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 愿生生世世为中国人——关于爱国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今天,胡守为教授给了我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让我作主题报告,我原来不应该答应,后来我一想有一个条件不答应不行:我年龄最大,所以我就倚老卖老,给大家讲讲,眼前我一张纸也没有,全从脑袋瓜里出来的,有可能出现错误,请大家原谅。

我发言的题目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两个问题,“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讲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因为近几年国内外对陈先生的著作写了很多文章,今天我们召开研讨会,我初看了一下论文的题目,也是非常有深度的,可是我感到有一点不大够,我们中国评论一个人是“道德文章”,道德摆在前面,文章摆在后面,这标准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据我知道,在国际上评论一个人时把道德摆在前面并不是太多。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严嵩,大家知道是一个坏人,可字写得非常好。传说北京的六必居,还有山海关“天下第一关”都是严嵩写的,没有署名,因为他人坏、道德不行,艺术再好也不行,这是咱们中国的标准。今天我着重讲一下我最近对寅恪先生道德方面的一些想法,不一定都正确。

第一个讲爱国主义。关于爱国主义,过去我写过文章,我听说有一位台湾的学者认同我所说的陈先生是爱国主义者,我感到很高兴。爱国主义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好多年,什么叫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有几种、几类?是不是一讲爱国主义都是好的?在此我把考虑的结果向大家汇报一下。

爱国须有“国”,没有“国”就没有爱国主义,这是很简单的。有了国家以后就出现了爱国主义。在中国,出现了许多爱国者,比欧洲、美国都多: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在欧洲历史上找一个著名的爱国者比较难。我记得小学时学世界历史,有法国爱国者Jeanne d'Arc(贞德),好像在欧洲历史上再找一个岳飞、文天祥式的爱国者很难,什么原因呢?并不是欧洲人不爱国,也不是说中国人生下来就是爱国的,那是唯心主义。我们讲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可以说,是我们的环境决定我们爱国。什么环境呢?在座的都是历史学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有一个特点,北方一直有少数民族的活动。先秦,北方就有少数民族威胁中原;先秦之后秦始皇雄才大略,面对北方的威胁派出大将蒙恬去征伐匈奴;到了西汉的开国之君刘邦时,也曾被匈奴包围过;武帝时派出卫青、霍去病征伐匈奴,取得胜利,对于丝绸之路的畅通等有重大意义。六朝时期更没法说了,北方的少数民族或者叫兄弟民族到中原来,隋朝很短。唐代是一个伟大的朝代,唐代的开国之君李渊曾对突厥秘密称臣,不敢宣布,不敢明确讲这个问题。到了宋代,北方辽、金取代了突厥,宋真宗“澶渊之盟”大家都是知道的,不需我讲了,宋徽宗、宋钦宗都被捉到了北方。之后就是南宋,整个宋代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产生了大爱国主义者岳飞、文天祥。元代是蒙古贵族当政,也不必说了。明代又是一个大朝代,明代也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明英宗也有土木堡之围。明代之后清朝又是满族贵族当政。

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历史一直有外敌或内敌(下面还将讲这个问题)威胁,如果没有外敌的话,我们也产生不出岳飞、文天祥,也出不了爱国诗人陆游及更早牧羊北海的苏武。中华民族近两千年的历史一直受外敌,后来是西方来或南来的欧洲,或东方来的敌人的威胁。所以,现在中国56个民族,过去不这么算,始终都有外敌。外敌存在是一种历史存在,由于有这么一个历史存在,决定了中国56个民族爱我们的祖国。

欧洲的历史与这不一样,很不一样。虽然难于从欧洲史上找出爱国主义者,但是欧洲人都爱国,这是毫无问题的,他们都爱自己的国家。我说中国人、中华民族爱国是存在决定意识,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爱国主义是不是好的?大家一看,爱国主义能是坏东西吗?我反复考虑这个问题,觉得没那么简单。我在上次纪念论文集的序言中讲了一个看法,认为爱国主义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爱国主义指敌我矛盾时的表现,如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还有一种爱国主义不一定针对敌人,像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君”嘛,当然代表国家,在当时爱君就是爱国家,杜甫是爱国的诗人。所以,爱国主义有狭义、广义这么两种。最近我又研究这一问题,现在有这么一种不十分确切的看法,爱国主义可分为正义的爱国主义与非正义的爱国主义。正义的爱国主义是什么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受外敌压迫、欺凌、屠杀,这时候的爱国主义我认为是正义的爱国主义,应该反抗,敌人来了我们自然会反抗。还有一种非正义的爱国主义,压迫别人的民族,欺凌别人的民族,他们也喊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能不能算正义的?国家名我不必讲,我一说大家都知道是哪个国家,杀了人家,欺侮人家,那么你爱国爱什么国,这个国是干吗的?所以我将爱国主义分为两类,即正义的爱国主义与非正义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都是好的。

