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一直在向世界发出呼唤，并且一直从世界得到回答。事实上，人是把自己呼唤的回声听成了世界的回答。可是，直到一个多世纪前，人才对此如梦初醒。于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拉开了帷幕。

一个能够回答人的呼唤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上帝。现在，世界沉默了，上帝死了。

当人的呼唤第一次得不到世界的回答，世界第一次对之报以毛骨悚然的沉默的时候，人发现自己遭到了遗弃。他像弃妇一样恸哭哀号，期望这号哭能打动世界的冰冷的心。但是，覆水难收，世界如此绝情，只有凄厉的哭声送回弃妇自己耳中。

这时候走来一位哲学家，他劝告人类：命运不可违抗，呼唤纯属徒劳，人应当和世界一同沉默，和上帝一同死去。

另一位哲学家反驳道：在一个沉默的世界上无望地呼唤，在一片无神的荒原上孤独地跋涉，方显出人的伟大。

渴求意义的人突然面对无意义的世界，首先表现出这两种心态：颓废和悲壮。它们的哲学代言人就是叔本华和尼采。

还有第三种心态：厌倦。

如果说颓废是听天由命地接受无意义，悲壮是慷慨激昂地反抗无意义，那么，厌倦则是一种既不肯接受又不想反抗的心态。颓废者是奴隶，悲壮者是英雄，厌倦者是那种既不愿做奴隶又无心当英雄的人，那种骄傲得做不成奴隶又懒惰得当不了英雄的人。

厌倦是一种混沌的情绪，缺乏概念的明确性。所以，它没有自己的哲学代言人。它化身为文学形象登上十九世纪舞台，这就是俄国作家笔下的一系列“多余的人”的形象。“多余的人”是拜伦的精神后裔，这位英国勋爵身上的一种气质通过他们变成了一个清楚的文学主题。

我把厌倦看作无聊的一种形态。这是一种包含激情的无聊。“多余的人”是一些对于意义非常在乎的人，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他们所寻求的意义。当世人仍然满足于种种既有的生活价值时，他们却看透了这些价值的无价值。因此，他们郁郁寡欢、落落寡合，充满着失落感，仿佛不是他们否定了既有的意义，倒是他们自己遭到了既有意义的排斥。这个世界是为心满意足的人准备的，没有他们的位置。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

从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出版、第一个“多余的人”形象皮却林诞生之日起，恰好过了一个世纪，加缪的《局外人》问世。如果把默尔索对于世间万事的那种淡漠心态也看作一种无聊，那么，这已经是一种不含激情的无聊了。从“多余的人”到“局外人”，无聊的色调经历了由暖到冷的变化。

人一再发出呼唤，世界却固执地保持沉默。弃妇心头的哀痛渐渐冷却，不再发出呼唤。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负心汉，因为负心犹未越出可理解的范围。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可理解，它没有心，它是一堆石头。人终于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荒谬的世界。

笼罩十九世纪的气氛是悲剧性的，人们在为失落的意义受难。即使是叔本华式的悲观哲学家，对于意义也并非不在乎，所以才力劝人们灭绝生命的激情，摆脱意义的困惑。然而，悲观主义又何尝不是一种激情呢。到了二十世纪，荒诞剧取代了悲剧。对于一个荒谬的世界，你有什么可动感情的？“局外人”不再是意义世界的逐儿，他自己置身于意义世界之外，彻底看破意义的无意义，冷眼旁观世界连同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遭际。不能说“局外人”缺乏感情，毋宁说他已经出离感情范畴的评判了。

试以皮却林和默尔索为例做一个比较。

爱情从来是最重要的生活价值之一。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厌倦爱情的人必定厌世。皮却林确实厌倦了。他先是厌倦了交际场上那些贵妇人的爱情。“我熟悉这一切——而这便是使我感到枯燥乏味的原因。”后来他和一个土司的女儿相爱，但也只有几天新鲜。“这蛮女的无知和单纯，跟那贵妇人的妖媚同样使人厌倦。”他在爱情中寻求新奇，感到的却总是重复。他不可能不感到重复。厌食症患者吃什么都一个味。

然而，这个厌食症患者毕竟还有着精神的食欲，希望世上有某种食物能使他大开胃口。对皮却林来说，爱情是存在的，只是没有一种爱情能使他满足而已。默尔索却压根儿不承认有爱情这回事。他的情妇问他爱不爱她，他说这话毫无意义。皮却林想做梦而做不成，默尔索根本不做梦。

