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不正常或者可以说很不正常的社会，过渡到正常社会的过程。一些人类社会的常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承认，人们也在像这个世界其他多数地方的人那样，踏实地过日子，可以大声说，人是要吃饭的，生病是要看的，不必问是哪个阶级的。可以养鸡养猪而不担心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可以发家致富不被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到了芜湖傻子瓜子年广久事件出来之后，连雇工办企业都可以了，慢慢地，中国人自己承认了自己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世界终于松了口气。

然而，逐渐正常的社会，依然会有些不正常的话题，穷和富就是一个。忧心贫富差距过大倒是情有可原，但是眼下穷人和富人变成了道德上的两极，穷人说不得不好，富人说不得好，茅于轼先生说了句“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孙立平先生提到，穷人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能堕落得更快，就像捅了马蜂窝。

一些人担心穷人仇富，一些人要清算富人的“原罪”，一个古老的幽灵在徘徊，那就是“均贫富”。提到“均贫富”，无论担心还是欢呼的，都觉得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无论如何都具有正当性的，因为这是穷人立场上的话。

不错，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过周期性的“均贫富”的历史，但那多是历史的非常态，历史更多呈现的是它的常态，大家安稳和比较安稳地过日子，发家致富。孔夫子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说法，其实只适用在贵族之间政策调试，不能拿来推而广之。在这个阶段，大家大体上都能和平相处，正在富的小康之家和已经富的大户，基本上都能过上踏实的日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大家辛苦一场，就是为了发家致富。在世界各个民族中，大概没有哪个民族有中国人这样强烈的求富意识。即使在所谓的非常态社会，也是因为政治出了大问题，相当一部分人无法维持生活，大部分人无法按正常渠道上升，因而秩序混乱。而在混乱中，“均贫富”成为某些势力动员群众的口号，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其实，凡是打着“均贫富”旗帜的农民起事者，财富最后都均到首领那里去了，最贫弱的百姓只有化为白骨、填沟的资格。所以，“均贫富”只是穷人中的少数强人的话。

真正的值得警惕的传统，实际上是国家政权的“军国主义”政策对所有人、当然尤其是富人的剥夺，这就是所谓的法家传统。这个传统的盛世，如秦汉，国家可以随意把成千上万的富户连根拔起，迁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借口国家需要无偿征调富人的财产，把商人打入另册，只要等到他们养肥了，就让他们为国家无偿奉献。好在对于多数的王朝，这种军国主义政策还比较收敛，商人的地位也在逐步地上升，因此维持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古代社会最为强大的生产力，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和巨大的财富，让后人直到现在都有东西可挖，走私出去换美金。

不错，眼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很大，但是最富的人其实是凭借国家权力为自己谋私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外面称我们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缘由。而很多人眼中十恶不赦的民营企业家，即使跟某些什么产业也不沾的贪官比起来，财富的总量也是小巫见大巫。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是我们法家传统在新的条件下的变种。

不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在道德上的确没有他们的老一辈那么光彩，权钱勾结的事儿也没少干，在挣第一桶金的时候，更是很难干净。但是他们的行为，毕竟有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印记，我们如何去谴责某些公民的不当行为？举一个例子，“投机倒把”罪不是前几年才撤销的吗？按这个罪名，现在该有多少人违法？即便是权钱交易，在有权的一方设租寻租的前提下，单方面谴责企业家也是不公平的，毕竟权和钱之间，有大恶和小恶之分，放过大恶，把板子都打在小恶头上，事实上是更大的扭曲。警惕和限制这种剥夺，才是我们每个有话语权的人所应该格外重视的问题。

正常的社会是按常识行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发财致富是正常的、不应该受到谴责的平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