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有五个地方提到“大乘上座部”。我先将有关的原文抄在下面：

一、卷八摩揭陀国

（摩诃菩提僧伽蓝）其先僧伽罗国王之所建也……僧徒减千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

二、卷十羯伽国

伽蓝十余所，僧徒五百余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

三、卷十一僧伽罗国

伽蓝数百所，僧徒二万余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后二百余年，各擅专门，分成二部：一曰摩诃毗诃罗住部，斥大乘，习小教；二曰阿跋耶只厘住部，学兼二乘，弘演三藏。

四、卷十一跋禄羯呫婆国

伽蓝十余所，僧徒三百余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

五、卷十一苏剌侘国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多学大乘上座部法。

这就有了问题。研究印度和南亚、东南亚佛教史的学者，一般都承认，只有小乘才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宗派，由此衍变成十八部或者更多的部；大乘是无所谓上座部和大众部的。玄奘为什么在《大唐西域记》中竟有五个地方提到“大乘上座部”呢？这牵涉到小乘与大乘的关系问题、小乘内部部派的问题。这都不是小问题，而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加以探讨的。

外国学者中，有个别的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比如法国学者烈维和沙畹，他们在所著《法住记及所记阿罗汉考》中讲到《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僧伽罗国条中玄奘提到“大乘上座部”时说：

夫上座部与大乘绝无关系，尽人皆知，乃《记》云“大乘上座部”，诚不可解也。

第据650年刊道玄撰《释迦方志》节引之《西域记》则云：“寺有数百，僧二万余人，上座部也。”已无“大乘”二字。

又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书序中记时为688年4月20日）云：见百余所，僧徒万人，遵行大乘及上座部教。据二书所记，《西域记》之“大乘上座部”或为抄写之讹，故《法师传》之撰者慧立或彦悰，于传中正其误。夫玄奘崇信大乘，或以为佛教之初输入锡兰，必为大乘；又见当时上座部小乘之盛，由是又认定与上座部之摩诃毗诃罗部相违之阿跋邪只厘部为大乘教之遗派，致有此过度之臆测也。

烈维和沙畹只注意到《大唐西域记》中五个提到“大乘上座部”的地方的一个地方，其余四个根本没有谈到。因此他们的结论就很值得商榷。但限于当时的整个研究水平，我们不能苛求。

我们现在看一看100多年以来外国学者翻译和注释《大唐西域记》时对“大乘上座部”是怎样解释的。最早的西方译者是法国汉学家于连（Stanislas Julien），书的译名是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 dentales.Paris，1857。在所有的五个地方，于连都把“大乘上座部”译为I' école Chang-tso-pou（I' école des Aryasthaviras），qui se rattache au Grand Véhicle，意思就是“与大乘有关的上座部”，或者“从属于大乘的上座部”。上座部怎么能从属于大乘呢？于连没有进一步去加以解释。这就说明，他大概在这里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但是，他的译文，五个地方都一样，可见他对于自己的解释，既不怀疑，也不动摇。

我们再看一看英文的译者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个英文译者是英国学者毕尔（Samuel Beal），书的译名是Si-yu-ki，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m World，London，1884。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把五处的译文依次抄在下面：

（一）They study the Great Vehicle and belong to the Sthavira （Shang-tso-pu）school.

（二）There are ten Sangārāmas，with about 500 priests.Who study the Great Vehicle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of the Sthavira aschool.

（三）They principally follow the teaching of Buddha，according to the dharma of the Sthavira（Shang-ts'o-pu）school of the Mahāyāna sect.

毕尔在这里加了一个注：

摩诃衍，或者大乘，一般被认为不为南宗所知，但是这是一个有弹性的名词，在上面这一段话中指的可能是上座部长老们老的部派的已经发展了的学说（向哪个方向发展我们很难知道）。

（四）They adhere to the Great Vehicle and the Sthavira school.

