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司马光绝对是个牛人，名气大，火气足，吵起架来，即使在皇帝面前，也绝不让人半分。吵得皇帝老儿脑袋痛，他也不管。政见不合，拂袖而去，不做大官，就去修长长的史，一问世就是经典，不让司马家的另一位司马公（迁）专美于前。

但是，人们也许不知道，司马光家有一个老仆，也很牛，有时比他司马光还牛。司马光在洛阳时，建了一个园子，名曰“独乐园”。在园中修了一个地下室，作为书房，平时在里面读书。园子依山傍水，虽不大，但很精致。虽是私家园林，名曰“独乐”，但对外开放，随人来玩。苏轼有诗咏园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香而野。”人有名，园子也沾光，所以游客还真不少。园子由仆人负责收拾打扫，碰上阔客，会有赏钱。

司马光平时埋头读书著述，一般不露头，几日不在园子里现身，偶尔出来散心，突然发现园子里多了一个亭子。问园丁怎么回事？园丁回答说：“是我建的。”司马光问：“钱哪儿来的？”“游客赏的，有一万钱呢？我那天拿给你，你不要。”“那你怎么不收着自己用？”“我要钱干吗？相公做好人，我也要做好人。”

司马光这个老仆，姓吕名直，有点憨，也有点直，跟司马光的脾气有点像。大概是从小就跟着司马光，两人关系非常好。别人都顺着司马光，就他可以跟司马光发点脾气。觉得哪儿不对了，就直接批评，一点情面都不讲。司马光居洛阳期间，埋首著述，一般情况下不出去游玩，天天用功。一日，洛阳守文彦博邀请司马光春游，司马光情却不得，跟着去了。美妓美酒加美景，好不惬意，一连玩了数十日才回来。回到独乐园，园丁吕直直直地看着司马光，长叹一口气。说道：“大好春光，花木繁盛，相公一去就是几十日，耽误了这满园春色不说，连书也没有看一页，这不是糟蹋自己吗？”司马光闻言，满脸通红，大不好意思，发誓不再外出游玩。此后，但凡有人来邀，即以园丁的话塞给他，挡驾。

独乐园地势高，比较干，但园子里却生了二十几棵灵芝，长得很好。有人问园丁，你用了什么法子浇灌，才令它们如此茂盛？园丁答道：“天生灵物，不假人力。”来人感慨，这可真是司马光的仆人啊。这个老仆人，原来一直称司马光为君实秀才的（司马光字君实），大约从司马光小时候起，就跟着他了。司马光为官做宦，名气大得不得了了，他也没改口。苏轼看着感觉不对，就对老仆说：“你应该叫君实相公。”于是，改口。司马光一听，好生奇怪，说：“你怎么改口了？”仆人回答：“这是苏东坡学士教的。”司马光叹曰：“我好好一个仆人，被苏子瞻（苏轼字子瞻）教坏了。”

司马光是做过宰相的人。官大之人，家仆都很牛气，哪个朝代都一样。人说，宰相家奴七品官。有的时候，别说七品官，就是再大点，还真惹不起宰相家奴。这些家奴，过分的，顶着主家的名义，招摇撞骗，欺压良善，僭用主子的车马，横行街市。不过分的，也可以收上门晋谒者的门包，不给，则不给传达，任你有多大的要紧事，也见不到宰相本人。从来大官恶仆招摇，都是都市一祸，地方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很少有人管闲事。只有极少数的直性子之人，才能冒险出头管一管。

像司马光的老仆吕直，学着主人做好人的，还真不多见。显然，这跟这人的秉性有关，但更跟主人有关。司马光无疑是一个清官，不该拿的，一介不取。清廉之名，远播辽邦。文彦博说，他派人入辽做探子，见辽主大宴，戏子演戏，也说司马光之清名。这样的清官，如果放在明清两代，就是海瑞、汤斌那样的穷措大，日子过得苦哈哈的，死了，连口棺材都买不起。但在宋代，司马光却吃有鱼，出有车。官只要做得足够大，还可以修个私家园子，供游人一乐。很明显，宋代体制，优待官员，来自体制的合法供给，就足以让官员过上值得夸耀的好日子。皇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读好了做官，做了官，哪怕一个小官，便可衣食无忧。有道之辈，为官作宦，清廉自守，可以有物质基础，不会像海瑞、汤斌之流，整日破衣烂衫，失却了士大夫的脸面。

士大夫做好人，下人就有可能跟着，你不爱钱，我也不爱。你有尊严，我也讲究。士大夫的榜样作用，也就出来了。当然，即便士大夫有这个条件不贪，但也未必能做到人人不贪，有宋一朝，多吃多占者不少，贪污腐败者也不缺。高薪养廉，仅仅给有道德之辈提供了清廉的基础，但性贪者，由于缺乏监督，该贪，还是贪。工资低了，贪，工资高了，还是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