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东方的中国曾经因为一位领导国家二十七年的领袖去世，引发了一个历史转变。当时，生活在中国的人们却几乎没有注意到，就在一年之前，西方的西班牙也由于一个统治国家长达三十九年多的国家首领去世，引发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转折。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将近四十年的佛朗哥终于去世。两天后，由佛朗哥一手培养出来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按照佛朗哥的遗愿，正式宣誓加冕成为国王。这是一个皇家血脉的传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西班牙内战之前，胡安·卡洛斯的祖父阿方索十三世，曾经是西班牙的最后一个国王。多年之后，面对一个作为家族世交的作家，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经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我1975年11月22日登基的时候，西班牙有没有君主主义重归的感觉？那位作家想了一下回答说：那些对陛下祖父还有记忆的人会有，大多数人并没有君主主义重归之感，然而不久，大家就有了“卡洛斯主义”在兴起的感觉。

这回答点明了国王胡安·卡洛斯在西班牙民主改革中的关键地位。可是，国王根据自己的体会却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大家都欠了卡利约的人情。卡利约是当时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书记。这个说法其实指点了西班牙向民主制度过渡的一个关键，就是从单一政党走向容许反对派存在的多党派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原来长期主导着政府的大党与反对派之间该如何互动？这一点有可能成为这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正如胡安·卡洛斯所诚实指出的那样，西班牙民主改革的成功，绝非单方面的成就。

到哪里去找共产党

在佛朗哥去世之前，西班牙已经开始一些有限的改革，包括在1966年已通过的新闻法，也包括西班牙在试图通过的新“结社法”。佛朗哥也希望能够显示西班牙在加入世界民主的进步潮流。可是在那个时候，佛朗哥和政府中的保守派仍然顾虑重重，这些法案也总是不能彻底实行。根源既来自佛朗哥这一代人对内战“你死我活”政治生态的刻骨铭心记忆，也来自他们对社会开放之后未知状态的恐惧。“放开”之后，是不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放出来的是不是妖魔鬼怪？作为旧制度的代表，他们固然担心新时代中自己的安危，但是也没有理由说他们的担心是百分之一百自私的，他们应当是也担心四十年前内战前后的状态在西班牙重演，从而毁了这个国家。

胡安·卡洛斯一世就在这样很不安也很不稳定的状态下，被佛朗哥宣布为未来的国王和佛朗哥的接班人。他是战后一代的新人，他公开自己对西班牙未来将是君主立宪民主国家的设想。可是佛朗哥仍然认为，胡安·卡洛斯的未来西班牙，并不包括西班牙内战中与之最对立的一些左翼党派。因此在佛朗哥最后的时期，胡安·卡洛斯的行为必须非常谨慎。一方面，他不可能干等到佛朗哥咽气才开始自己的改革，他必须有所准备：正因为独裁政权的高压下，反对派是在暗处，就可能在暗处埋下了高压下难以爆炸的炸药包，但在高压撤离的瞬间，很可能就一起炸起来。当然，最好是在事先就和埋炸药的人沟通，拆掉炸药的雷管。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轻举妄动，使得自己失去佛朗哥对他的信任，这样，他就将失去全部机会。

于是，胡安·卡洛斯先开始在暗中和左翼的社会党一些领袖接触，把自己未来的改革计划和他们沟通。可是，最敏感的还是如何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沟通。共产党更左倾并且组织严密。他们的领袖虽都流亡海外，在国内却有着一层层的地下秘密组织，谁也搞不清楚，内战将近四十年之后他们到底还有多大的能量，到底在想些什么。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真正危险的不可预测的力量。时间已经到了1975年，佛朗哥的最后一年，他健康欠佳的消息已经在西班牙公布。这是最后的关头了，胡安·卡洛斯再三斟酌还是决定试试，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

胡安·卡洛斯想起来，他在1975年出席伊朗的一个庆典活动时，曾经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有过一面之交。齐奥塞斯库在得知他是西班牙王子时，就顺便告诉他，我还认识贵国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我们每年国庆都邀请他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回忆中的这句话，成为胡安·卡洛斯寻找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的唯一途径。他决定派一个绝对可靠的朋友带着他的介绍信，去罗马尼亚请求齐奥塞斯库帮忙，给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卡利约传话。