（五）They mostly belong to the Sthavira school of the Great Vehicle.

汉文里同样一个“大乘上座部”，在毕尔的译文中，五个地方有五种译法。第一个地方是“学习大乘而属于上座部”。第二个地方是“按照上座部的法教来学习大乘”。第三个地方是“基本上按照大乘上座部的达摩（法）来追随佛陀的教义”。第四个地方是“皈依大乘和上座部”。第五个地方是“多半属于大乘的上座部”。可以看出，毕尔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但没有设法去解决，只好任意翻译。

英文还有第二个译本，译者是瓦特斯（Thomas Watters），他不把自己的书称作翻译，而称作论述，书名是《论玄奘在印度的旅行》。英文书名是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London，1904。在这本书里，摩揭陀国那一段中的“大乘上座部”，瓦特斯的译文是：

In this establishment there were nearly 1000 ecclesiastics all Mahāyvnists of the Sthavira school.

（在这座庙里，几乎有一千个和尚，都是上座部的大乘信徒。）

他在下面解释说：“因为上座部一般都认为是属于佛教早期的小乘的，玄奘在这里和其他一些篇章里使用的大乘这个名词，就好像是有特殊的含义，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在玄奘时代，摩揭陀国寺庙中有许多和尚很明显地就是这个含义的大乘信徒。”这等于没有解释，什么叫“特殊的含义”呢？大乘就是大乘，绝不会变成小乘。

在羯伽国那一段里，他把“大乘上座部”译为Mahāyānist Sthavira school system（大乘信徒的上座部系统）。他在这里加了一段解释：“在上面这一段里，也要注意到，朝拜者（指玄奘）把羯伽国的和尚说成是大乘信徒的上座部系统的信徒，但是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大乘’这个词儿被省掉了。”

在僧伽罗国那一段里，他把“大乘上座部”译为Mahāyānist Sthaviras（大乘信徒上座部）。在这里，他又加了一段解释：“在这一段里，我们看到，‘大乘上座部’这个说法，只是在《大唐西域记》里才用到锡兰和尚的身上。《传》里面说他们是大乘信徒和上座部信徒，而在《释迦方志》中只称他们为上座部信徒。”

在跋禄羯呫婆国那一段里，他把“大乘上座部”译为All students of the Mahāyānist Sthavira school，没有加什么解释。

在苏剌侘国那一段里，他把“大乘上座部”译为Mahāyānist Sthavira。他解释说：“在这里，朝拜者又使用‘大乘上座部’这个说法，而在《释迦方志》中则只有‘上座部’这个单独的词儿。”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瓦特斯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而且还注意到《传》和《方志》与《西域记》的不同之处。但是，他的译文只是玩弄文字，而他的解释，说什么“特殊的含义”则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日本的翻译者和注释者对“大乘上座部”的意见和解决的办法。第一个是堀谦德。在他所著的《解说西域记》中，解决的办法如下：

（一）摩揭陀国　“寺内的僧徒系大乘上座部，严守着戒律”。

（二）羯伽国　“只有大乘僧五百余人”。他在这里没有提上座部。

（三）僧伽罗国　“僧侣多达二万余，修习大乘上座部法。”他在这里加了一段考证：“虽然玄奘把锡兰佛教僧侣称为遵守大乘佛教上座部法，但是，由于上座部是小乘的一派，所以，说它是大乘上座部是难以理解的。”可见，堀谦德是看出了问题，但他只是怀疑动摇，而没有法子加以解决。

（四）跋禄羯呫婆国　“佛教僧侣属于上座部”。他在这里又没有提大乘。

（五）苏剌侘国　没有“解说”。

第二个是足立喜六。他著了一部《大唐西域记の研究》。在所有的五个地方，他都把“大乘上座部法”译为“大乘上座部の法”。这显然只是照汉文直译。他似乎根本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

