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梦

有的人梦醒了,有的人梦成了,也有人,还在做梦。

这一年的春节尤其晚,时已立春,却连小年儿都还没过,对上班族来说着实难熬。

天气出奇地好,难得一见的蓝天,且行云万里,浩浩荡荡,开阔得很。电影《立春》里,王彩玲说:“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里还没啥春天的迹象,但是风真的就不一样了。风好像一夜间就变得温润潮湿起来了。”想来,便是这个意思。

立春,素来有“咬春”的说法,食一口辛辣脆口的萝卜,去一去沉了一冬的浊气,万象伊始,人便又活泼起来,万物也活泼起来。在古代,立春是个大日子,想想作为一年的第一个节气,自然也应该是个大日子。举国自上而下庆祝一番,好不热闹,史书上记载“周公始制立春土牛”。《京都风俗志》书中记载,宫前“东设芒神,西设春牛”。意思是在立春的前一天,在宫门前、各地方政府衙门前会塑芒神像和春牛像,等祭典结束后,众人焚打春牛像,人们纷纷把春牛的碎片抢回家,意为吉祥兴旺之兆。故而,又有“打春”一说,颇为传神生动。想想这也是领导层们与民同乐的一件趣事,放在平常,哪个敢去政府大院门前“打砸抢”?

在民间,自然要食春饼。北方多食春饼,南方多食春卷。春饼、春卷到底如何区分,我猜跟南北方的面点手法有关。北方面食浑厚筋道,南方则薄透晶莹,所以北方的春饼要比南方的春卷面皮厚得多。做得薄一些的,尚可叫荷叶饼,做得很厚的,就很难称得上“荷叶饼”了,只叫卷饼。

我小时候,每到立春,家里便会烙春饼。大家都知道,东北所有东西都以“大”著称,人也高大,性情豪爽,倘是薄薄的荷叶饼,怕是十几张卷下来也吃不饱,而且依着东北人的急性子,估计卷来卷去自己就卷烦了。所以东北的薄饼大而厚,卷上两张就已是七八分饱。很多人没做过春饼,不知道怎么起层,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一层饼擀好后,涂上一层油,再叠上另一层,放在锅里时两边摊烙,吃时掀开,便外层稍硬有嚼劲,里层又软,好裹菜。

在吃食上,东北人确实不精细,所以配菜不像北京人那么讲究,通常都是豆芽菜炒肉丝、土豆丝青椒丝炒肉,再放上葱丝和蛋皮丝。而在老北京,早时富庶人家吃春饼要从酱肉铺叫食盒的,什么肚丝、炉肉、清酱肉、熏肘子、酱肘子、酱口条、熏鸡、酱鸭等等就全来了,听着就咽口水。

卷春饼是有讲究的,要配菜摆放整齐,长宽度都合适,如果涂酱的话,酱要涂均匀,要第一口下去就能吃到菜。卷好的春饼不能散,尤其是收尾时的回窝,这是“福兜儿”,当然要收得漂亮漏不得。好多小孩子不会卷,常常刚一提起来,整个饼就散了,只好大人接过来再重新卷上。

北方也有炸春卷,但春卷自己做的倒是少见,几乎都是买的,想来是北方人把握不好做春卷面皮的技巧。小时候吃的春卷都是豆沙馅,甜甜的,油汪汪吃一嘴,大了后才知道春卷还有别的馅,素的、肉的。也不光只炸食一种做法,全聚德的鸭丝春卷便很好吃,改了之前的传统配菜,而用了香菇和洋白菜,外酥内滑,口感很好。其实很多食物都是异曲同工,只是用料不同,但其原理都大同小异。

立春,

自己做了春饼,

美滋滋发了图片,

结果作为“行家里手”的大姑一句话打发回来,

说菜汤那么多,卷的时候肯定要漏。

关于立春,作为文艺青年可能都会想到一部电影——《立春》,甚至有人说每个文青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王彩玲,执拗而悲怆,或者确切点说,正是因为这执拗而生的悲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方某座小城里的三个文艺爱好者——王彩玲、黄四宝、胡老师,因为对艺术有执着的追求而被视为“异类”,因为这追求是与当时的整个背景环境不相符的,正因这不相符,便引来讥笑。在那个年代,身为钢铁工人的周瑜在生活中比他们更容易立命安身且更融于人群。人群中是热闹的、暖的、善意的、其乐融融打成一片的(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很遗憾,王彩玲、黄四宝、胡老师三位,因为他们对艺术的痴迷和追求,而被划分在这人群之外,所以,他们面对的是来自人群的质疑、猜忌、观望和讥笑,楚河汉界般分明。

