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有势的人家，为了一个什么特定的事，比如老太爷过生日，宴请一个特别的客人，邀请一个戏班或者若干好角儿，到家里或者某个会馆，搞一场或者若干场的包场，叫作堂会。

堂会的费用，比一般性的商业演出高得多。受邀的演员，一般得拿加倍的出场费。家里没戏台的，还得加上场地费。一般来讲，凡是办堂会，还得管吃管玩，一场堂会办下来，所费不赀。无论清朝还是民国，非王公贵胄、达官贵人摆不起这个谱。

因为钱花得多，堂会的戏，一般质量都比较高。如果主办者势力大，钱多，召集的名角也多，特别是余叔岩这样平日不肯露面的好角，商演不出头，堂会大多是会去的。所以，看堂会，每每代表着一种特权。跟主家没有关系，很难跻身其中。所以一般戏迷，都会挖空心思往里挤，找门子托人，把自己带进去。不过，喜欢票戏的阔爷，也可以借堂会登一下台，并指定哪个名角跟他一起唱。不过，要另出一份银子。这样的戏，好不好看，就很难说了。

晚清王公之中，肃亲王善耆是个最爱办堂会的人，不过，他比较喜欢掺和进去唱，所以，他的堂会并不那么知名。真正知名的堂会，是重臣那桐的，那家花园里的戏台，是戏迷们魂牵梦绕之地。闹义和团的时候，前门一带的戏园子，都让义和团给烧了。事平之后，演戏都转向了会馆。会馆，办堂会也多了。朝廷办新政，钱多了，所以，堂会也跟着兴盛。

当然，最大的堂会，是进宫给皇帝太后演戏。有的时候，观众就是皇帝太后两个，再加上一些嫔妃、宫女和太监。只有太后特别开恩，才放一些王公和大臣进来。听这样的堂会，配听的人，虽说是一种荣耀，但浑身不自在，因为太后和皇帝在，没人敢乱说乱动，连叫个好都不行。

进宫唱堂会，没有出场费。只有几个特别红的角儿，挂名供奉，每月有几两银子一石米的收入。能不能发财，关键看能不能讨得太后和皇上的欢心，有没有赏钱。尽管经常打赏，进宫的演员基本上不能指望这赏钱发财，最初的时候，还会赔。但是尽管如此，那时的艺人，还是争先恐后地往宫里挤。请先进宫的名角儿推荐，或者走管事的太监的门路。可是，那时的太后和皇帝，都是内行，本事差的，一般没人敢往宫里带。

进宫演过，就等于鱼跃龙门，身价百倍，出来好搭班子，演出的邀约也多，挣的包银就多。王公大臣们，都跟着太后皇帝走，宫里的喜好，就是风向标，偏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皇帝太后，尤其是太后欣赏的艺人，想不红都难。但是，进宫演戏，也得付出点代价，连名字都得合太后的意。谭鑫培艺名叫天，但在宫里，却只能叫金福，这是太后将错就错定下的名字。太后喜欢，谭鑫培就成了金福。

进入民国之后，依旧待在紫禁城的小皇帝，偶尔也会唱个堂会，但是钱不多了，也不能像旧时那样摆谱，不给钱光打赏。宫外的民国总统，如果要唱堂会，都是有特别的原因，要酬劳下面的人，或者招待外国来宾。平时没事，把艺人叫进府来，专门给他们自己消遣，这样的好日子是没了。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也是个戏迷，但只能巴着别人家的堂会混。但财政部、交通部和中国交通银行里的人，但凡有点实权的官员，都有资格办堂会。至于下面的军阀，就更不消说了。最爱办堂会的是张勋，只要他进了北京，几乎是夜夜笙歌。张罗清帝复辟，前一夜还在江西会馆唱堂会。因为半道要去办大事，故而将他最喜欢的梅兰芳的戏，从大轴挪到了前面，听完梅兰芳，立即带领一干文武官员进宫宣布复辟。完了事，连蟒袍官服都没有换，就进后台跟刚卸妆的演员们聊天。这个辫子军的辫帅，在艺人群里，人缘极好。复辟失败后，躲进荷兰使馆，还有艺人冒险进去看他。解禁之后，住在天津租界，想唱堂会，众艺人没有不来捧场的。北洋首领段祺瑞办堂会可以有请不来的人，但他张勋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儿。至于像杜月笙、张啸林这样的帮会巨头，办个堂会，可以把全国的名角全邀来，动辄几十上百，号为盛事。但国民党当家之后，政府搬到了南京，政府中人办堂会的，就少多了。北京的堂会，远远赶不上上海和天津了。

当然，堂会不会消失，有钱的和有权有势的，总得有个机会在一起碰碰。唱堂会那个感觉，也是平时看戏所没法比的。艺人，也要有这样的大爷来捧，来撑腰。艺人和艺人的本事，是天然的权钱黏合剂，色与艺，什么时候都分不开，什么时候都缺不了。过去堂会的文化可能消失了，但新的堂会文化，还会被产生出来。走马灯式的权贵，走马灯式的明星。唱堂会的地方，过去多为会馆，现在则是会所，帮忙找演员的人，过去叫提调，现在叫经纪人。其实，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