第三个是水谷真成。他翻译了《大唐西域记》。他对本书写了很详细的注，在书后面又加上了补注和解说，还附上了主要参考书目。这部书可以说是能代表日本学术界对于《大唐西域记》研究的最新水平。五个地方的译文如下：

（一）摩揭陀国　“大乘上座部”。

（二）羯伽国　“大乘の上座部”。

（三）僧伽罗国　“大乘以及上座部之教义”。水谷真成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原系《西域记》的‘大乘上座部法’。上座部是小乘的一个部派。（这个名称）含义殊难索解。今据《法师传》补上一个‘及’字。”

（四）跋禄羯呫婆国　“大乘和（小乘的）上座部教义”。

（五）苏剌侘国　“多为大乘和（小乘的）上座部教义”。

从上面五个地方的译文和注释来看，水谷真成是看出了问题的。但在一和二两处，他还是照原文直译。从三起，开始发觉不对头，增添了一个“及”字。四和五两处，又改变了办法。可见其犹疑之态度。但在后加的补注中，他还是把“大乘上座部”列为一个独立的部。值得注意的是，“大乘上座部”列入小乘佛教内，与说一切有部、正量部、上座部、大众部、说出世部等并列。

现在再看一看印度方面的情况。印度没有《大唐西域记》的译本，他们使用的一般都是英文译本。但是《大唐西域记》对于印度历史、哲学和宗教的研究的重要性，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几乎每一本讲印度历史的书籍都必然地要引用《大唐西域记》的章节。这种例子简直是不胜枚举。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1979年在新德里出版的约希的《印度佛教文化研究》（Lal Mani Joshi：Studies in the Buddhistic CuIture of India）有一个地方（第38页）引用了《大唐西域记》羯伽国那一段记载，只说“遵行大乘佛徒上座部法教”。没有解释，没有加注，这就说明，作者没有注意到这里面还有问题。

我们在上面谈了法国译者、英国译者和论述者、日本注释者和译者、印度引用者对于《大唐西域记》中那五个讲到“大乘上座部”的地方的处理办法。有的人根本没有看出问题；有的人看出了问题，也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但是还不能令人满意；有的人最初没有看出问题，但逐渐看出来了，可也没能提出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总的印象是，“大乘上座部”这个词儿给各国学者带来了困难，他们感到有点捉摸不定，困惑不解。

究竟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必须认真对待。玄奘是一个非常细心的观察者，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绝不会随便使用“大乘上座部”这个词儿。现在首先必须弄清楚，他说的“大乘上座部”究竟是什么含义。这个问题外国译者和注者没能解决，这一点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充分看出来。有个别的不是专门从事《大唐西域记》研究的外国学者，曾经提出一些有根据的解决办法。我们在下面还将谈到。现在我们先看一看几种与《大唐西域记》有密切联系的中国典籍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然后再仔细分析玄奘时代的锡兰和印度的部分地区大乘与小乘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在《大唐西域记》中所提到的那五个地方大小乘之间的关系，并参照西方个别学者的意见，经过细致分析，把我们提出来的问题加以解决。

我们先谈与《大唐西域记》有着密切关系的几部汉文书中对出现“大乘上座部”这个词儿的那五个地方的记载的情况。这几部书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和《释迦方志》等。这几部书记述的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宗教信仰分野的情况，加以对比，可以看出许多问题。现依次写在下面：

摩揭陀国

《释迦方志》卷下：“其寺常住僧减千人，习大乘上座部。”

《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师子国王置取此处，兴建斯寺。僧徒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缺。

《释迦方志》和《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在这里使用了“大乘上座部”这个词儿，同《大唐西域记》完全一样。

羯伽国

《释迦方志》卷下：“寺十余，僧徒五百余人，大乘上座部。”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从此西南行大荒林，千四五百里至羯伽国，伽蓝十余所，僧五百余人，学上座部法。”