我这个想法惹出一场轩然大波。北京有一个大学校长,看了我这个想法,非常不满,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季羡林你那个想法在我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认为你说得不对,什么原因呢?你讲的当时的敌人现在都是我们56个民族之一,照你这么一讲不是违反民族政策吗?帽子扣得大极了。后来我一想,这事儿麻烦了,那个大学校长亲自给我写信!我就回了一封信,我说贵校一部分教授对我的看法有意见,我非常欢迎,但我得解释我的看法。一是不能把古代史现代化;二是你们那里的教授认为,过去的民族战争,如与匈奴打仗是内战,岳飞与金打仗是内战,都是内战,不能说是爱国。我说,按照这种讲法,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爱国者,都是内战牺牲者。若这样,首先应该把西湖的岳庙拆掉,把文天祥的祠堂拆掉,这才属于符合“民族政策”,这里需加上引号。

关于内战,我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元朝同宋朝打仗能说是民族战争吗?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承认是内战吗?别的国家没法说的,如匈奴现在我们已经搞不清楚了。鲁迅先生几次讲过,当时元朝征服中国时,已经征服俄罗斯了,所以不能讲是内战。我说,你做校长的,真正执行民族政策应该讲道理,不能歪曲,我还听说有人这样理解岳飞的《满江红》,岳飞的《满江红》中有一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他们理解为你们那么厉害,要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岳飞的《满江红》是真是假,还值得研究,一般认为是假。但我知道,邓广铭教授认为是真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搞那些考证。虽然这话说得太厉害了,内战嘛,怎么能吃肉喝血。我给他们回信说,你做校长的要给大家解释,说明白,讲道理,不能带情绪。我们56个民族基本上是安定团结的,没问题的。安定团结并不等于说用哪一个民族的想法支配别的民族,这样不利于安定团结。后来他没有给我回信,也许他们认为我的说法有道理。

现在我感觉到爱国主义不一定都是好的,也有坏的。像牧羊的苏武、岳飞、文天祥,面对匈奴,抵抗金、蒙古,这些都是真的爱国主义。那么,陈先生的爱国主义呢?

大家都知道,我说陈先生是三世爱国,三代人。第一代人陈宝箴出生于1831年,1860年到北京会试,那时候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陈宝箴先生在北京城里看见西方烟火冲天,痛哭流涕。1895年陈宝箴先生任湖南巡抚,主张新政,请梁启超做时务学堂总教习。陈宝箴先生的儿子陈三立是当时的大诗人,陈三立就是陈散原,也是爱国的,后来年老生病,陈先生迎至北京奉养。1937年陈三立先生生病,后来卢沟桥事变,陈三立老人拒绝吃饭,拒绝服药。前面两代人都爱国,陈先生自己对中国充满了热爱,有人问为什么1949年陈先生到南方来,关键问题在上次开会之前就有点争论。有一位台湾学者说陈先生对国民党有幻想,要到台湾去。广州一位青年学者说不是这样。实际上可以讲,陈先生到了台湾也是爱国,因为台湾属于中国,没有出国,这是诡辩。事实上,陈先生到了广东不再走了,他对蒋介石早已失望。40年代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蒋介石接见,陈先生回来写了一首诗“看花愁近最高楼”,他对蒋介石印象如此。

大家一般都认为陈先生是钻进象牙塔里做学问的,实际上,在座的与陈先生接触过的还有不少,我也与陈先生接触了几年,陈先生非常关心政治,非常关心国家前途,所以说到了广东后不再走了。陈先生后来呢,这就与我所讲的第二个问题有关了。

陈先生对共产主义是什么态度,现在一些人认为他反对共产主义,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大家看一看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他用英文写了几个字,说陈先生赞成Communism(共产主义),但反对Russian Communism,即陈先生赞成共产主义,但反对俄罗斯式的共产主义。浦江清写日记,当时不敢写“共产”两个字,用了英语。说陈先生反对共产主义是不符事实的。那么,为什么他又不到北京去,这就涉及我讲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讲了陈先生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重点在“真正”,三代爱国还不“真正”吗?这第二个问题讲陈先生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