胡安·卡洛斯把这位朋友找来，对他说了自己的想法，事后国王回忆说，从他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并不赞成这件事情，可他对胡安·卡洛斯确实忠心耿耿，还是冒着身败名裂的可能，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了。直到后来，胡安·卡洛斯的朋友一直都不肯让他暴露自己的姓名，他始终不希望公众知道，自己参与了这么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而胡安·卡洛斯在西班牙民主改革完成之后多年，也仍然对讲出这样一个故事犹豫不决，他对自己的传记作家说，民众的想法是各不相同的，有人在听到这样的故事后，或许会想，原来在还没有登基的时候，你就做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也许会觉得国王背叛了他们。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多么敏感的事情。

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万分困难的决策。两方之间的障碍，是两大对立阵营由战争及杀戮的历史堆积起来的深仇大恨和不信任。卡利约来自内战一代，胡安·卡洛斯虽然和这一代无关，可是他承袭的却是西班牙共产党的死对头佛朗哥的政权。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两个巨大的问号：第一个问号是，和对方作政治沟通，是否意味着背叛自己阵营的民众，是否意味着背叛了被对方杀害的自己一方的牺牲者，是不是在向一个不应对其妥协的敌人作违背良心的交易？第二个问号是，在历史经验下，在双方经历多年来暴力相向和欲除对方而后快的经验后，即便是沟通了，又如何能够相信，对方送来的信息就不是一个“兵不厌诈”的计策？前者涉及在道德上双方沟通是不是一个罪恶，后者涉及基本的信任基础。不管怎么说，胡安·卡洛斯还是迈出了这一步。

这位信使通过巴黎前往罗马尼亚，尽管他带着西班牙王子给齐奥塞斯库的介绍信，还是在一个黑暗的地下室被关了两天，在小小的通风口中他可以看到过往的厚重皮靴，因此猜想自己大概被关在兵营。那里的人不断放录像给他看，内容都是齐奥塞斯库政权的丰功伟绩。他一有机会就重复声明，说自己是西班牙王子派来给你们总统传信的信使，可是对方好像并不理睬他。他一度绝望地以为，自己大概再也回不了西班牙、见不到家人了。

此刻，胡安·卡洛斯在西班牙也忧心如焚，苦苦等了两个星期，音讯全无。最后，信使终于平安回来。齐奥塞斯库最终还是接见了他。他带的口信总算传出去了。

口信的意思大致是这样：请求齐奥塞斯库能够仁慈地向他的朋友卡利约传达一个信息，波旁王室的唐·胡安·卡洛斯，即未来的西班牙国王，打算在他登基之后，让西班牙共产党同其他政党一样获得合法地位。同时请求齐奥塞斯库劝告卡利约信任唐·胡安·卡洛斯。假如卡利约顺此去做，事情将往最好方向发展。假如不是这样，他应该知道，西班牙王子认为，假如国王被迫面对来自共产党的抗击，西班牙的局势将会变得非常困难和复杂。

此后没有任何回音。直到大约在胡安·卡洛斯登基戴上王冠的前一个月，王子的朋友被告知，罗马尼亚的一位部长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求见西班牙王子。这当然是一次秘密出访，西班牙政府对此一无所知。胡安·卡洛斯在会见时问道，你怎么做到避开西班牙官方来这里私访的，对方微笑着低声说，我们有我们的路子。国王事后说，这显然是西班牙共产党的“路子”。他带来齐奥塞斯库的口信：“直到你当上国王，卡利约连个小指头都不会动一下。然后，在一段时期里（不能太长）实现你的承诺，使共产党合法化。”

很久以来，胡安·卡洛斯第一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赢得了时间，和平推动改革的时间。胡安·卡洛斯知道，虽然前途仍然充满凶险，但卡利约总算承诺，不会在佛朗哥咽气的当口，就把民众推上街头。

传完话，那位罗马尼亚部长没声没息地走了。

一个月后，胡安·卡洛斯戴上了西班牙的王冠。

对西班牙共产党法律地位的思考

西班牙的政体在佛朗哥时代是一个事实上的独裁政体，在这一时代的后期，佛朗哥开始退入幕后、离开职务，那种状态有点像垂帘听政。前面有总理和议会，可是他们并不能违背佛朗哥把握的基本大局。佛朗哥也没有在自己的任期中恢复君主政体。局面似乎迷惑不清。佛朗哥留下了完整的议会和行政班底，都是他的老人马，也在佛朗哥生前维持运作。现在有了一个国王，按照佛朗哥遗愿，国王是佛朗哥的权力接班人；而按照国王的设想，自己最终应该是君主立宪民主国家的虚位君王，必须交出权力。可是此时此刻，他却必须利用佛朗哥留给他的权力，完成这个过渡。

