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小说大家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时代为背景，叙述在伦敦与巴黎之间发生的一个悲壮故事。卷首的一段名言，道尽一个伟大时代的希望与绝望，矛盾之中别有天机，历来不断有人引述。其实双城的现象不但见于时势与国运，即使在个人的生命里，也常成为地理的甚至心理的格局。不过双城的格局也应具相当的条件。例如相距不可太远，否则相互的消长激荡不够迅疾，也欠明显。同时双方必须势均力敌，才成其为犄角之势，而显得紧张有趣，否则以小事大或以大吞小，就难谓其双了。另一方面，距离也不能太小，格调也不能太近，否则缺少变化，没有对照，就有点像复制品了。

这么说来，《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也算得是双城。长安与洛阳先后成为西汉与东汉的京都，当然也是双城。其实长安的故址镐京与洛阳，先后也是西周与东周建都所在。民初作家笔下并称的京沪，旗鼓相当，确有双城之势，但是对我并非如此，只因我久居南京而少去上海。抗战时代，我在重庆七年，却无缘一游成都。后来在厦门大学读了一学期，也从未去过福州。我的生命之中出现双城的形势，是从台北和香港之间开始，那时，七十年代已近中叶了。

其实对我说来，七十年代是从丹佛启幕的。在落基大山皑皑雪峰的冷视下，我在那高旱的山城住了两年，诗文的收获不丰，却带回来热烈的美国民谣和摇滚乐，甚至宣称：在踏入地狱之前，如果容我选择，则我要带的不一定是诗，而且一定不是西洋现代诗。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回到台北，满怀鼓吹美国摇滚乐的热情，第一件事情便是在《人间》副刊发表我翻译的一篇长文，奈德·罗伦（Ned Rorem）所撰的《披头的音乐》，颇令一般文友感到意外。那时的台湾，经济正趋繁荣，“外交”却遭重挫，政治气氛相当低迷。主编王鼎钧拿到我的稿子，同样觉得意外，并且有点政治敏感，显得沉吟不决，但终于还是刊出了。不久我去各校演讲，常以美国的摇滚乐为题，听众很多。我对朋友自嘲说，我大概是台湾最老的摇滚乐迷了，同时我为《皇冠》杂志写一个专栏，总名《听，那一窝夜莺》，原拟介绍十二位女歌手，包括琼娓·米巧和阿丽莎·富兰克林，结果只刊了琼·拜丝和久迪·柯玲丝两位便停笔了，十分可惜。

自己的创作也受到歌谣的影响。其实早从丹佛时代的《江湖上》起，这影响已经开始。在诗集《白玉苦瓜》里，这种民谣风的作品至少有十首：日后的《两相惜》《小木屐》等作仍是沿此诗风歌韵。当时写这些格律小品，兴到神来，挥笔而就，无须终夕苦吟，却未料到他日流传之广，入乐之频，远远超过深婉曲折的长篇。像《乡愁》《民歌》《乡愁四韵》这几首，大陆读者来信，就经常提起。诗，比人先回乡，该是诗人最大的安慰。

这当然是后来的事了。但是早在七十年代初期，这些诗在受歌谣启示之余，已经倒过来诱发了台湾当时所谓的现代民谣。杨弦把我的八首诗谱成了新曲，有的用西洋摇滚的节奏，像《摇摇民谣》；有的伴以二胡低回而温婉的乡音，像《乡愁》。不过杨弦统称之为现代民歌，而且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的雨夜，领着一群歌手与琴手，演唱给中山堂的两千听众。这时，七十年代刚到半途。

后来现代民歌渐成气候，年轻的作曲者和歌手纷纷兴起，又成了校园歌曲，历七十年代而不衰。但自八十年代以来，这一股清新的支流渐被吸入流行歌曲的滔滔洪流，泾渭难分，下落不明。除了像罗大佑那样仍能保持鲜明的反叛风格者之外，多半都已陷入商业主义，不但内容浅薄，歌词尤其鄙陋。

