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来年，中国教育领域的弊端有目共睹，引起了广泛的质疑乃至“声讨”。变本加厉的应试教育，从小学开始的沉重升学压力和功课负担，激烈的择校竞争，高收费、乱收费和严重的腐败，义务教育的名存实亡，失学儿童和贫困生的大量出现，如此病象纷呈，其症结究竟何在？如何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条线索，找出补救的措施，进而校正改革的方向？许多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严肃的讨论，而杨东平的《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正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

杨东平是一位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学者，人们经常听见他发出清醒的声音。在本书中，他从探讨教育公平问题切入，凭借道德良知和理性思考，在分析统计资料和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当今教育领域的诸多弊病及其症结做出了清晰的、有说服力的诊断。

教育公平的缺失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产业化”改革。作者指出，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建立了城乡二元、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二元的等级化公共教育体制，形成了影响我国教育公平的最基本的制度结构。然而，学校等级化的加剧，却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这一改革被研究者称作“单纯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指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的改革。作者认为，它已成为当前影响教育公平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因而对之着重做了剖析，在我看来也是全书最具现实批判力度的章节。

从政策和实践看，“教育产业化”的具体做法，在中等教育阶段主要是公办学校转制，“名校办民校”，例如把名牌中学的初中部变成高收费的“改制学校”。在高等教育阶段，主要方式是办高收费的“二级学院”、“独立学院”，近些年来更是片面追求数量和规模，用房地产开发模式兴建新校区和“大学城”。大学扩招使得普通高中成为瓶颈，在中考竞争远比高考激烈的新态势下，中等教育进一步出现大规模的两极分化，如同作者所说，少数豪华学校与大量贫困学校并存，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畸形化的一道荒唐、乖张的风景线。

“教育产业化”的实质不是市场化，而是混淆了市场化改革与公共治理改革。一方面，该改的不改，政府高度行政化的治理方式、对学校的直接微观控制、垄断教育资源的方式皆未变；另一方面，不该改的却改了，公立学校用靠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产品设租寻租，将其变成需要花钱购买的服务，向社会、家长强势地攫取经济资源，并架空了弱势阶层和人群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和权利。教育产业的主体本应是民办教育，在“名校办民校”的极端不公平竞争中，真正的民校不但步履维艰，而且大面积死亡，假民办扼杀了真民办。同时，公办教育本身成了腐败的温床，公众对教育的评价降至20年来最低点，教育成为民怨沸腾的“暴利行业”和“腐败重地”。教育支出成了中国民众的沉重负担，占人均收入的比例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每年新生入学时节，屡有贫困生或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惨案例发生，聚焦了教育不公平的严峻现实。在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的背景下，教育本应发挥社会平等制衡器的作用，现在却蜕变成了凝固和扩大阶层差距的工具。

在当今种种教育乱象之中，“择校热”格外令人瞩目，大多数家长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其中，为之恐慌。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的择校竞争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让人们看到了“教育产业化”是如何进一步扩大学校的两极分化的。作者指出，在利益驱动下，当下“择校热”呈现以下特点：第一，面特别广，已从重点中学蔓延到普通中学，从大中城市蔓延到县城和农村地区；第二，低龄化，择校竞争从高中下移到初中，进而下移到重点小学、重点幼儿园；第三，小学阶段出现炽烈的“奥校热”、“考证热”，极大地损害了儿童的身心；第四，择校生的比例越来越大，在城市重点学校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收费越来越高，已相当于大学学费。正是依靠把所谓“民营机制”引入公立中学，在基础教育阶段用钱购买教育机会的做法得以大规模地合法化，变成了一种“市场规则”，构成了家长们不得不就范的刚性机制，并形成了少数名校、强校的巨大寻租空间。

那么，在教育不公平的演进中，应试教育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作者简明地指出：“应试教育与重点学校互为推动，基础教育进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单一价值和培养模式的应试教育、升学竞争导致对重点学校的择校需求，择校热导致学校差距继续拉大，学校差距过大又导致择校竞争和应试教育更为激烈，如此反复震荡。”其实，重点学校的优势也是以应试教育为前提的，主要是凭借考入重点高校的升学率而抬高了其门槛和身价。我们不妨设想，倘若改变了以统一试卷和标准答案为特征的现行高考方式，还会不会有今天这样挤破门庭的择校狂潮，由此我们也可明白应试教育何以如此难以改变的缘由了。当然，应试教育在我国已存在了几十年，只是在实行“教育产业化”的近十来年，它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威力。由此可见，应试教育、重点学校制度、“教育产业化”，这三者在今天已形成互相支撑和促进的格局，而“教育产业化”所起的作用尤其恶劣，导致了早已有之的应试教育和学校等级制度变本加厉。

倘若要进一步探究“教育产业化”的由来，我们就不能不问责政府。作者认为，短缺和失衡是两个制度性问题。一方面，教育投入的总量不足，低于许多比中国穷的国家，反映了政府对于教育的态度。另一方面，教育经费的分配不合理，等级化学校制度是在政府或明或暗的倡导和支持下才得以存在并发展的。事实上，“教育产业化”一直是在政府的许可下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重点学校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改变中国教育不公平的现状，千难万难，最大的困难是在这里。

按照我的理解，本书在相当程度上是在向政府建言。作为一个纯正的学者，杨东平既有正义感和责任心，又有科学的、理性的、建设性的态度。我期待本书会引起政府和教育界一切有识之士的重视与思考，对于改善我国教育不公平的状况将发生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