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项继权先生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的随感南街村是个谜。自从这个河南腹地的小村庄出名以来，它的存在就困扰着学界和舆论界。誉者多，毁者也多，而南街村也有意布下迷障，故意彰显红色的面目，遮蔽其经济活动的轨迹，故尔使得南街村的面目更加扑朔迷离。好在这个世界不乏喜欢刨根问底之辈，项继权先生的新作《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一书的问世，使得南街村谜团的谜底初露端倪。

项先生为我们解剖了三个麻雀——南街村、向高村和方家泉村，分别位于中国的中部、东部和西部，其中最为典型，也最为惹眼的是南街村。其实，像南街村这样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即使是在大包干的农村改革之后，也一直受到上面政策和宣传导向的双重鼓励。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全国范围的农村集体经济并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甚至像苏南这样早在改革前就已经红火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也趋向没落。南街村的典型难以推广，这无疑是令某些理论家难受的事情，究其原因，恰是项继权所指出的那样，南街村实际上是一种能人型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其中“能人”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个中的“能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具有相当的政治经济能力；二是具有足够的个人魅力；三是必须具有对集体的道德责任感，而且这样的能人机缘凑巧又能处于某个村庄集体的领导位置上，否则，这种“再集体化”的辉煌就难以出现。

当然，仅仅点出南街村现象的“能人政治”本质，显然不足以揭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村“再集体化”现象的全部内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走出人民公社体制的中国农民，在国家日趋和世界接轨的背景下，面对正在发育市场，亲历迅速膨胀且又对农民深沟高垒的城市化，自身有着太多的组织化需求和对集体经济的需要。如果有可能的话，似乎没有理由相信农民会拒绝集体的帮助以熬过市场的风浪。从历史上看，中国农村事实上并不存在纯粹的小农私有制，“集体经济”往往以族产、社产等名义广泛存在，不管其经营的效益如何，对于所在的农村社区和农户都切实有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公产的存在，是农民的自身需要所派生的，而不是谁强加给他们的。农民不仅对“集体经济”有需要，而且对那些宗族乡社等社会组织，特别是处于这些组织顶端的“能人”也有强烈的依赖。越是在动荡和变数不定的时代，人们对组织以及能人的依赖就越强。只要能人能给农民带来好处，那么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意愿，将支配自己的权力拱手相让。古代中国有过“坞壁”，近代中国有过“土围子”。现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尽管可能家家都有进城打工的人，也用上了彩电冰箱，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的现代化，农民跟他们的祖先一样，其实更希望能依靠人和组织渡过转型期的风险。只是过去的乡社组织连同农村的自组织机制，一同被长期的动员型的体制摧毁了，加上乡村的革命精英又高度地政治化，缺乏领导经济活动的领袖素质，时代和机缘都没有给农民以再组织起来的条件和机会。所以，他们更多地只能与自己的本愿相反，趋向一盘散沙式的原子化。只有在少数地方，处在原体制乡村领导位置的恰好是具备领导气质和经济能力的人，可以在合适的环境下（有上级的支持），利用原来的管理结构重振集体经济，建立农村基层的政治经济复合体。如是就出现了类似南街村和大邱庄这样的“奇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南街村现象不过是传统宗社乡党组织的现代衍生，正如项继权所指出的那样，在南街村，村民委员会已经形同虚设，村民代表会和村民大会也不开了，所谓的公民参与更是谈不上。南街村的权力架构，除了名称之外，已经没有什么现代意味了，不仅如此，南街村也不是毛泽东时代体制的复归。且不说其经济因为引进外资，不再具有集体经济意义，就其大量雇佣劳动而言，就已经离“共产主义”太远了。极而言之，南街村的两大社会阶层，上万人的“外工”和不多的“本土村民”，以及附着于本土村民的荣誉村民，后者是所有者、管理者以及食利者，前者只是劳工，按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后者是在榨取前者的剩余价值。所以说，实际上，南街村随处可见的革命标语，高亢的革命歌曲，反复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高举的毛泽东旗帜，说白了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一种与南街村的当家人王洪彬的治理结构相匹配的文化。借助于这种文化，对内可以增强凝聚力，强化管理，对外则打出南街村的标识，具有强烈的宣传和广告作用。不论王洪彬对此有无自觉，但南街村的红色的确在客观上起到了这种效果。南街村经济发展得规模越大，其治理方略“外圆内方”中的外圆部分就越是发达，甚至将桑拿房、歌厅都为外方管理人员建好。同时，也使其内部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越远，或者说红色涂抹得越重，甚至要建大食堂，不让村民在家吃饭，申请将南街村改为“南德公社”。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红色的文化，所以南街村整体上的秩序、凝聚力都要大大地优于向高村和方家泉村，集体经济也更为壮大。当然，其知名度也更高。虽然，真正成就南街村集体力量的关键因素，是“班长”王洪彬的经济开发和管理能力和看得见的绩效，但南街村以尊崇毛泽东为标志的革命文化还是强化了班长的个人权威，在南街村，“‘听班长的话，按班长说的去做’，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这样的情景，总是让人奈不住要想起过去那个熟悉的岁月。

在中国，当一群农民和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在某种机缘下，以某种结构结合时，凡是能成点气候的，除了合适的权力架构之外，总是会适时地出现某种文化。历史上的许多文化要素都出现在这种集团文化中，佛教、道教、基督教甚至会道门的异端邪说，有了这种文化，集团内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加强。在河南这块土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这样的团体。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这种模式也可以复制到集体经济中，为农民做点好事。只是我们担心，一旦领袖不在了，或者一时发昏做出反常之举，事情将会怎样。

一千多年前，陶渊明写过《桃花源记》，记的是一个留在历史深处的小天地，据陈寅恪先生考证，陶潜的桃花源实际上就是那时代常见的坞壁，就是人们为了躲避战乱聚族据险筑墙形成的一个个小聚落。那里，无一例外地都会有一个深孚众望的领袖。我感觉，南街村这样的地方，真有点像市场海洋中的坞壁，只是这个坞壁有的部分停滞在历史上，有的部分却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