过渡是如此困难。国王没有佛朗哥“打出来”的绝对权威，哪怕要做的是好事，也不能我行我素，得罪佛朗哥留下的顽强班底。更何况，极端左翼虽在国际上留下了内战中民主代表的声誉，在西班牙国内却并不拥有这样的好名声。这确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这让我们想到，政治团体、社会团体以及公共人物，他们的主张和行事作风各异，也许多少都兼有正面和负面因素。在一个民主社会，这些团体和人物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充分表达、表现和表演。民众可能一时被某种主张吸引，可是兼听则明，最终也能渐渐明辨是非好歹。那也是一个民众学习的过程。然而，在一个有政治压迫的环境中，被压制一方的正面意见得不到宣扬，负面的表现也被掩盖起来。因此可能一些英雄被指责为恶魔，也可能一些凡人被误造为英雄。民众对压制一方的支持，很可能只是在表达他们反对的是压制本身。民众还没有机会细细辨别被压制一方的究竟。

在西班牙内战中，左翼曾经吸引了一半的西班牙人，表现了极大的能量，极端左翼也呈现了极大的破坏能力。而四十年过去了，掌权的右翼本身的变化人们可以看到，但在西班牙却很少有人知道，左翼的流亡者和地下组织究竟现状如何。对于国王来说，一个向所有西班牙人开放的民主社会是他的政治理想，可是，放出曾经有过极大杀伤力的极端左翼，容许他们站出来公开号召民众，是不是因此会把西班牙带入灾难，这也是国王内心曾经很困惑的一个部分。

国王有个私下的好朋友，是法国驻西班牙的大使简—弗朗索瓦·德尼奥。在西班牙国王对他讲出自己的担忧时，德尼奥大使对他举了葡萄牙大选的例子。在历史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同一个大文化区，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他说，葡萄牙共产党一直认为自己的理想代表了人民。在葡萄牙的竞选中他们获得了百分之十四点四的选票，也就是说，有这样比例的民众确实相信他们的理念。对于还在地下状态的西班牙共产党，德尼奥大使也不明就里，他说他个人认为，西班牙共产党可能很成功地得到民意支持，即便如此，合法化这一步还是要走。你把一个政党排除在外，那么整个国际社会观察员和媒体看在眼里，都会说西班牙的选举不是真正的选举，西班牙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

这位法国大使还说了一句话，就是最终结果究竟会怎么样，还是依赖于西班牙共产党本身——它会怎么做？

今天回想这句话，可以看到，作为对西班牙民主化之后局势的估计，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四十年过去，西班牙民众也在变化，同样的宣传，在四十年前能够使得一般西班牙人热血沸腾，却未必能够在四十年后同样奏效。这句话说对的那一半是，当政的佛朗哥留下的班底，尤其是军队中的大量右翼及一些极端右翼，他们在半信半疑中，被动地被体制内的改革派推着走，假如西班牙共产党在合法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激进和鼓动暴力推翻政府的倾向，体制内反对民主改革的力量马上会增大。国王并没有和佛朗哥同等的、能够扭转乾坤的力量，这样，好不容易走出来的局面，很可能就半途而废了。

四十年后的西班牙共产党

在四十年前的内战前后，西班牙左翼就在不断分裂。在西班牙内战中，左翼有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最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在战后坚持和佛朗哥政权公开硬顶，也就迅速失败消失。社会主义者分裂为社会党和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在1920年4月15日就已经诞生，逐渐以它的理想主义、献身精神出名，在历史上发展成为仅次于无政府主义的极端左翼。但西班牙共产党讲究策略，有坚持地下斗争的技巧，因此四十年来从没有中断。

在流亡期间，西班牙共产党有过一次权力转移。这次转移象征了政党思维方式的改变。在内战后西班牙共产党流亡时，领袖是被大家称为“热情之花”的一位著名女性，她的名字是多罗蕾丝·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一个巴斯克矿工的女儿。

西班牙内战后，左翼虽然战事失利，流亡异国，可是从获取国际左翼阵营的支持来说，却获得空前成功。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各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和一些左倾国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不仅从来没有生存问题，而且经费充足，只是内部仍然争斗不断。最初，流亡法国的卡利约还只是西班牙共产党在法国分部的负责人，在“热情之花”来到巴黎的时候，他马上为她找了一栋兼有数位保镖和保姆的房子。而“热情之花”住了不久，就搬去法国南部，她最初流亡的大多数时间是在世界各地巡回演讲，只在冬天回巴黎小住。