在这里，《释迦方志》仍然同《大唐西域记》一样，保留了“大乘上座部”。而《传》则只有上座部，把“大乘”去掉了。

僧伽罗国

《释迦方志》卷下：“寺有数百，僧二万余人，上座部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国人信慕，建立伽蓝，见百余所，僧徒万人，遵行大乘及上座部教。”

在这里，《方志》只讲上座部，《传》讲的是“大乘及上座部”，加了一个“及”字。这一点法国学者烈维和沙畹已经注意到了，见上面的引文。

跋禄羯呫婆国

《释迦方志》卷下：“寺十余，僧三百余，习大乘上座部。”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缺。

在这里，《方志》完全与《大唐西域记》相同，使用了“大乘上座部”这个说法。

苏剌侘国

《释迦方志》卷下：“寺五十余，僧三千余人，上座部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缺。

在这里，《方志》同在僧伽罗国一样，只讲到上座部，没有提大乘。

还有一个材料，我觉得应该在这里提一下。这就是用回鹘文翻译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可惜我们目前只能看到羯伽国和僧伽罗国那两段的回鹘文译文。

第一段的译文是：sitaviraki nikay-daqänom tütar（持上座部法教）。

第二段的译文是：maxayan nom tutarlar （，）s（itaviraki）nikaydaqinomta ymä（ögrä）tintirlär（他们持大乘法，也学习上座部法）。

回鹘文译文完全忠实于汉文原文，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线索。

把上面的材料归纳起来看，《释迦方志》有两处使用了“大乘上座部”这个词儿，同《大唐西域记》完全一样；有两处只用“上座部”，没有“大乘”。整个《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包括回鹘文译文在内，同《大唐西域记》相应的五个地方的对比的情况如下：

（一）摩揭陀国　缺

（二）羯伽国　“上座部法”

（三）僧伽罗国　“大乘及上座部法”

（四）跋禄羯呫婆国　缺

（五）苏剌侘国　缺

整个《传》里没有“大乘上座部”这个词儿。《传》的作者就是玄奘的弟子，距《大唐西域记》撰成的年代最近，按理说应该最有权威。那么，我们是否就能得出结论，说“大乘上座部”这个词儿指的是大乘和上座部，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呢？我原来确实这样想过，我没有法子反对《传》这个权威。我认为，当时还没有标点符号，所以就写成了“大乘上座部”。如果采用标点符号，就应该是“大乘、上座部”。

这也未始不是一个巧妙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也曾为此而沾沾自喜过。然而，不行。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几乎对每一个国家都标明人民的宗教信仰。我只举一些例子：

第一卷

阿耆尼国　“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屈支国　同上

跋禄伽国　同上

缚喝国　“并皆习学小乘法教”

揭职国　“并学小乘教法说一切有部”

梵衍那国　“宗学小乘说出世部”

迦毕试国　“并多习学大乘法教”

第二卷

滥波国　同上

健驮逻国

跛虏沙城　“并小乘学也”（一伽蓝）

“并大乘学也”（一伽蓝）

第三卷

乌仗那国　“敬信大乘”

钵露罗国　“学无专习”

呾叉始罗国　“并学大乘”

僧诃补罗国

大石门　“并学大乘教”（一伽蓝）

迦湿弥罗国　“并学大乘法教”（一伽蓝）

例子不必再举了。分析以上三卷中的例子，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第一，“学无专习”，就是大小乘都学；第二，只讲大乘或小乘；第三，讲明了乘再加上部派。这三种方式可以说是贯穿全书。根据第三种情况，“大乘上座部”只能理解为“大乘的上座部”，两个东西决不能并列。如果标点为“大乘、上座部”，那是违反玄奘的固定的程式的，因而也就是错误的。

然而，众所周知，大乘是不分什么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只有小乘才分。这个问题怎样来解决呢？

