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懂事就知道司马光这个人，因为大人送我的文具盒上，画的就是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但那时候我家在东北，水缸每每又粗又大，非常坚实，一个孩子能拿起的石头，无论怎样用力掷过去，都不可能将它砸破。即使是成年人，要想砸破它，也得用铁锤才行。所以，看见文具盒，想想门外的大水缸，心里总是有点嘀咕。后来回老家，发现老家有种水瓮，肚鼓而皮薄，倒是很容易被砸破。心想，当年司马光砸的缸，有没有可能就是这种水瓮？看宋人笔记，果然，司马光当年砸的，就是大水瓮。

砸缸，意味着机变。当年的司马光，其实不是以机变闻名的。他的名声，是严正而且执拗。用后世的说法，还有道学气。他自我得意的童年故事，不是砸缸，而是吃胡桃。说是他小时候，弄了一个青胡桃，姐姐想去掉皮，失败。过一会儿，一个婢女用热水给烫掉了。姐姐回来，发现胡桃皮已经去掉了，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它自己掉的。”正好被司马光的父亲听见，呵斥道：“小子怎可谩语！”于是，司马光说，他从此不为谩语。谩语，即是欺蒙之言。司马光一世为官，给人的印象，就是不欺蒙，不打诳语，一本正经。闲居西京，令一老卒上街卖掉自己的坐骑，告诉老卒说：“此马夏日肺有毛病，谁要是买的话，先跟人家讲清楚。”在朝堂之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即使是好朋友，也一点面子不给。为了变法事，跟王安石、吕惠卿争得你死我活，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肯让一分半点。为此，苏轼骂他“司马牛”，而他自己则称迂公。

人一旦迂了，就不便好色。好玩的事，也就不能凑热闹。司马光婚后，与夫人相敬如宾，人称其有乃祖之风（指司马相如），可惜司马光却不会弹琴。上元灯节，夫人要去看灯。他说：“家里不也点灯吗，干吗要出去看？”夫人说：“是要看人。”他说：“难道我是鬼吗？”婚后无子，夫人为之纳一妾，他置之不理。一日，妾打扮得漂漂亮亮潜入他的书房，千娇百媚，他却只顾看书。妾近身过去，翻起一页，娇滴滴地问道：“相公这是什么书啊？”司马光拱手正色，吐出两个字：“《尚书》。”妾铩羽而归。所以，理学家邵雍评价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九分人。在邵雍眼里，大概只有孔夫子，才是十分人。

其实，司马光年轻的时候，并不是这样一本正经。从军做幕僚，同僚有人跟一个营妓相好。营妓档次很低，做幕僚的，大抵是个士人，私通营妓，传出去不好听。可是军旅生涯，枯燥之甚，有何法可想？司马光知道同僚的秘密，但却从不声张。一日，同僚跟营妓在僧寮幽会，被司马光撞见，营妓慌忙翻墙逃走。同僚不得已，以实相告。司马光不慌不忙，赋诗一首赠之：“年去年来来去忙，暂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莺过短墙。”彼此相视一笑，此后同僚偷得更欢，也就不回避了。

道学家不好做，如果性欲正常，非有超人的定力不可，近乎做苦行的和尚。司马光不是邵雍，也不是二程，没有探究学理的兴致。君王用他，要兼济天下，为帝王师，不用，则退而编书著史，也是为了供帝王借鉴。这是个处庙堂之上，江湖之远，进亦忧其君，退亦忧其君的家伙。一门心思，就是要干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一个那个时代的政治人，为政治而生，政治而死。别的，都无所谓了。

只是，走道学路线从政，过于一本正经，路径也影响了他的为人为政。年幼之时，有砸缸的机变，年轻时也有宽容之风雅，到了中年以后却眼里不揉沙子，是非分明。喜则一切好，恶则一切糟。神宗死，哲宗继位，太后不喜新法，由此拼命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上台秉政。新法推行有年，弊端固多，但朝政需要变法，却是不争的事实。司马光上台，一股脑儿将新法尽废，制度政策悉数复旧，一干儿拥护新法的人全部拿下。翻了一个大烙饼，也犯了政治的大忌。传统政治，政坛上的是与非，没有那么泾渭分明，错的反面，未必就是对。翻烙饼的结果，势必激化矛盾，从此以后，新旧之争变成党争，终北宋之世，纷扰不已，直到将大宋皇帝两口，送到了北国寒地，坐井观天。

从今天看，王安石变法，以强化国家权力为目的，路径选择有问题，而司马光反新法，大翻烙饼，导致政治动荡，也大有问题。两个老朋友，一对儿道学家，黑白过于分明，行动也过于果决，惹了大麻烦。宋室倾覆，俩人都有责任。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遗训，有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