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也有狂热的个人崇拜，当时的崇拜对象就是“热情之花”。1945年，“热情之花”五十岁生日，包括毕加索在内的三千多人聚集在一起庆祝。此后一直到1956年，每年的这一天，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都会举行庆祝活动，以类似苏联对斯大林的崇拜之词赞扬“热情之花”。他们的机关刊物上有大量对她的颂扬甚至献给她的诗歌。后来，青年卡利约的党内地位逐渐上升，成为四大领袖之一。

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卡利约

作为一个流亡政党，西班牙共产党又沉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局势中，例如介入苏共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斗争。同时，西班牙共产党在流亡中的党内斗争之激烈和残酷，读来也令人瞠目。由于健康原因，“热情之花”逐步退而成为一个精神领袖，卡利约渐渐成为西班牙共产党的实际操作者。真正导致变化的，是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报告指责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且揭露他的恐怖统治，苏共开始为斯大林的牺牲者恢复名誉。

“热情之花”是会议的外国代表之一，他们只能出席开幕式，事后才看到这份报告。这份报告可以说是引起了西班牙共产党的一场地震。在这个变化中，处于最被动地位的，就是相当于西班牙的斯大林的“热情之花”，而年轻的卡利约转弯的空间最大。经过党内又一轮复杂斗争，“热情之花”虽然通过谈判向对手妥协，换取了四年的总书记位置，可是大家知道，真正的领导权已经转移到卡利约手里。

更本质的变化，还不是领导权的转移，而是对流亡二十年来思维方式的全面检讨。例如，是不是坚持用革命的方式推翻佛朗哥政权？这是不是唯一的方式？他们有秘密潜回国内的组织成员，看到西班牙发生着巨大变化。和西欧其他国家相比，西班牙固然还是落后的，政府仍然是严厉而不民主的，可是二十年来，在公共项目建设的同时，投资环境大幅改善，外国资金在大量涌入，旅游业兴起，中产阶级在成长，经济在起飞。国际社会在以一种松弛的态度对待西班牙，对于欧洲人来说，新西班牙的标志，是它杰出的马德里足球队已经五次荣获欧洲杯冠军。一代对内战毫无记忆的年轻人涌入大学校园，虽然共产党成功地在他们中间发展秘密党员，可是他们已经是面对新的现实的新一代人。最终，历史学家说：不管原因是什么，就连“热情之花”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佛朗哥已经不是十年前的佛朗哥。在这场变革中，卡利约站在前沿，除了名分不是总书记，大家已经公认他是西班牙共产党的最高领导。

就在1956年7月，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起门来开会。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开始了一个本质转变，提出了“民族和解”即“和平转变”的口号。历史学家认为，新一代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的改变从此开始，他们在逐渐改变自己极权主义政党的形象，开始现出现代政党的面貌。

作为老一代的“热情之花”，对变革深感痛苦。她崇拜的斯大林面目全非，她的敌人佛朗哥却不但逐渐被西方世界接受，同时也被苏联接受了，新一代取代了她在党内的权力。1956年她陷入抑郁，常常向身边的人提到自杀的念头。也在那一年，她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接见。

那时，分歧不断在西班牙共产党内出现，例如匈牙利事件，“热情之花”认为这是苏联战士击退了反革命政变，年轻一代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却不以为然。终于在1959年，“热情之花”对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结束了，卡利约成为新一代的总书记。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到，形势前所未有地好。这是事实，佛朗哥政权处在后期，西班牙已经在开始变革，越是压力放松的时候，反对力量就越是容易成长，西班牙共产党在国内秘密发展了大量学生和知识分子。

这就是新一代西班牙国王面对的新一代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

艰难的合法化操作

西班牙社会的变化是公开的、可见的，而在西班牙国内，却很少有人知道“秘密团体”共产党也在经历着变化。国王要让共产党合法化，如何具体操作、如何面对来自右翼的反对，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在阅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也曾经感到奇怪。西班牙共产党从开始意识到要变化，提出“民族和解”已经二十年，他们在国外一直公开集会和发表演说，也在公开呼吁民主，声明自己要加入和平的民主进程。可是，为什么在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国内仍然对他们难以信任？