我想从《大唐西域记》中五个讲到“大乘上座部”的地方选出一个先来谈一谈，这就是僧伽罗国。僧伽罗国的“大乘上座部”至少还同其余四国之一的摩揭陀国有关。解决了僧伽罗国和摩揭陀国的“大乘上座部”的问题，也许有助于解决整个的问题。

对于僧伽罗国的佛教信仰，法显已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在《佛国记》中，他提到“无畏山精舍”，又讲到“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诃毗可罗”。这就是锡兰佛教两大教派的名字；但是法显没有讲到它们是两大部派。后于玄奘几十年的义净在讲到锡兰佛教时说：“师子洲并皆上座，而大众斥焉。”锡兰当时流行的确实是小乘上座部。但是，事实上大乘的影响也从未间断。同上座部并行的还有一个佛教宗派——方广部，巴利文叫做Vetulla，梵文是Vetulya。这个字同Vaipulya，Vaidalya，Vaitulya是一个字的不同形式，都来自俗语的Ve（y）ulla和Vevulla（扩展的意思）。Vaitulyavādin指的就是大乘。Vaitulyapitaka的语言就是大乘使用的语言——梵文。这部藏经据说是阿育王时代一些异端婆罗门编纂成的。在这里面，佛被说成是一个幻影，同《大事》（Mahāvastu）的思想差不多。这种学说有的学者称之为前大乘学说。玄奘所谓的“大乘上座部”指的就是这个部派。著名的巴利文注释家觉鸣称之为Mahāsunnatavadin（Kvu A 167）。缅文版读作Mahāpunn atāvadin。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个别学者还持异议，但是Vetulla指的是大乘，恐怕无法否认。在巴利文中，Vetullavāda引申而有“邪说”的含义，换句话说，小乘认为大乘是邪说。这个Vetullavāda究竟包含一些什么内容，我们还不十分清楚。无论如何，这个“邪说”曾受到许多国王的批判与迫害。公元302至322年在位的国王Gothābhaya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崇信Vetullavāda的是属于无畏山住部的僧侣，这个部派也叫做Dhammaruci部，它在Vattagāmini王（公元前29至17年）在位时即已形成。在印度部派表上，无畏山住部、摩诃毗可罗住部和逝多园住部（Jetavanavāsin）被列为上座部的三个支派。无畏山住部的僧侣和逝多园住部的僧侣也并不都皈依大乘，大乘不是这两个部派的正式学说。摩诃毗可罗住部（大寺住部）也并不始终不渝地保持了上座部的传统。

在佛教史上，大乘和小乘的形成，与部派的形成完完全全是两回事。部派最初形成时，主要分歧是在律的方面。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产生了教义方面的分歧。但是，只有少数的部派最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义。比较晚出的典籍中提到的那四个主要部派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在这四个有独立教义的部派中，有两个小乘部派和两个大乘部派。这两个小乘部派，同大乘一样，也影响了锡兰上座部哲学的发展。但是，决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锡兰也有说一切有部和经量部的僧侣集团。在律的方面，锡兰的三个上座部的分支都始终忠于上座部的律。教义方面受的影响，与教派的从属关系没有直接的联系。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认为，在每一个佛教部派（尼柯耶Nikāya）中，都有两个集团：一个大乘集团，一个小乘集团。一个佛教僧侣必须从属于一个部派，他在这个部派中出家，这个部派的律他必须严格遵守。但是他可以采用大乘教义，而不必脱离这个部派。