皮却林对于爱情还只是厌倦，对于结婚则简直是深恶痛绝了：“不论我怎样热烈地爱一个女人，只要她使我感到我应当跟她结婚——再见吧，爱情！我的心就变成一块顽石，什么都不会再使它温暖。”这种鲜明态度极其清楚地表明，皮却林还是在守卫着什么东西，他内心是有非常执着的追求的。他厌倦爱情，是因为爱情不能满足这种追求。他痛恨结婚，是因为结婚必然扼杀这种追求。他终究是意义世界中的人。

默尔索对结婚抱完全无所谓的态度。他没有什么要守卫的，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的情妇问他愿不愿结婚，他说怎么都行，如果她想，就可以结。情妇说结婚可是件大事，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由于他否认爱情的存在，他已经滤净了结婚这件事的意义内涵，剩下的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空洞形式。在他眼里，他结不结婚是一件和他自己无关的事情。他是他自己婚姻的“局外人”。

其实，何止婚姻，他的一切生活事件，包括他的生死存亡，都似乎和他无关。他甚至是他自己的死的“局外人”。他稀里糊涂地杀了一个人（因为太阳晒得他发昏！），为此被判死刑。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他觉得自己在看一场别人的官司，费了一番力气才明白他自己是这一片骚动的起因。检察官声色俱厉地控诉他，他感到厌烦，只有和全局无关的只言片语和若干手势还使他感到惊奇。律师辩护时，他注意倾听的是从街上传来的一个卖冰棍小贩的喇叭声。对于死刑判决，他的想法是：“假如要死，怎么死，什么时候死，这都无关紧要。”他既不恋生，也不厌生，既不惧怕死，也不渴求死，对生死只是一个无动于衷。

皮却林对于生死却是好恶分明的。不过，他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厌生慕死。他的朋友说：“迟早我要在一个美好的早晨死去。”他补上一句：“在一个极龌龊的夜晚我有过诞生的不幸。”他寻衅和人决斗，抱着这样的心情等死：“我——好像一个在跳舞会上打呵欠的人，他没有回家睡觉，只是因为他的马车还没有来接他罢了。”对死怀着一种渴望的激情，正是典型的浪漫情调。和默尔索相比，皮却林简直是个乳臭未干的理想主义者。

皮却林说：“一切在我都平淡无味。”他还讲究个味儿。他心中有个趣味标准，以之衡量一切。即使他厌倦了一切，至少对厌倦本身并不厌倦。莱蒙托夫承认，在他的时代，厌倦成了一种风尚，因而“大多数的真正厌倦的人，却努力藏起这种不幸，就像藏起一种罪恶似的”。可见在“多余的人”心目中，真正的厌倦是很珍贵的，它是“当代英雄”的标志，他们借此而同芸芸众生区别开来了。这多少还有点在做戏。“局外人”则完全脱尽了戏剧味和英雄气。默尔索只是淡漠罢了，他对自己的淡漠也是淡漠的，从未感到自己有丝毫的与众不同。

“多余的人”厌倦平静和同一，渴求变化和差异。对他们来说，变化和差异是存在的，他们只是苦于自己感觉不到。“局外人”却否认任何变化和差异，所以也谈不上去追求。默尔索说：“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本来，意义才是使生活呈现变化和差异的东西。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一切都没有意义，当然也就无所谓变化和差异了。他甚至设想，如果让他一辈子住在一棵枯树的树干里，除了抬头看流云之外无事可干，他也会习惯的。这枯树干不同于著名的第欧根尼的桶，它不是哲人自足的象征，而是人生无聊的缩影。在默尔索看来，住在枯树干里等白云飘来，或者住在家里等情人幽会，完全是一回事。

那么，“局外人”是否就全盘接受世界的无意义了呢？在他的淡漠背后，当真不复有一丝激情了吗？不，我不相信。也许，置身局外这个行为把无意义本身也宣判为无意义了，这便是一种反抗无意义的方式。也许，淡漠是一种寓反抗于顺从的激情。世上并无真正的“局外人”，一切有生终归免不了有情。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上，人仍然有可能成为英雄。我们果然听到加缪赞美起“荒谬的英雄”西绪福斯以及他的激情和苦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