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

中国的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常常站着一个女人，这女人通常是他的贤妻。但终身未婚的单身汉卡夫卡背后站着的却是一个男人——马克斯·勃罗德！试想，如果没有勃罗德，则卡夫卡未必能在成名前及时认识莱比锡的出版商罗沃尔特和柏林出版商库尔特；没有勃罗德，则卡夫卡的大量遗稿很可能被别的什么人按照作者的遗愿真的“付之一炬”了；没有勃罗德，谁有作家的水平和眼力，付出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将卡夫卡大量散乱的遗稿一一收集并编辑成书及至全集出版？可以说，勃罗德的行为谱写了一曲最动人的友谊之歌！这里用得着清人何晚晴的一句名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这一对犹太民族的优秀儿子，他们的莫逆之交早在大学年代就开始了。除了被歧视民族的共同命运以外，为人正直、真诚的相似品性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当然，共同的爱好——文学也许是更重要的情感纽带。在这方面，勃罗德比卡夫卡成熟得早。在他们结伴旅游之时，勃罗德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了，而且在艺术、音乐批评方面都显示了才华。这时卡夫卡的成名作正躁动于母腹之中。这时期可以说勃罗德堪称是卡夫卡的生活老大哥和文学引路人。1911年两人的南欧（瑞士、意大利和法国）之行和1912年夏末的魏玛旅游，对双方的友谊是个有力的促进，对卡夫卡的创作更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主要是他们路过莱比锡时，勃罗德将卡夫卡介绍给知名出版商罗沃尔特，遂使罗沃尔特当即向卡夫卡约稿。这使卡夫卡受到鼓舞。该出版社后来成为出版卡夫卡作品最多的德国两家出版社之一（另一家是柏林的库尔特出版社）。

这两次欧洲之行是卡夫卡最先倡议的，并明确提出各自把所见所闻记下来。说明卡夫卡有意识地将外出旅游当作文学试笔，而不是一般的度假休闲或游山玩水。在他的日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非常注意对所接触到的人物的表现特征和性格的描写（而勃罗德则更注意对环境包括自然景观和建筑景观的描写），明显是在进行写作训练。一个伟大作家的文学抱负已流露无遗。

读者将会感到欣慰的是，这个版本将勃罗德在这期间所写的日记也全部包括进去了，这无疑有助于读者在阅读时可以进行两相比较，看看这一对挚友在面对同一客观事物时的相同或不同反应，同时还可以通过勃罗德的日记印证卡夫卡的日记内容，从而增加事件的真实性。例如，他俩几乎每到一个新的城市，都要去妓院逛逛，而且都不避讳把此事记在日记本上。但与妓女做成交易没有？光凭卡夫卡的日记还较难看得出来。有了勃罗德的日记，就有较多的过程描写：一次他面对围成半圆形长队的妓女们让他挑选时，他心里很不自在，觉得这对不起他刚结婚的妻子。又如：卡夫卡在瑞士发现瑞士的高山很多，就说：“是否还没有爱国者想把瑞士的面积这样来计算，即把高山的表面也作为平原来测量。这样瑞士就必定比德国要大。”这段话卡夫卡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勃罗德也原原本本地把它记在自己的日记里，说明他很欣赏卡夫卡的幽默感。又如：未婚的卡夫卡容易对女孩子发生兴趣，一般他自己在日记里都会提到，但不一定具体。而勃罗德就比较明确，例如卡夫卡在瑞士遇到一位匈牙利姑娘，如痴如醉。勃罗德写道：“一位匈牙利少女，卡夫卡非常喜欢她，称她为‘匈牙利花朵’。噘起的嘴唇。”第二年在魏玛，卡夫卡很快与房东的女儿格蕾特打得火热。勃罗德不止一次提到此事。他在魏玛的最后一天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卡夫卡卓有成效地与房东在漂亮的女儿卖弄风情。”如此等等。

本书译者孙坤荣教授是笔者的大学同窗和好友。当时的同班同学中差不多有一半是所谓“调干生”，即在国家机关工作了几年后才来上大学的，所以孙的年龄比我大四岁（生于1932），来自江苏。他性格开朗，工作积极，又是党员，因此毕业后留任教学工作，直到退休。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在坚持教学的同时，曾担任多年的西语系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编选了1—3册《德语文学选读》和一本《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并翻译了一些作品。他的翻译水平亦属上乘。除这部《那几年，卡夫卡》（又名《卡夫卡旅游日记》）外，我还部分核对过他的其他译文，感觉他对原文的理解颇为到位，译文也相当流畅，几乎没有发现欧化的或佶屈聱牙的文句。应该说孙坤荣的一生是积极奋进的一生，是对我国的日耳曼语言文学的发展做了可贵贡献的一生。他向来红光满面，生气勃勃。我一直以为，他会走在我的后面。不想病魔的偷袭来得如此突然，以致我都来不及见他一面他就仙逝而去！令人格外悲痛。借此机会谨代表我的全班大学同窗，向孙坤荣同学表示深切的哀悼。安息吧，我们60年的老大哥！

本书内容属于正在陆续出版的《卡夫卡全集》校勘本的一部分，本应与卡夫卡的其他著作一起面世的。由于译者孙坤荣教授不幸突然去世，根据他生前遗愿，出版社出于对死者的尊重，特地将它抽出来先行出版。作为这套全集的主编，笔者对出版社的美意表示赞赏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