采用什么样的大乘教义呢？这里要说一说小乘向大乘过渡的情况。大家知道，大乘学说不是一天早上就形成了的，而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决定这个过程的有僧团内部的矛盾，但是更重要的是外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印度学者Nalinaksha Dutt所谓的“半大乘”，指的就是这个过渡阶段。大乘是从小乘中逐渐演变发展出来的，但是在过渡期间受社会政治经济影响而形成的许多学说反过来又渗入小乘佛教教义中，关于这个教义，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比如行（梵文caryā，巴利文cariyā），波罗蜜多（pāramitā）等等都是。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功德转让的学说，小乘的重点是强调个人修行，积累功德，经过艰苦的努力，最后达到涅槃的境界。这样的要求对于那些小国家已经够了，它可以帮助统治者达到麻醉人民的目的。但是随着大帝国，比如说阿育王的帝国的出现，这样的教义就显得太狭隘，不能满足大帝国的需要。因此就必须加以改变。小乘强调个人努力逐渐向着强调信仰的方向发展，只要真心向佛，虔诚皈依，没有个人努力也能够成佛作祖。再发展下去，发展到了极端，就形成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信仰，这真是佛海无边，博大宽容，只要沾上一滴水，就能涅槃升天。这样的意识形态，对于大帝国是再有利不过了。功德转让的学说就属于这个范畴。大乘佛教认为，佛与菩萨有无量无限的功德果，可以让皈依者分享。这种思想在小乘中已经有所表现，探讨这个问题的东西学者为数甚多，我在这里不再详细征引。

功德转让的思想是怎样进入小乘上座部的呢？Gombrich认为，这是小乘思想内在发展的结果，它只是亡灵祭这种想法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这是由巴利语佛教内部早期大乘教义的发展所决定的。在巴利语佛典最后形成以前，大乘的一些思想就已经渗入早期的小乘上座部。比如，巴利语三藏经藏的第五部（Nikāya）叫做《短部》（Khuddaka Nikāya），《短部》的第十三种经叫做Apadāna，汉译《长阿含经》卷三译为《证喻经》。《证喻经》第一部分叫做《佛证喻经》（Buddhāpadāna）。这一部经是后来归入巴利藏的，里面有明显的大乘思想。在这里面，如来佛自己说，当他还是菩萨的时候，他在一个“佛国土”（巴利文Buddhakkhetta，梵文Buddhaksetra）里建造了一座宫殿。菩萨还在那里奇迹般地创造了一切佛，连同他们的声闻弟子。这部佛典还说，在天地十方有无数的“佛国土”。“佛国土”的思想是大乘专有的，然而在这一部号称小乘经典的书中竟有大乘思想。这书不但有“佛国土”的思想，而且也有功德转让的思想。使读者感到，与其说它是一部小乘经典，毋宁说它是一部发展完全的大乘经典。此外，还有公认的大乘经典输入到锡兰来的。《大史》（Mahāvamsa）41.37—40讲到在Silākāla王（公元522—535年）在位时期，有一部叫做《法界》（Dhammadhātu）的书传入锡兰。S.Paranavitana相信，这一部书就是《妙法莲华经》。

锡兰（僧伽罗国）佛教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印度境内四个奉行“大乘上座部”的地方又该怎样来解释呢？

先谈一谈摩揭陀国。这里流行的是大乘法教。《大唐西域记》卷八说：“崇重志学，尊敬佛法。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万有余人，并多宗习大乘法教。”这一个“多”字说明，这里还不是完完全全都遵行大乘教义。讲到迦布德迦伽蓝，《大唐西域记》说：“僧徒二百余人，学说一切有部。”可见在摩揭陀国还有少数和尚学习小乘。但是，大乘在这里似乎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关于龙树的大弟子提婆摧破外道的传说、马鸣摧破婆罗门的传说，都可以为证。《大唐西域记》记鞮罗释迦伽蓝说：“僧徒千数，并学大乘。”记德慧伽蓝说：“僧徒五十余人，并习大乘法教。”讲到戒贤伽蓝，讲的也是信奉大乘的戒贤论师在辩论中挫败外道的故事。让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下面一段记载：

菩提树北门外摩诃菩提僧伽蓝，其先僧伽罗国王之所建也……僧徒减千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律仪清肃，戒行贞明。昔者，南海僧伽罗国，其王淳信佛法，发自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圣迹，远游印度，寓诸伽蓝，咸轻边鄙。

