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北京有位身为教授的政协委员，提案说要限制低素质人员进北京，事情没成。这几天，又传说广州要把北京的旧事重提，要限制低素质人员进广州。当然，这种“政治不正确”的事儿只要传出来，必然招来骂声一片，网民和学者都很愤怒。不过，我想到的是，这种限制就算政府同意了，怎么操作呢？难道派上重兵，在城市的入口挨个排查吗？现在的城市又没有城墙，人家不从入口进怎么办呢？

限制某一类人进入某个城市，在古代的中国比较容易办到，因为那时候有城墙，排上兵在城门口对进城的人挨个检查就行。虽然限制素质有难度，不像电影里演的鬼子、汉奸守城门查八路军，只要搜身就行，但尽可以出题考试，把城市教育部门主管考试的官员派去站岗就行了。但是现在这种限制，早已龟缩到城里一个个有围墙的小单位了。所以，某教授要想限制某些人进学校，估计只要校长答应，还马马虎虎行得通，只要教授自己乐意带着弟子在大门守着，但是将限制的面积扩大到一个城市，估计没戏。

这种没戏的事儿，总有人提出来，说明这种想法还是有市场的，应该说代表了很多城市人的意愿，尤其是像广州这样治安状况不怎么好的城市里的居民。

中国人是个喜欢筑墙的民族，这原本是农耕民族面对游牧民族压力的一种无奈，但久而久之形成了习惯。墙里套墙，一层又一层，就像当年的北京城一样，紫禁城外面有皇城，皇城外面有内城，内城外面有外城。城里的四合院，也是一道道的墙隔着，进到了门里，迎面还是个影壁，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墙里面，只有生活在墙里，心里才踏实。生活中有了麻烦和纷扰，自然而然地指望有若干道墙，从城墙到院墙来将它们挡在外面。事实上，现在希望限制所谓低素质人口进城的人，心里头依然延续着古代围墙的故事。在他们看来，城市治安的恶化，都是这些低素质人口惹的祸，只是现在的墙，变成了城市管理者的权力。

所谓低素质人口，说白了就是指农民工。现在的城市离得开农民工吗？不用说珠江三角洲的工厂，农民工稍有缺口就惶惶不可终日。就说广州城里，所有脏活、累活、苦活、挣钱不多但很麻烦的活，不都是农民工在做吗？一旦真有那么一天，农民工都离开了城市，那么城里人屋子没人打扫，饭没人做，病人、老人没人看护，饭店关门，超市闭户，街上垃圾成堆，下水道堵塞，污水粪便横流。

城里人在享受“低素质人口”带来的服务和便利的时候很舒服，但忘记了这种服务和便利也会伴随相应的混乱，相应的治安难题。尤其是在城里人没有善待这些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人，反而加以歧视、打压、甚至欺诈的时候，治安的难题自然就更加严峻。每当这种时候，陈年的积习就会自然而然地冒出来，幻想再出来一道道墙，让自己远离纷扰。

当然，这种幻想的背后，还有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城里人的优越感。什么叫素质？何为低素质？标准是什么？实际上没有人说得清楚。在说这种话的人心目中，所谓低素质人口指的就是进城的农民，说人家低素质，明显暗示自己是高素质。别人素质低，不过是因为人家是农村人，自己素质高，仅仅因为自己是城市人。道理上虽然说不通，但却一点儿也不妨碍有大量的城里人如此想。这种优越感，无非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一系列城乡隔绝以及对城市的优惠政策。这种政策，在很多方面依然在继续，从而造成了一个国家内的国民有两种不同的待遇这样一种荒唐的局面。

力求维持这种局面，维护自家的优越，心情可以理解。可是古代的城墙早就被拆掉了，昔日的城乡二元结构也正在被打破，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国家的政策由对民工潮的围堵变成了鼓励和疏导。城市的发展，城市人的发展，只能踩着时代潮流的步伐往前走，农村的人们进城谋生，在给城市带来发展生机的同时，的确也会带来一些城市管理上以及治安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难题，有体制上的不适应，管理的粗暴，也有城市人无所不在的歧视。客观地说，我们的城市虽然发展得很快，看上去很现代化，但我们的管理者们还没有完全学会按现代社会的方式管理这些城市，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也没有相应的心理准备，甚至可以说，没有现代人的素质。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城市其实只是都市里的乡村，所谓的城里人，不过是享受了一点儿优待的农民，心胸狭窄一点可以理解。但是，毕竟中国已经开放了几十年，城里人的享受、眼界都已经非过去可比，为什么心中那些“中世纪”的墙还是拆除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