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要是出了名，算一号公众人物了，就不能犯错了，犯了错，大抵死撑。学界人物如此，政界人物如此，连商界人士，也是如此。学界大腕，被人发现抄袭，百分之百，抵死不认，硬一点儿的强辩，托人走后门打官司，软一点儿的装死，一言不发，总之一句话，不能认账，不能认错，道歉更是免谈。政界人物是不下罪己诏，就是认错，也是迫于体系压力，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事情过去，再采访这些犯错的人物，照样没有几个认账的。死撑的风气，传染到向来称身段柔弱的商界人士上，可见死撑的文化，已经根深叶茂了。

前几日，号称打工皇帝的唐骏，被人揭发学历造假。且战且退，一路留下根本说不清的造假痕迹，最后退到美国西太平洋大学，拿出了带洋字码的文凭。没想到网上一查，这个学校基本上就是个卖文凭的野鸡大学。连带着，查出来一堆唐骏的中国校友，都是各界高人。其中一个唐骏的校友禹晋永，不知是感觉自己知名度不够高，还是校友情分太重，挺身而出，来挺唐骏。结果挺到今天，学历依旧野鸡，自己身上却被人肉出来好些问题。虽然禹晋永高调宣称要打官司，把告他的人都送进局子里，但可以想到，这事没那么容易，能把自己抖落干净，已经万幸了。

说起来，自古以来，商界都不怎么讲究学历。像张謇那样，有状元头衔的，真正做起生意来，人家也不见得因为这个状元，就给你多少便宜。张謇的时代，有学历的士大夫下海经商的，不止他一个，但做到风生水起，还是因为老人家经营有道。

改革以来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好多都是从农民干起来的，不仅没有学历，有些连字都认得不多。好些老板赖以自豪的往往是，虽然我只有小学文化，但却有一堆北大清华的研究生为我干事。但是，这些年来，商界人士不知怎么一来，开始讲究学历了（这也许跟在大学买文凭比较容易了有关），是个人物，就花大钱到北大清华弄个EMBA头衔，还有些人嫌土文凭不过瘾，非要弄个洋的，所以，西太平洋大学发了财。

从本质上讲，跟政界人士弄假文凭骗官，学界人士骗教职不一样，商界人士的假文凭，即使来头特大，真正做交易的时候，也没有多少傻瓜会买这个文凭的账，无论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唐骏这样的人，有若干假的和野鸡的博士头衔，也许在出书、到大学演讲时，可以蒙蒙涉世未深的学生。剩下的事，就是自我陶醉了。不幸被人揭发，第一时间最好，不行第二时间也可以，站出来道个歉，自嘲一句：我其实就是好点虚荣。估计网上网下，也就偃旗息鼓了，断不会有那么多兴致特高的人追杀不已。

然而，他们也在死撑。不仅唐骏死撑，还有校友出来帮忙死撑。越撑漏洞越多，漏洞越多越要撑。撑到今天，已经从悲剧撑到笑剧了。

君不见，微博上只要禹晋永一说话，大家就一阵大笑，夹带一段段的笑骂。无论网上网下揭露的他那些商业欺诈行为是真是假，一个商界成功人士，如此快地沦为小丑。我想，这个结局，恐怕是当初他们所没有料到的吧？

一度，我们的学者曾经认为，日本是耻感文化，我们是乐感文化。耻感文化的特色，就是人不乐意认错。大家不认为犯错是耻辱，犯了错，认账才是耻辱。然而，我们其实也变成了耻感文化，大家都勇于犯错，而耻于认错。凡是感觉自己是个人物的，更是如此。自我感觉，一旦认错天都塌下来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人也许自己还挺冤的，眼下作假者滔滔，大家都假，为何单揪住我不放？其实，兴许我们的乐感文化变成耻感文化，转变的枢机，就是愈演愈烈的造假之风——当人们已经习惯了假的时候，被抓住的作假者，自然选择，就是用一系列新的假，来掩饰过去的假，怎么也要死撑，撑住了，网上再热，又能热多久？多少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最难过的时候，网上的最大本事，也无非是笑骂，理论上，无论政界、学界、商界人士，都有可能滑过去。滑过去，就连重新做人都不需要，把脸一抹，我还是我，牛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