再把西班牙共产党这部历史读下去，就会慢慢明白。1956年后，在一个党内才能够感受到的短暂沉寂之后，“热情之花”仍然回到了西班牙共产党精神象征的位置。此后苏联共产党换了一个又一个领导人，虽然“热情之花”在苏联入侵波兰时发表声明谴责，弄得东道主很不开心，可是她基本上是西班牙共产党中最真心赞赏苏共的一位。她始终作为贵宾住在莫斯科。而卡利约等新一代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虽然对她的大多数观点感觉陈旧，却也对“热情之花”所处的地位乐观其成。其重要原因是，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苏共的资助已经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唯一经费来源。他们是靠苏共养活的一个友党。1956年之后的二十年，“热情之花”的生日依然是欧洲各国共产党的节日，例如意大利共产党就年年在罗马庆祝这个日子。

在1956年之后的二十年里，卡利约和“热情之花”仍然在全世界，尤其是欧洲各国举行集会演说，常常是两人联手而行。主题仍然是要坚持西班牙共产党自内战以来一脉相承的光荣，当时的口号就是“为民主而战”。演讲内容依然是内战的回忆、内战中的革命歌曲、继承当年的精神。主题本身是由听众决定的，对于欧洲左翼来说，他们之所以有集会的热情，就是因为西班牙“为民主而战”的战斗一向是他们的旗帜和精神上的强心剂。他们需要这样的回顾和缅怀，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人本身又何尝不需要。这段历史，几乎是西班牙共产党之所以存在、有别他人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理由。卡利约所代表的潜在的渐进变化，时时被掩盖在对“历史遗产”的颂扬中。

因此，在外界眼中，他们的情况和苏共有些近似，1956年地震的震中是在苏联，苏共的改变究其根源也应该追溯到1956年。可是从外部看来，仍然没有理由说，1956年之后的苏共就是一个本质不同的政党。从外部看西班牙共产党也是一样，他们或许在1956年后有了开始变化的契机，可是那还是一股潜流，水深水浅，外人不得而知。在这样并不是公开明确转变的状态下，某个掌握党内大权的领导人，他的决定和作为，也就显得特别重要。在佛朗哥去世的时候，卡利约仍然面临选择，他仍然可以决定带领西班牙共产党夺取政权，毕竟西班牙共产党仍然是最有号召力的反对大党。所以，卡利约的一句承诺，在国王眼中才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在西班牙长期的冲突历史上，这样的运作还是第一次，过程充满张力。如何具体操作，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在西班牙共产党带来的口信中，承诺的和平期是有限的，更何况，国王并不能完全控制极右分子的作为，如同卡利约也并不能完全控制他手下的极左分子。这两端都可能认为自己一方的领袖在“背叛自己的事业”，因而做出什么极端举动来刺激对方，引发冲突，使得进程毁于一旦。这个过程需要双方的克制，克制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这个基础是如此脆弱，常常出现意外，危机四伏。

政党合法化的讨论涉及西班牙共产党，所以存在巨大分歧，反对一方认为：作为新一代共产党总书记，严格地说卡利约本人并不是一代新人，他也是内战一代，只不过当时年纪比“热情之花”小了一辈而已，他本人也留有内战的血腥印记。西班牙人都知道这段历史：在内战中，记者向佛朗哥一方的摩拉将军问起进攻马德里的战术，将军说，我的四个纵队都将进击，第五纵队已经埋伏在城里。就这样一句兵不厌诈、信口开河的话，导致城内的左翼大开杀戒，以消灭子虚乌有的“第五纵队”。他们本来就抓了大量看上去“非无产阶级”的无辜者在牢里，被抓的原因只不过是在街上系了领带戴了礼帽之类，大多是中层阶级人士。模范监狱据说就关了五千人。这些人全部被当作“第五纵队”在一个小村子里被屠杀。西班牙人一直认为，当时担任警卫头目的青年卡利约必须对此负责。有人据此提出应对卡利约和西班牙共产党起诉“反人类罪”。政府找到一个法官，法官的意见是反对起诉，理由是“反人类罪”的罪名是“二战”之后才建立的，模范监狱屠杀发生的时候，法律还没有建立这个罪名。根据西方法律“不得追溯既往”的原则，不同意依此罪名起诉。他的意见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同时这位法官的父亲和兄弟都死于这场屠杀，这样的背景在客观上使得他的意见更能够被接受。

