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北洋时期是武夫军汉当家，这些武夫军汉我们平常管他们叫军阀。在现代中国，凡是被称为“阀”的都带有贬义，军阀尤甚。所以一提起军阀，人们脑海里立刻冒出来的就是些专横跋扈的军人，打、砸、抢，吃饭不给钱，抢女学生做小老婆，随便杀人，等等。当然，这么干的军人不是没有，打起仗来，尤其是打了败仗之后，干得比这过分的也不少。但是如果用这些行为来概括所有的军阀和军阀所有的行为，好像也不合适。

北洋时期，媒体骂军阀，骂也就骂了，最大的惩罚是派人封了报馆，往往是这边封，那边又开了。抓记者枪毙那是北洋末期胡子出身的张大帅当家时候的事。大学里，教授们爱讲什么讲什么。当局想派进个校长去，如果教授不同意，任谁也没辙，武夫们居然就是不敢派兵护送强行进入。更有意思的是，某些武夫军汉居然自己办大学，比如唐继尧办了东陆大学（即后来的云南大学），张学良办东北大学，连布贩子出身的曹锟也办了一所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

唐继尧和张学良都是喝过墨水的人，出过洋，见识过，有点闲钱办个大学，不奇怪；曹锟一个粗人，虽说也上过北洋速成军事学堂，但那是混出来的，在家乡人送外号曹三傻子，而且他所在的直系一向钱紧，居然也有兴致办大学。

曹三傻子办的大学不是军校，而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原保定农业专门学校基础上扩建而成。那一年是著名的1919年；那年，曹锟在做直隶督军。督军是一省的天，但在这所大学里，教授是天。

曹锟出钱，管事，但是，办大学，靠教授。他经常说，自己就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大学得靠教授。只要曹锟在学校，就经常在教授休息室候着，对下课的教授嘘寒问暖。大暑天，他在教室外面看见教授讲课讲得满面流汗，就命令校工上课的时候送毛巾到课堂上，给教授们擦汗，后来干脆往教室里装了铁柜，放冰块降温。每逢发工资的时候，曹锟都嘱咐行政人员把大洋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举案齐眉式地送给教授。

河北大学的教授工资要比北京的一些大学稍低，但对于物价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个月两三百大洋的工资已属天价；曹锟的副官们能拿到零头，已经要念佛了。但是这样的工资，曹锟居然感到有些歉疚。看见教授在用显微镜做试验，曹锟说，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钱，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

这位粗鲁的军汉对学生要粗一点。文化低、词少的曹督军曹大帅偏爱给学生训话，每训必强调尊重教授，说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请来的，如果谁敢对教授不礼貌，就要谁的脑袋。然而，没有哪个教授把所谓的学生不礼貌行为告诉曹锟，因此也没有谁真的掉了脑袋。

事实上，对曹锟这种人来说，办大学跟比较开通的财主在家里办私塾的心态差不多。无论布贩子出身的曹锟怎么开明，怎么喜欢附庸风雅，他办大学也只是给他的家乡办一个大私塾，教授都是他为家乡父老请来的“西席”。

对教授的尊敬，厚供给，就如同一心希望子孙争气的乡下财主，自己舍不得吃，也要让老师食有鱼，起居有礼。而且学生不听话，也都放任老师去责罚，如果老师为此告状，学生多半要挨一顿胖揍。这样的财主，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时代，每个好一点的乡村教师都会遇到。

曹锟其实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学术自由，什么叫教授治校，连什么叫做现代的大学他都没有见过；他熟悉的只是怎样管大兵，立正稍息，齐步走。奖就是大洋、升官，罚就是军棍、禁闭和砍头。但是他没用军队的一套来办大学、管大学，尽管他也在大学里安排了一些昔日的副官马弁，但是这些人都成了伺候教授的跑腿子。连曹大帅都对教授一说话三点头，他手下的这些小军汉们还不只有听喝的份？

形势比人强，那时的大学，全中国都这么办，武夫军汉来办，自然也得这么办。不这么办，就不叫大学。看来，谁来办大学并不重要，即便是一个大学问家来办大学，赶上一个大学不叫大学的年代，也只能办成衙门；反过来，武夫军汉赶上合适的时候，也能办出一个像样的大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