二

在六十年代的文坛，期刊杂志曾经是为严肃文学证道甚至殉道的重镇。除了同人诗刊之外，《文星》《现代文学》《文学季刊》《幼狮文艺》《纯文学》等杂志，前前后后，撑持了大半个文坛。若要追寻六十年代的脚印，多在此中，因为那时报纸的副刊，除了林海音、王鼎钧少数主编者之外，都不很同情现代文学，所以“前卫作家”之类不得不转入地下，成为“半下流社会”。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情况却有了逆转，副刊渐执文坛牛耳，文学杂志却靠边站了。令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崛起《人间》的“高信疆现象”。……在文坛上，当时写实主义与乡土意识乃应运而生。高信疆适时出现，英勇而灵巧地推进了当年的文运，影响至为深远。方其盛时，简直可以“挟缪斯以召作家”，左右文坛甚至文化界的气候。他的精力旺，反应快，脚步勤，点子也多，很有早年萧孟能、朱桥的遗风，却比前人多了大报的销路、频率、财力可供驱遣。从专题策划到美工升级，从专访、座谈、演讲、论战到大型文学奖的评审，副刊在高信疆的运转之下，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魅力与影响。

这情形，直到一九七八年痖弦从威斯康星学成归国，才有改观。痖弦是一位杰出诗人，且有多年主编《幼狮文艺》的经验，文坛的渊源深广，接手《联副》之后，自然成为另一重镇。于是两大报副刊争雄的局面展开，成为文坛新的生态。在七十年代，报禁未开，每天三大张的篇幅中，副刊最具特色，影响十分深远。作家在大报上只要刊出一篇好作品，就为文坛众所瞩目。反而在解严之后，各报大事增张，徒然多了一些言不及义的港式“无厘头”副刊，模糊了文艺和消遣的区分。在“鸡兔同笼”的浑水里，真正的作家欲求一文惊世，比从前反而要难得多了。

七十年代的文学期刊，只有《中外文学》和《书评书目》等寥寥几种，影响不如六十年代。两大报的副刊不但读者多、稿酬高、言论开放、文章整齐、版面活泼，且多海外作者，视界较宽。两边的编辑部有的是人力与财力，而且勤于邀约海外稿件，因为当时台湾的言论与资讯限制仍多，海外学者与作家乃显得见多识广，尤以对大陆的情况为然，何况人在海外，也比较不怕政治禁忌。所以夏志清的论评、陈若曦的小说，每刊一篇，常会引起一阵轰动。曾有若干作者，在台湾投稿不刊，去了美国再投回来，就登出来了。这种“远来僧尼情意结”（因为有不少女作家），引起一句笑话：“到人间的捷径是经由美国。”

三

香港，当然也是一条捷径。早在七十年代，相对于台北的禁闭，香港是两岸之间地理最逼近、资讯最方便、政治最敏感、言论却最自由的地区；而在两岸若离若接的后门，也是观察家、统战家、记者、间谍最理想的看台。

……

我去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系任教，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夏末。这决定对我的后半生，影响重大，因为我一去就是十一年，再回头时，头已白了。如果我当初留在台北，则我的大陆情结不得发展，而我的香港因缘也无由发生，于是作品的主题必大为改观，而文学生命也另呈风貌。历史的棋局把我放在七十年代后期的香港，对我说来，是不能再好的一步。

但是初去香港，却面临一大挑战。英语和粤语并行，西方和东方交汇，左派和右派对立，香港确实是充满矛盾而又兼容并蓄的地方：两岸下棋，它观棋，不但观棋，还要评棋。

我去香港，正值“文革”末期，……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口号是“认祖关社”（认识祖国，关心社会），言论完全追随新华社，对台湾的一切都予否定。从九龙乘渡轮去香港，中国银行顶楼垂下的大红布条，上书“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波上赫然可见。……