这实在是个让人很难过的电影,不管它的宗旨意在批判、反省或鼓舞,总之,它依然让人难过,甚至称得上闻者惊心。为什么惊心?因为它与每个文艺青年息息相关,就如同网友写的那句“每个文青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王彩玲”——一个执拗着想要成为艺术家的人,无奈不管怎样尝试都没有出路,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文艺爱好者。

在北京当下,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文艺爱好者,或者说文艺从业者,他们梦想着有一天可以能真正的艺术家,扬名立万,甚至有的人久而久之已经给自己冠上了艺术家的头衔,尽管他默默无名,甚至拿不出任何像样的作品来。

我认识一位这样的朋友。

老家是南方的某个村庄,父母兄弟都留在老家务农,唯有他一个人从故乡走了出来。高考时报考中央美院,落榜,再考,还是落榜,如此反复考了三四次,最后只好作罢,读了一个艺术专科。北京这座城市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的有容乃、大鱼龙混杂,三教九流,这里什么人都有,更重要的是,什么人到这儿都能找到同类。倘使留在老家,这个男生无异于王彩玲之于八十年代的那座小城,但是在北京,这样的人一大把,于是大家迅速围起一个又一个圈,互为凭证。

我与这男生算起来相识也快十年了,我读大学时给某杂志供稿,这男生是该杂志的插画作者。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不相熟,但也总是彼此知道。熟识起来是在我来北京之后,与我交好的朋友刚好也是这男生的好友,那时候便偶尔聚到一起吃饭聊天。我写稿子的杂志已经没落,所以几乎不写了,这男生便也再没给其他什么刊物画过插画。当时我在做版权,男生托我介绍看看是否有公司出版他的绘本,我问了几家,都不愿意接,最后只好作罢。

神奇的是这哥们儿在京没有工作,甚至没有稳定的收入竟也撑了这么多年。最开始大家还想给他介绍工作,但总是被他本人以各种理由推托掉,次数多了,大家便也不再提了。按他自己的说法,要与人群与世俗生活保持距离,这样才能保持良好的创作状态。他寄住在朋友的工作室里,偶尔有老师做展览的话,去帮帮忙拿些报酬,以此度日。吃住没什么讲究,毕竟是美术生,低价的衣服搭起来倒也别有一番味道,但凡有件稍微昂贵些的,也都是身边朋友送的。

那时候年纪小,人也不像现在这么懒,关系较好一些的还经常会约个饭,但这男生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当然,也从未埋过单,想必也是觉得尴尬的。

立春之后,

果然,

连植物的神情都不一样了。

大概一年前,两人约了次饭,这男生坚持请客,便顺路约在了公司楼下的必胜客。好久未见,人依然精神,搭衣服依然品味不错,落座之后,跟服务员说:“给我来杯美式咖啡。”我愣了一下,又迅速恢复神情。

两人说得有一搭没一搭,说实话,已经不大能聊得来了。他坐在我对面,给我讲他朋友办的周末party,讲来的宾客,讲某位大腕也到场,讲他朋友的展览做得多牛。他讲得兴高采烈,说:“来的人,大家都用英语交流的,我是得学学英语了。还有,我现在对红酒感兴趣,品红酒你知道吗……”如此云云,我心生尴尬,这尴尬不是因为我不懂品红酒,而是有些替他难为情,我脑子里打转盘旋的只有一句话:“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我又有什么立场和资格替人家尴尬呢?就像前段时间大家争论的“没有钱就不能谈文艺吗?”的确,每个人都可以谈艺术,跟有钱没钱没关系。

王彩玲有王彩玲的梦,王守英有王守英的梦。有的人梦醒了,有的人梦成了,也有人,还在做梦。毕竟,梦是个美好的东西,它指引我们方向,也包裹起我们在现实里的所有不如意。《立春》的伤感,不是王彩玲一个人的伤感,是千千万万个文艺青年的伤感,心中纵有丘壑,现实里却举步维艰,很多努力,很多尝试,很多想法砸到现实里连声闷响都没有。侥幸的人美梦成真,识时务的人折身返回现实。还有很多人,迷失在梦里,找不到出路,也醒不过来。

人之所以轻松快乐,是找到与命运和解的平衡点,无论你是执拗还是恍然大悟,而不是扭着自己与命运生硬相克下去。“扭曲”可以是一种创作手法,但对于创作者本身,不应该成为一种创作态度。

在这点上,我们的老祖宗真是做得甚好,欢欢喜喜吃了春饼打了春牛,热热闹闹地把这祥瑞捧回家去,然后在这春天里开始又一年的辛劳农作。朴质、真诚、热热闹闹又踏踏实实,这种对生命的礼赞要比对艺术的礼赞来得更赤诚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