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的硕士论文，完成于1981年，距今已33年了，现在是初次出版。虽有种种缺憾，我决定不做修改，保持其原貌。

我于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苏联当代哲学。在学习期间，我经常浏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哲学问题》，也读了一些苏联出版的哲学书籍，注意到在当时的苏联哲学界，研究人、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热门，而这又是世界范围内哲学关心人的问题的大趋势的折射。不过，我很不喜欢苏联哲学家们依然太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那种充满废话的冗长文风。因此，第三学年写硕士论文时，我决定不受专业方向的限制，基本上撇开苏联哲学，直接研究人性问题。我以前上大学时就对人性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趁写硕士论文的机会做一番系统探讨，也算是了却一个宿愿。

现在重读这篇论文，我不免感到惭愧。主要缺点有三。其一，资料准备不足。全书相当单一地以马克思著作为思想资源，在这方面下了一点功夫，而对于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人性理论，当时的我仅是一知半解。尤其是西方当代的学说和观点，我基本上是从苏联学者的批判和别的第二手资料中得到一星半点的了解。其二，立论中的独断论倾向。这尤其表现在对除马克思之外的西方哲学家的评论上，即使有所肯定，也都要加上批判的尾巴。其三，文风干涩。有太多的引经据典，太多的逻辑推理，因此在现在的我看来，仍是有太多的废话。

也许可以把这些缺点看作那个时代刻下的痕迹。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的文化禁锢，一方面，西方古典哲学著作的译本还相当少，更不用说现当代的了。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我当时对尼采的了解仅限于读到某些书本中摘译或引用的片断。另一方面，在国内理论界——当时就是这么称呼的，这是一个恰当的名称，那时候的确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占据着主流地位。我虽然有意要从这种理解中突围，为此不得不大量引证原著来为我的观点辩护，但实际上也就受着当时那种话语模式的支配，即设定一个绝对真理，把它当作不容置疑的终审法官。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理论界围绕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结合硕士论文的课题，我也发表了几篇谈马克思的人性理论的文章，因此被列为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那场论战实质上是在争论思考人的问题的合法性，一派以马克思的名义宣布其不合法，另一派也以马克思的名义申辩其合法。其实，我本人对那种引经据典的论战方式和寻章摘句的写作风格很不满意。引证马克思是为了打开一个禁区，可是，世上本无禁区，庸人自设之。按我的性情，我是宁愿去尝神设的禁果，而不是去闯人设的禁区的。因此，不久以后，当我“结识”了尼采之时，我真正感觉到了一种解放的欢快。我对自己说：我和他们争论思考人的问题是不是合法，这多么可笑，我直接去思考就是了；宝库就在这里，何必和他们在门外瞎折腾，我径直走进去就是了。一旦回到事物本身，意识形态的壁垒就不复存在了。

毫无疑问，如果我现在来写这个题目，面貌一定很不同，至少我会比较公正和完整地利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思想资源。但是，我相信本书仍有其价值。为了写这篇论文，我毕竟比较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著作中关于人性的论述。我至今认为，马克思不愧是一个属于西方优秀精神传统的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依然是一个宝库。

在中国当时的理论界，只要谈到人性，人们就必定搬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据此把人性归结为社会性，又搬出毛泽东关于阶级社会里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论断，据此进而把社会性归结为阶级性。一种普遍的论调是说，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是唯一具体的人性，除去阶级性就只剩下了抽象的人性，甚至只剩下了动物性。当真有人质问：如果抽掉了性爱、母爱的阶级属性，人与动物在这些事情上还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等于是说，在做爱或哺乳时，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便是怀着阶级感情做这些事的。如此可笑的论点，却是出自当时的理论权威之笔下。针对这种误解或曲解，我在本书中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论点：

第一，人性的完整性。人性是在人的活动中形成的人所特有且共有的生物属性、心智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体。其中，心智属性包括理性与非理性，非理性即个体的情绪和情感体验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的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人的自然本性人性化的程度，人的社会本质深刻化的程度，人的心智生活丰富化的程度，三者是互相制约而一致的。个人同样如此，一个人某一方面需要的满足程度和能力的发展程度，受制于并且体现了他的整个个性的发展程度。个性是人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表达的是具体个人占有完整人性的程度及其方式的独特性。

第二，人的社会性的丰富内涵。从横向看，同时代的社会关系不但有阶级，而且有民族、国家、职业、家庭等等，它们都有阶级所不能取代的特殊内涵，在人身上形成相应的社会规定性。此外，还有小环境水平上的个人交往，例如自己所敬佩的师长、知心的朋友或爱侣等，这种交往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往往会发生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从纵向看，还存在着历史继承的社会关系，即个人同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化的接触和对它们的接受。在分析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时，尤应考虑这一点。同时，在研究社会关系和人的社会本质的发展过程时，不但要看到社会制度和阶级类型的更替，更要看到社会关系的发达化和人的社会本质的深刻化这一更重要的方面。人们仿佛故意忘记马克思一再强调的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所造成的巨大历史进步，即乡界、省界、国界被打破，个人越来越成为世界公民，或者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第三，自由活动是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是自由，即以活动本身也就是能力的运用和发展本身为目的和最高享受。在此意义上，可以把自由活动规定为人的真正本质，它是人的价值和使命之所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最大限度地保证一切个人自由发展其能力的社会，才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然而，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对于人类大多数成员来说，活动始终被贬低为维持人的肉体存在的单纯手段了，这就是异化。其原因主要是生产力低下，物质生产不可避免地占用了人类绝大部分时间。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足以使这种情况不再必要，唯一的障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因此才得出了所有制革命的结论。按照他的设想，在生产力高度发展而又消灭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人的自由发展就能取代物质生产成为历史的主要内容了。由此可见，在以自由为最高价值这一点上，马克思完全是忠实于西方精神传统的，他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分歧更多是在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途径上。

上述三个论点，我现在仍是认同的，而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在我后来的思想与这些论点之间觉察到一种内在的联系。

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