在那种年代，一个敏感的艺术心灵，只要一出松山机场，就势必承受海外的风雨。香港，中国大陆统战的后门，在“文革”期间风雨更大。首先，你发现身边的朋友都变了。於梨华学妹进入大陆的前夕，在香港和我见面，席间的语气充满了对“新大陆”……的乐观。温健骝，我在政大的高足，准备研究《金光大道》做他的博士论文，并且苦谏落伍的老师，应该认清什么才是中国文学的大道。唐吉诃德方欲苦战风车，却发现桑丘·庞沙，甚至罗西南代都投向了磨坊的一方，心情可想而知。

然后是左报左刊的围剿，文章或长或短，体裁有文有诗，前后加起来至少有十万字，罪名不外是“反华”“反人民”“反革命”。有一首长诗火力射向夏志清和我，中间还有这样义正词严的警句：你精致的白玉苦瓜，怎禁得起工人的铁锤一挥？时间到了，终难逃人民的审判！

上课也有问题。我教的一门“现代文学”，范围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选课的学生少则五六十人，多则逾百。可是坊间的新文学史之类，不外是王瑶、刘绶松所著，意识形态一律偏左，从胡适到沈从文，从梁实秋到钱锺书，凡非左作家不是否定，便是消音，没有一本可用。我只好自编史纲，自选教材，从头备起课来。还记得在讲新诗的时候，一位左倾的学生问我，为什么不选些当代进步的诗人。我正沉吟之际，班上另一位学生却抢着说：“那些诗多乏味，有什么读头？”问话的男生拗不过答话的女生，就不再提了。那女生，正是黄维樑的妹妹绮莹。

每学期末批阅学生的报告，也是一大工程，不但要改别字，剔出语病，化解生硬冗赘的西化句法，更要指出其中史观之浅陋、评价之失当，在眉批之外，更要在文末撮要总评。有一年的暑假，几乎就整个花在这件事上。终于渐见成效，学生的流行观念渐见修正。如此两年之后，四人帮下台，“文革”结束，香港的大学生们才真正重新“认识祖国”。也就在这时，梁锡华与黄维樑新受聘于中文大学，来中文系和我同事。我们合力，纠正了新文学教学上肤浅与偏激之病，把这些课程渐渐带上宽阔的正轨。

四

七十年代的台北，曾经是不少香港人心目中可羡的文化城。以治安而言，当年台北远胜于香港，侨生漫步于夜深的台北，觉得是一大解脱。一九七五年，中文大学入学试的中文作文，题目是《香港应否恢复死刑？》，考生多以慨叹本地治安不宁破题，再引台北为例，说明有死刑的地方有多么宁静，结论是香港应该学学台北。

那时香港的作家羡慕台北的报纸重视文学，不但园地公开，篇幅充裕，稿酬优厚，而且设立文学奖，举办演讲会，对社会影响至巨；也羡慕台北的书市繁荣，文学书籍出得又多又快，水准整齐，销路也好。颇有一些香港作家愿意，甚至只能，在台北出书。同时，台湾学生的中文程度，也要比香港高出一截。

二十年后，台北的这些优势都似乎难以保持了。中产阶级因治安恶化，政局动荡而想移民。作家们甚至在讨论，文学是否已死亡。文学奖设得很多，奖金丰富，但竞争不够热烈，而得奖人别字不少。台湾是发了，但是发得不正常，似乎有点得不偿失。

五

七十年代一结束，我曾迫不及待，从香港回到台北，在师范大学客座一年。那时我离台已经六年，心中充满了回家的喜悦，走在厦门街的巷子里，我的感觉“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八十年代的中期我回台定居，再见台北，那种喜悦感没有了。我几乎像一个“异乡人”，寻寻觅觅，回不到自己的台北。

八年来我一直定居在高雄，不折不扣，做定了南部人。除了因公，很少去台北了。现在我的新双城记似乎应该改成高雄对台北：无论如何，北上南下，早已八年于兹。但是我对台北的向心力已大不如前，不如我在港的年代，因为台北似乎失去了心，失去了良心、信心，令人不能谈情、讲理、守法，教我如何向心？

……愿我的双城长矗久峙，永不陆沉。

一九九三年七月

（本文略有删改——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