西班牙内战中的青年卡利约

当然也有断不接受的。国王登基之后，卡利约遵守承诺，没有立即呼唤革命。可是，由于形势松动，他也开始不断进出西班牙进行活动，用着假的法国护照，戴着根本骗不了人的假发。既然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化，卡利约作为共产党总书记自然就还在要抓的名单上。一般的警察对他睁一眼闭一眼。却偏偏也有警察在边卡把卡利约给抓起来了。局势一下就变得紧张。这很容易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要解套，西班牙共产党一方必须克制：理解这是一个“事故”，而不是国王“背信”。一天，马德里的法国大使馆里来了一个高阶的共产党领导人，对法国大使说，我们请求你给法国共产党的高层带个口信过去。法国大使说，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联系，不过，你先说说要带什么口信吧。来人说，你知道，我们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书记卡利约被抓起来了。现在法国共产党要声援，要在巴黎的西班牙大使馆前示威抗议。当然这是好意，可是请转告他们不要声势过大。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因为法国人的介入，倒过来刺激几百万西班牙人走进广场。请转告他们克制。法国大使感到非常奇怪地问道，干吗你们自己不去告诉你们的法国同志，而要我传信？来人说，很不幸的是，我们试过了，他们不相信也不尊重我们，可是他们尊重您。结果，法国大使果然帮助他们传话，在巴黎的示威规模很小，也相当克制。

政府一方要设法放人也得经过法律手续，要有法官正式宣布，依据什么理由而不对卡利约起诉。就在宣判前，预定的法官却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好不容易又找了一个合适的法官继续进行，卡利约被释放，双方终于渡过危机。卡利约的释放，被看作是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的前奏。可是，卡利约刚刚出狱，就发生了一个更紧张的危机，极右分子在马德里暗杀了几名左翼学生和律师。当年的西班牙内战，就是由极端分子的暗杀引发的，这一次，左翼政党们没有以暴力相向，而是和政府站在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共同谴责和反对暴力。

西班牙共产党终于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之前合法化，并且在1977年6月的第一次大选中获得了百分之九的选票。

将反对派纳入公平的民主竞争这一关，西班牙终于顺利地过去了。

成功的妥协仍然不是完美的

在这个和解过程中，确实存在许多困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如何面对双方的血腥历史，如何面对那些历史所造成的牺牲者。

就卡利约来说，他始终否认在模范监狱屠杀事件中负主要责任。他辩称自己当时只有十九岁，他也曾私下向质疑者提出书面辩解，指出更应该对屠杀负责的不是西班牙共产党，而是当时更为极端的左翼无政府主义政党。其实，在西班牙的内战前后远不止这一件惨案，内战中更是血流成河，对杀戮无辜双方都脱不了干系，任何一方要说手上没有鲜血，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是西班牙血腥历史的现实。

和解和妥协，其实是在取得协议，对罪行不再追究个人罪责，或是以此换取政治制度的和平过渡，或是换取独裁者提前放弃权力。这种做法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受难牺牲者的正义未能伸张。他们的正义被牺牲了。而这种做法的社会获益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避免更多流血、避免更多牺牲。

例如，把西班牙的佛朗哥和智利的皮诺切特比较。佛朗哥有过四十年独裁统治，而皮诺切特在执政十七年的时候，以变通方式获得终生免予起诉的保障，因而交出权力。这个政治交易传达了智利社会渴望提前步出困境的强烈意愿，当时也获得成功。但西班牙对皮诺切特提起的诉讼同时引发了智利的起诉，这又传达了死难者正义未能得到伸张的智利社会，仍然面对极大的道德困惑。智利社会决定违背当时承诺的契约，其实也是在支付另一种代价。

这是无解的难题，因为我们面前的社会并非完美，也就没有完美的解答。这也是一个需要说出来的话题。清楚说出来，社会至少可以明白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什么状态，即便是困境也知道是什么困境。再要讨论也就可以有的放矢。

在西班牙的民主进程中，强大的执政者和反对派的成功互动，也许会一遍遍地被不同地区的人们提起，希望成为借鉴。这个成功有许多细节和具体操作，而其中不可或缺的最根本基础，是朝野双方历经不同的曲折路径之后，都真地走到了一个共同点。站在这个善意基础上，朝野的关系突然变得平等，所有的党派终于退在同一起跑线上。1977年6月，西班牙第一次大选，卡利约带领自己的政党，平静地接受了民众选择的结果。只要是任何一个了解西班牙共产党历史的人，都会理解卡利约如此选择的分量，都会理解，国王说大家欠了卡利约的人情，不是一句轻松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