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子这个东西，是国人的发明。在万恶的旧社会，轿子满地皆是。富贵人乘轿，穷人抬轿。小户人家，女孩儿一辈受苦，但出嫁之时，怎么穷，也得坐一回轿子。没有轿子掺和一下，这个婚就结不成。轿子，比今天的结婚证，还要重要。至于官人出门，无论清浊，都得坐轿子。清初著名的清官汤斌，穷到掉渣，但也无非是轿子上的衬布破一点而已。无轿不成官，在明清两代，绝对是宇宙真理。

孔子的时代，贵人出行，还只能靠车。打仗有兵车，出行有安车。有牛拉的车，也有马拉的车。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拉车，反过来说，此前的贵人，拉车的马，都是同色的，漂亮，气派。当然，孔夫子这样不合时宜的唠叨鬼，周游列国，也只好坐牛车。颠簸几千里，真难为他老人家了。到了三国两晋，好像还是没有轿子，官人出行，多半骑马。像阮咸这样的浪荡子，非要骑驴，而且拐个女孩子一块儿骑，当然也是可以的。南北朝的时候，有了轿子，那时，人们管这玩意儿叫担子或者肩舆。后一种叫法很贴切——抗在肩膀上的舆，也就是车。轿子一发明，就风靡天下，开始是贵妇人喜欢——比起骑马，它保险，而且舒适。马有尥蹶子的时候，人似乎不会。南北朝是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虽然乱点，但好些玩意儿都出来了，比如胡床，比如马镫，还有轿子。

到了唐朝，轿子就更多了。我们都看到过一幅画，阎立本的《唐太宗步辇图》其实画的就是唐太宗坐轿子。只是为了突出领袖的风范，把个爷们画得太大，抬轿的小女子则过于弱小，像是若干小女子，抬了一头肥猪，实在不大像话。但是，唐朝对官员坐轿，却有许多限制，这个不许，那个不许，只能在生病的时候，偶尔享受一下。不过，官场惯例，禁止什么，什么就已经弄得泛滥得不像话。皇帝可以有步辇，臣子焉能不坐肩舆？到了五代，轿子就泛滥了，规模也弄得越来越大。人们发现，轿子越大，抬的人越多，坐着也就越是舒服。那年月，没有柏油路，乘车颠，骑马也颠，但坐轿子，只要抬的人受过训练，可以一点都不颠。当年秦始皇巡游天下，如果不是乘车而是坐轿，估计还能多活若干日子。不会半道死掉，密不发丧，尸体臭得不行，弄车鲍鱼混着走。轿子这样舒适，但是，还是有人不肯坐轿。司马光做地方官，到哪儿都是骑马，没有什么仪仗，也不带什么从人。人家说：“你这样干，百姓就认不出你来了。”司马光说：“我让他们认出来干吗？”王安石罢相致仕，在金陵安居。出门就是一头毛驴，骑在上面，由一个老军牵着，随它走到哪儿。人问他为何不坐轿？他说：“那种把人当畜生的事儿，我可不干。”

个把不乐意把人当畜生使唤的官员，挡不住轿子的浩浩荡荡发展前行。到了明清两代，轿子已经成为人们的主要出行工具了。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有钱，就有轿子坐。轿夫也成为相当稳定而且有技术的一个行当，进门不拜师傅，吃不了这碗饭。这些被当畜生使唤的人，有的时候，也不见得真的低人一等。给官员抬轿子的轿夫，在街面上吃得很开，街上的铺面和摊位，主人个个都得买轿夫的账，一屁股坐下，白吃白喝。如其不然，抬着官人走在街上，横过去一脚就把你摊子给踹了，说你挡道。狐假虎威，谁惹得起？

一直到清末民初，西式的四轮马车来了，轮船来了，火车也来了。轿子却依旧猖獗。但凡有点身份的人，出门首选，还是轿子。好些人的轿子，十分讲究，在里面吃喝拉撒都可以，连带着可以抽大烟，伺候抽烟的女人，都可以装了进去。连留学东洋学军事的老爷，回国都做了将军，行军打仗，开始骑马，照上几张精神的照片之后，纷纷弃马坐轿。一队大兵，后面跟个轿子，是常见的行军场景。只是真开战了，或者队伍被伏击了，轿夫们每每弃轿而逃，把个将军丢在轿子里，让给了敌人。如果将军把小老婆和烟枪都带着，那就只能做俘虏。

轿子的发展，也有两大弊端，第一是让中国的车进步不大，从西周到民国，还是两个轮子，没有轴承，没有减震装置。第二是让中国的道路修得不好。贵人都坐轿了，车好与不好，路好与不好，关系不大，所以，中国的车几千年都是老样子，中国的路，就老是土路，坑坑洼洼的。这样的事，得到汽车引进中国，贵人们纷纷坐上汽车，才会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