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做了有80年了,有一点体会。中国这个国家呢,从历史上讲始终处于别人的压迫之下,当时是敌人现在可能不是了,不过也没法算,你说他们现在跑到哪里去了,谁知道。世界上哪有血统完全纯粹的人!没有。我们身上流的都是混血,广州还好一点,广东胡血少。我说陈先生为什么不到北京去?大家都知道,周总理、陈毅、郭沫若他们都希望陈先生到北方去,还派了一位陈先生的弟子来动员,陈先生没有去,提出的条件大家都知道,我也就不复述了。到了1994年,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写过一篇文章:《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我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历史条件决定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爱国,刚才我已讲过了;第二个骨头硬,硬骨头,骨头硬并不容易。毛泽东赞扬鲁迅,说鲁迅的骨头最硬,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三国时祢衡骂曹操。章太炎骂袁世凯,大家都知道,章太炎挂着大勋章,赤脚,到新华门前骂袁世凯,他那时就不想活着回来。袁世凯这个人很狡猾,未敢怎么样。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硬骨头,这种精神,据我了解,欧洲好像也不大提倡。我在欧洲呆了多年,有一点发言权,不过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所以,爱国是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一个传统,硬骨头又是一个传统。

陈先生不到北京,是不是表示他的骨头硬,若然,这下就出问题了:你应不应该啊?你针对谁啊?你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骨头硬吗?我们50年代的党员提倡做驯服的工具,不允许硬,难道不对吗?所以,中国的问题很复杂。

我举两个例子,都是我的老师,一个是金岳霖先生,清华园时期我跟他上过课;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到北大后我听过他的课,我当时是系主任。这是北方的两位,还可以举出其他很多先生,南方的就是陈寅恪先生。

金岳霖先生是伟大的学者,伟大的哲学家,他平常非常随便,后来他在政协呆了很多年,我与金岳霖先生同时呆了十几年,开会时常在一起,同在一组,说说话,非常随便。有一次开会,金岳霖先生非常严肃地作自我批评,绝不是开玩笑的,什么原因呢?原来他买了一张古画,不知是唐伯虎的还是祝枝山的,不清楚,他说这不应该,现在革命了,买画是不对的,玩物丧志,我这个知识分子应该做深刻的自我批评,深挖灵魂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是开玩笑,真的!当时我也有点不明白,因为我的脑袋也是驯服的工具,我也有点吃惊,我想金先生怎么这样呢,这样表现呢?

汤用彤先生也是伟大学者,后来年纪大了,坐着轮椅,我有时候见着他,他和别人说话,总讲共产党救了我,我感谢党对我的改造、培养;他说,现在我病了,党又关怀我,所以我感谢党的改造、培养、关怀,他也是非常真诚的。金岳霖、汤用彤先生不会讲假话的,那么对照一下,陈先生怎么样呢?我不说了。我想到了孟子说的几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陈先生真够得上一个“大丈夫”。

现在有个问题搞不清楚,什么问题呢?究竟是陈先生正确呢,还是金岳霖、汤用彤先生和一大批先生正确呢?我提出来,大家可以研究研究,现在比较清楚了。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脑筋中的紧箍咒少了,感觉舒服了,可是50年代的这么两个例子,大家评论一下。像我这样的例子,我也不会讲假话,我也不肯讲假话,不过我认为我与金岳霖先生一派,与汤用彤先生一派,这一点无可怀疑。到了1958年“大跃进”,说一亩地产十万斤,当时苏联报纸就讲一亩地产十万斤的话,粮食要堆一米厚,加起麦秆来更高,于理不通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完全是荒谬的,当时我却非常真诚,像我这样的人当时被哄了一大批。我非常真诚,我并不后悔,因为一个人认识自己非常困难,认识社会也不容易。

我常常讲,我这个人不是“不知不觉”,更不是“先知先觉”,而是“后知后觉”,我对什么事情的认识,总比别人晚一步。今天我就把我最近想的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问题提出来,让大家考虑考虑,我没有答案。我的行动证明我是金岳霖先生一派、汤用彤先生一派,这一派今天正确不正确,我也不说,请大家考虑。

现在,我的发言结束了,谢谢大家。

199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