于是这位族弟转回本国，请求王兄在印度修建伽蓝，让僧伽罗国来的和尚在这里居住。王兄就以重宝献印度王，终于建成了这一座摩诃菩提僧伽蓝。

这一段记载非常重要，它说明了北方摩揭陀国所崇奉的大乘上座部法教是从南方的僧伽罗国传过来的，或者倒流过来的。这里需要加一个解释：这个故事里面的“印度王”是指的印度笈多王朝的三牟陀罗王（Samudragupta），这件事情发生在他在位的时期（公元326—375年）。

印度的其他三个国怎样呢？羯伽国属于南印度，跋禄羯呫婆国也属于南印度。这两个国都距锡兰很近。锡兰的大乘上座部影响到这里的佛教信仰，完全是有可能的。至于苏剌侘国，虽然属于西印度；但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国当西海之路，人皆资海之利，兴贩为业，贸迁有无。”这个国同外国往来，其中当然也包括僧伽罗国在内，在交通方面有有利的条件。所以它受到锡兰“大乘上座部”的影响，也完全在意料之中。

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印度境内的四个国崇信大乘上座部，是从锡兰倒流过来的。

为什么说是倒流呢？因为大乘教义是在印度兴起来的。后来逐渐传到了锡兰，影响到那里原来流行的小乘上座部。这个影响的过程，时间很长，头绪很多。在大乘初期，我名之为原始大乘，或者也可以叫做“半大乘”，大乘的一些教义已经传入锡兰，渗入小乘上座部的教义中。随着大乘教义的发展，一直发展到我称之为古典大乘的时期，大乘教义还一直在影响着锡兰的小乘上座部。

在玄奘时期，究竟是什么大乘教义影响着锡兰的佛教呢？

《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僧伽罗国条说：“佛教至后二百余年，各擅专门，分成二部：一曰摩诃毗诃罗住部，斥大乘，习小教。二曰阿跋耶只厘住部，学兼二乘，弘演三藏。”大寺住部崇奉的大概是纯粹的小乘上座部，而无畏山住部则是“学兼二乘”，也就是大乘和小乘都学。过去接受的大乘思想，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玄奘时期接受的大乘思想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可以看出：“闻海中有僧伽罗国，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论者。”

《传》又说：“三百余僧来投印度，到建志城。法师与相见讫，问彼僧曰：‘承彼国大德等解上座部三藏及瑜伽论者，今欲往彼岸学。’”这里说得非常清楚，当时传入锡兰、影响小乘上座部的大乘思想是大乘瑜伽论。

写到这里，回头再看“大乘上座部”的含义，就可以看得更全面、更深刻了。我在上面曾经说过，所谓“大乘上座部”只能理解为“大乘的上座部”，换句话说，就是大乘一个乘的上座部。但是，现在看来，这说法不够确切、不够全面了。《传》里说：“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论者。”一个“者”字贯穿两种情况：一是“明上座部三藏”，一是“解瑜伽论”。可见是一个人具备两种本领。这完全可以同《大唐西域记》的“学兼二乘”相印证。我认为，这里指的就是“大乘上座部”，是“受大乘影响的小乘上座部”，是两乘而非一乘。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说，这指的是遵守小乘上座部的律而又采用大乘某一些教义的寺庙，这比较接近于事实。

在这里，我想再参照一下《大唐西域记》的藏文译本。拉萨的同志在信中说：“藏文共分十卷，摩揭陀国为第七卷，其他（指下文中羯伽等国——羡林）编入第九卷。”又说：“此书共154页，手抄本，无译者姓名及成书年代。全名是Rgya-nag-skad-du tavthang-si-yuvikiv bod-skaddu chen-po thang-gur-dus-kyi rgya-gar-zhing-bkod-gipavi-dkarchag，即‘汉语曰《大唐西域记》，藏语曰《大唐时期所著天竺国地方志》。’‘僧徒减千人’，与藏文不尽一致。藏文为‘僧徒一万余人’。另有一处为‘僧徒一千人，习学大乘中观’。由于手头无汉文，不知所指。另有西藏人根据《大唐西域记》著《唐僧西行记》，未能找到。”我感兴趣的是“大乘中观”这个提法。我们上面只讲到瑜伽。可惜目前无法核对。我现在把藏文译文依次写在下面：

