的漂亮文身。只是这个文身没有使人变酷。捧着它，在床边小心挪动脚步，犹如捧着一个易碎的物品，或者，自己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易碎品。

因此，几次艰难挪到门口，又都以退回病房而告终。那么多没病的人熙来攘往，一个个脚步生风，高声大嗓，把走廊变成了一个凶险世界。直到晚上九点，人潮消退，病房才有了点病房的安静。手术后，病人们从床上起来了，从一间间病房向外面探头探脑一阵，然后捧着胸腹部的伤口，像捧着一件易碎品一样，捧着整个的自己，慢慢来到了走廊。

一个一个病房的门打开了，从一个一个的门洞里，冒出来一些穿着条纹服的、捧着胸腹部的战战兢兢的身影。都对探身出去将要迈出的下一个步子犹豫不决，最后，都长出一口气，对最终迈出的那一步没有踏空，既没有踏着地狱的火焰，也没有踏中天堂的祥云，而是实实在在踏在了医院走廊上而把心从伤口后面放了下去。于是，被伤痛拧紧的眉毛得以小小地舒展一下，脸上露出茫然中夹杂着庆幸的笑容。庆幸是活过来了，又在地上行走了。茫然是怎么活过来的呢？医生知道，病人不知道。上帝知道，凡人自己不知道。

但终究是回来了。重新迈开人生的步伐了。鉴于此，脸上有一点过分的郑重其事的表情是情有可原的，脸上带着点羞怯的、有些害怕的表情也是情理之中的。

我自己也捧着胸腹间的伤口迈开了步子。

先是在晚上的九点，然后，是早上的六点。和隔壁那个换肝的人，和再隔壁那个胰腺上长了某种瘤子的人在医院淡蓝色的走廊里相遇，对视，虚弱而苍白地微笑。

就这样，一天比一天多走出几步。几天后，我已经走到楼下去看入院时将开未开的腊梅了。也就十多天时间吧，满树的醋梅已开到尾声了。浓烈的幽香还在严寒中缕缕浮动，但枝上的成串的花朵已然萎败，要看新开的錯梅必得是来年的冬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