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度有过纪念章的盛世。

劳动佛祖，让他来为自家护身保驾，挂个佛像在胸前或者腰间，这是国人古已有之的老习惯。这些佛像如果是金属做的，而且又足够的扁平，也就跟像章相差无几了。不过，为世俗世界的人做纪念章的事，还是一种舶来货，是洋人先弄起来的，中国人后来一直在学。清朝覆灭之后，别的现代化好像没什么起色，但在这方面倒是进步神速。在山西和江西的旧货摊上，我淘到过孙文、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甚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的像章，都蛮精致的，个个人头硕大，端庄可敬。但是翻遍历史书并名人日记和回忆，却没有人人戴像章的记录，甚至军政人士好像也没什么人佩带这种看起来很美观的东西。如果非要佩带点什么的话，大家显然对勋章更感兴趣，在老照片上，后人顶多能看到人们挂上若干或者若干排勋章的形象。

显然，这些曾经威风过的伟人（用广东话来说叫猛人），不是自身个人魅力不够，就是手下抬轿子的人太蠢，造出了像章，却没有办法或者干脆没有想到让大家都佩带。袁世凯手下的梁士诒等人想出了组织妓女和乞丐请愿团拥护老袁当皇帝的招数，大太子袁克定甚至连报纸都伪造出来，以示舆论一致，居然就是没想到让老百姓人人都戴有袁头的纪念章（哪怕让军政人员戴也行啊）。如果人人胸前都佩戴老袁的像章，别说做皇帝，就是直接做神仙都准保没人敢反对，蔡锷之辈就是想“捣乱”，也没有人会响应。

不过，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上面提到过的大人物这样蠢，造出像章只拿它做纪念品，不充分发挥其政治效用。有两个不大的军阀，造了有自己头像的纪念章，然后强令自己的每个部下都佩戴在胸前，如果有人不遵，军法从事。这两个人，一个在胶东，叫刘珍年；一个在关中，叫管金聚。

相比较起来，刘珍年的推行个人崇拜的力度要大一点，不仅发像章，据说还编了自己的语录，发给手下的军政人员，人手一册，某些警句据说也是要求背诵的。可惜的是，现在刘珍年语录已经找不到了，我搜寻多年都没有结果。如果有一天刘语录能出土问世，肯定是一件让收藏文物的人们高兴的事情。

更可惜的是，刘、管两位的队伍毕竟太小，不过几万人枪，崇拜所形成的战斗力又不足够大，所以没有显示出像章本身所应该具有的巨大精神威力。他俩先后都让更大的军阀吃掉了。管金聚的遭遇更具戏剧性。打了败仗，本来他是可以化装逃走的，可是，即使变了装，他的士兵人人胸前都有他的像，等于到处张贴了通缉令——于是管大人没有跑成，落到了对手手里，而对手又是个六亲不认的家伙，结果管大人胸前吃了花生米，翘辫子了。

时间过去了大半个世纪，没有人为我们的刘大人和管大人总结过经验教训：为什么他们的个人崇拜不够有威力？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二人开创了利用像章推行个人崇拜的先河，拥有货真价实的首创性，仅凭这一点，他们就有资格在历史留下名字。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发生过很多事情，有伦理革命、思想解放，还有科玄论战、教育救国、乡村建设。可是，当时发生的并不仅仅是这些事情，不仅大学生和教授在忙活，很多让后来的人们看起来很不怎么样的人也在忙。对历史发生作用，甚至影响到后人行为的，其实并不都是那些很光鲜的思想和行为。思想家和先进时髦的学生在创造历史，军阀、马贼们也在创造历史，有讲唯物论的就有装神弄鬼的，有拜佛传戒的就有用水龙头给部队洗礼的，有主张教育救国的就有扶箕打卦的。比较起来，利用像章搞个人崇拜，还多少有点创造性。只不过，大家乱忙一场，流芳百世也罢，遗臭万年也罢，究竟哪个影响更大，还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