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整个七月，白玛央宗混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那次是针对大峡谷生物多样性调查的科考活动，主要通过影像的方式记录物种，进行扫地调查。

她刚到派镇的第一天，调查队分两组制订计划和线路：一组人文，一组生物。她混在人文组，主要行程是去大峡谷方向的最后一个村落“加拉村”进行调查。她第一天的适应性工作是去索松村拍大蜜蜂。这种蜜蜂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一种蜜蜂，全名叫喜马拉雅黑大蜜蜂，也叫岩蜂，巢穴筑在岩壁上。山上有两三个很大的蜂巢，像几块黑饼挂在山上。其实摄影师感兴趣的不只是大蜜蜂，而是想拍摄一种罕见的扑食蜂蜜和大蜜蜂的鸟，叫黄腰响蜜。

他们在山上突然遭到了大蜜蜂的攻击，刚开始只有三四只。但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头上已围满了大蜜蜂。白玛央宗戴了一顶帽子，穿着一件T恤开衫，她拉着帽子就往山下跑，一边跑一边腾出手来捂胸口。

她说：“大蜜蜂最多的时候，我耳朵都快被震聋啦，轰炸机似的声音呜呜响。”然后，她身上掉下很多死去的大蜜蜂，衣服上挂着一根根黄黄的毒腺，那是它们的内脏吧。她浑身上下都弥漫着一股蜂蜜和内脏混合的恶心的味道。下山的时候，他们连滚带爬地跑得飞快，这是在逃命，也是在玩儿命。陡峭的山坡，一块绊脚的石头就可以把人飞弹出去，要了人命。

小时候，她曾经幻想过几种逃命的场景，其中一种就是被蜜蜂追—没想到梦想成真了。

她边跑边看见远远的雅鲁藏布江，心想怎么办，遇见这种情况到底怎么办？需要跳江吗？跳江会死吗？但容不得她多想这个问题，因为江边太远了，而且去江边的路上全是带刺的灌木丛。她心想：左右都是惨死，太欺负人了！

这些大蜜蜂拼足了劲儿跟人同归于尽。她的后背、脖子、肩膀、头顶都被扎得疼疯了。有一只蜜蜂绕道正面，选她身上最软的地方钉了上去……她“啊”的一声，眼泪鼻涕一下子全出来了。

他们不知道蜜蜂还会有多少，足足跑了一公里多才慢慢甩掉蜂群。一个专家感动地哭着说：“幸亏再大个头也还是蜜蜂，还不够毒，如果是马蜂，咱们不死上两次都对不起自己。”

他们队伍里伤势最严重的有三个人，一位是队长，一位是昆虫学家，另一位是个上海晨报的女记者，他们每人平均被叮了一百口左右，光在他们的头上拔刺，每人就被拔了五十多根。最严重的三人，当天下午出现了发烧呕吐的症状，被拉去八一镇上输液，六瓶液体打进体内才算没事了。其余人情况最轻微的是拉肚子，白玛央宗算是队伍里受伤最少的，但也被叮了二十多口。叮到最后，她几乎从害怕变成了完全的愤怒了，一手抓一只，统统捏死。

后来，她拿着她伤后的照片给我看，从那个时候起，我对“猪头三”这个词儿有了新认知。

白玛央宗眼泪汪汪地说：“怎么办？我杀生了，还不止一条命。”

我说：“为了别继续造孽……这张照片千万别拿给你男朋友看。”

她很认真点头，很感激地说：“多谢你提醒，真够哥们……”然后，又眼泪汪汪问：“怎么办？我杀生了……”

2011年的时候，我还认识了一个女人，一个精致婉约、楚楚动人的都市丽人。

我约她去农家乐吃土菜，饭后我们在院子里纳凉。她端起一杯开水慢慢往地上倒，地上是一串小小的蚂蚁洞，一小片烫死的黑黑的蚂蚁浮在水洼上。

她很可爱地冲我笑，说：“讨厌死了呢，刚才都爬到我鞋边上了……”

我也很可爱地冲她笑，然后我们AA制埋了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