（一）Ma-gha-dha

dge-vdun-grangs-sdom-khri-phrag-lhag-gnas-pas theg-chenkho-nar-spyod-pa

（摩揭陀国：僧伽共万人住坐，只奉行大乘）

（二）Ka-ling-ka

dge-vdun-lnga-brgya-lhag-par-gnas-brtan-sde-pa tshang- mastheg-chen-spyod-pa-dag-go

（羯伽国：僧伽五百余众，均奉行上座部大乘［教法］也）

（三）Sing-gha-la

dge-vdun-nyis-khri-lhag-zhing-gnas-brtan-sde-pa theg-chenspyod-pa

（僧伽罗国：僧伽两万余，且奉行上座部大乘［法］ ）

（四）Bha-uy-ha-da-ba

dge-vdun-gsum-brgya-lhag-bzhugs-pa-ni-theg-chenspyodpavi-gnas-brtan-sde-pava

（跋禄羯呫婆国：僧三百余众住坐，为奉行大乘之上座部也）

（五）Su-ra-tha

dge-vdun-sum-stong-lhag-pas-theg-chen-spyod-pavi-gnas rtansde-bzhugs-pa

（苏剌侘国：僧伽三千余住坐，为奉行大乘之上座部也）

分析一下藏文译本，这五个地方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只有大乘，而没有上座部（一）。第二，上座部大乘（二、三）。第三，大乘上座部（四、五）。

我们不知道，只有大乘，而没有上座部，是否是所依据的汉文原文如此？至于上座部大乘和大乘上座部，看似有矛盾，实则颇有道理。玄奘的“大乘上座部”，实际上包括二乘，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阐述清楚。藏译文的“上座部大乘”，是以上座部为主体，而“大乘上座部”则以大乘为主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藏文译者是理解玄奘的原意的。这一点可惜连玄奘的弟子都不理解，所以才在大乘与上座部之间加上了一个“及”字，结果成了蛇足。

最后，我还要讲一讲日本学者水野弘元的意见，水野弘元说：“据《西域记》的记载上座部当时也相当流行。上座部区分为大乘上座部和单纯被看成是上座部的（小乘上座部）这样两派。玄奘认为，所谓大乘上座部，指的是在锡兰的巴利语佛教三派中带自由主义色彩的无畏山寺派。他似乎把保守的大寺派看成是小乘上座部。”水野的意见，总的说是正确的，但是不够确切。他没有说明在锡兰小乘与大乘的关系究竟如何；没有说明“大乘上座部”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没有理解玄奘所说的“学兼二乘”；没有说明锡兰的大乘在玄奘时代指的是瑜伽。在他的论述中还有一些猜测，比如“作为大乘者的法显当然住在无畏山寺”，不知根据如何。水野关于“大乘上座部”的意见，同de La Vallée Poussin有所不同。后者的意见是上座部分为小乘派与大乘派，而前者的意见则是上座部分别隶属于小乘和大乘。

上面我根据在中国目前能够找到的资料，探讨了“大乘上座部”的含义。我觉得，玄奘对于当时锡兰和印度大乘与上座部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他生时，已经有一些和尚对这种关系弄不清楚。到了近代，许多国家的学者，有的注意到这问题，有的没有注意到。有的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但是全面论述这问题的文章还没有看到。我这篇论文只能算是一个尝试。

1981年4月11日写完

后记

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83～84页有一段话解释“大乘上座部”的含义。他的解释与我在本文中提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请参阅。至于我对吕先生解释的意见，今后如有机会，当专文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