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抗日战争产生了特别多的英雄，也产生了特别多的汉奸，最大的两个汉奸要算汪精卫和陈公博了。虽然这两个人做汉奸时，能控制的区域不过长江三角洲周围巴掌大的地方，但在名义上，他俩却是中国最大的傀儡政府的魁首。虽然在为虎作伥、跟日本侵略者合作方面，做的坏事不见得比别的汉奸更多，但影响却最大。抗日战争胜利，将他们钉在耻辱柱的最顶端，应该是名实相符。

汪、陈二人政治上是搭档，生活上也是好朋友。原本汪精卫出走的计划陈并未参与，可是到了汪已出走、日本人却改变前约不给汪一个体面的台阶，而原来参与密议的高崇武、陶希圣竞相逃离的时候，陈却从香港来到了上海，一头扎进了“火坑”，说是要够朋友、讲义气。

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元老，也是国民党的能臣，他和胡汉民两个原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家每周都要背诵的《总理遗嘱》就是汪的手笔。辛亥年广州起义失败，汪精卫愤而进京，刺杀摄政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谁不钦敬？汪精卫一表人才，风流儒雅，不知引得多少闺秀名嫒仰慕。胡适曾经说，如果汪精卫是个女人，他会死心塌地地爱他。当然，是男子也爱。汪夫人陈璧君体态臃肿，相貌一般，但汪精卫却一直洁身自爱，连丁点的绯闻都没有过。那时，国民党内，渔父（宋教仁）之才和兆铭（汪精卫）之德是大家公认的。汪精卫投敌后，国民党内元老一片哗然，差不多都会提到那句诸葛亮骂王朗的话：“卿本佳人，奈何做贼？”有痛恨，也有惋惜。

在国民党的革命谱系里，陈公博出道要晚得多，此公先是追求共产主义，中共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2个代表中就有他一个。只是进得快，退得也快，会还没开完，就因为一桩旅店里发生的自杀案闻警开溜，一直溜到美国去留学。留学回来，才混进国民革命的革命队伍。陈再作冯妇之后，很快就得到汪精卫的赏识，从此收入帐下，成为汪系国民党的干将。跟汪不同，陈公博是才子型的人物，大块头的理论文章能写，诗词歌赋也来得，最关键的是醇酒妇人从来少不了，下野时如此，当政时也如此，而且从来不避人，夫人也不因此而喝醋吵闹。泡歌女，捧戏子，养情妇，风流韵事多得到了让人惊掉了下巴的地步。据说陈公博曾写过一首夫子自道的诗：“天下荒唐第一，古今才智无双，燕赵吴越孤心赏，任凭他人短长。”说得相当实在，此公的确是走到哪儿风流到哪儿，燕赵吴越到处留情，不管别人白眼还是黑眼。1930年蒋冯阎大战，汪精卫和陈公博拉着改组派跟冯（玉祥）、阎（锡山）掺和，在战火纷飞的时候，到了人家阎老西的地盘上（山西）居然也没耽误泡戏子，看上了一个唱梆子的女伶，结果跟当地的军阀的“同情兄”撞了车，差点被人赶走。

从大的政治格局里看，似乎政治人物的私德跟政治上的表现没有多少关系。两个人，一个一尘不染，一个曳尾泥塗，却殊途同归一并做了汉奸。其实并不尽然，国民党是个没有打算跟传统决裂、却又习染了西方政治风尚的集团，汪精卫在党内一直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虽然在跟蒋介石的争斗中总是处于下风，但始终没有被平掉。也就是说，他至少在他自己的体系内是头，而且从来也没有断了当整个国民党首领和中国领袖的心思。无论是传统政治语境还是西方的政治风尚，个人的私德是必须讲究的，尤其是领袖人物的私德必须靠得住。所以，汪精卫只要领袖的感觉存在一日，就必须做一日的不沾锅（其实，他的政敌蒋介石也一样讲究，自从跟宋家结亲之后，荒唐事就没有了）。而陈公博尽管地位不低，但毕竟在“领袖”的下面，是“臣子”，主要的任务是给领袖奉献才智的，所以就无所谓了，得风流就风流一下。

说来有意思，汪记国民党一直是站在左翼的立场上跟蒋介石过不去的，他们一直以为，自己在革命的道路上跑得更快。最后做了汉奸，虽然自家有下地狱救国家的借口，其实也不过是政争失势寻求出路的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背后有对国际形势的错判，有对中国抗日战争不可救药的悲观估计。说到底，汪、陈二人还是在个人名利的路上跑，而且跑得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