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杭有两个，一个新的，一个旧的。我说的是旧余杭。旧余杭是我外婆的家乡，近代出过三个大名人。一位是大学问家章炳麟，俞樾的高足，20世纪中国最牛的国学大师，后来的北大，文史部分的教授，大抵是章门弟子，后来留学的海归不满，发牢骚，动辄嘟哝“某籍某系”，指的就是这些章门徒子徒孙。另外两个也很有名，而且一起成的名，一个杨乃武，一个小白菜。清末一起冤案，造就了两位名人，在市井，两位比章炳麟名头更响。小时候，妈妈给我讲她妈家乡的事，只提杨乃武和小白菜，不提国学大师，还自豪地说，小白菜就在她们街上做尼姑，外公还跟她说过话。

1974年的春夏之际，我在余杭住了三个月。

那年，我17岁。早一年，我的脚受了点儿伤，别人不在意，自己也不在意，结果，一年过后，脚痛得不得了，在农场治来治去，不得要领，走路依旧一瘸一拐，妈妈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说干脆回老家养养吧。于是，我跟学校请了长假，要求在不留级的前提下离开半年，大概鉴于我这个特殊学生总是承担老师的课业，而且包揽了学校的文艺宣传的脚本，学校居然痛快答应。就这样，我这个籍贯填着浙江的小北大荒人，终于踏上了父母之乡的土地。

说也奇怪，我的脚一踩上江南的土地，似乎就没事了，在上海和杭州的亲戚家，待了若干时光，东跑西颠，好像一点儿也不痛，杭州做医生的小姨，领我拍了片子，说没什么事，西医也没什么办法，然后找下放到一个公社卫生院的老中医，扎了扎针，贴了几帖膏药，自我感觉，真的一点儿事也没有了。然后一个人逛西湖，走东走西，感觉冷清极了，偌大的西湖，满打满算，也没几个人，有桃花，没人面，也不收门票，随你怎么走，逛到灵隐寺，累就坐在观音像下面歪着，绝对不担心有僧人出来劝你烧香。张岱笔下，西湖七月半的盛景，景似乎都在，但人的影子却没有。在这之前，妈妈已经先我回到了余杭的外婆家，听说我脚没事了，让我也去。

就这样，搭上一辆破旧的长途车，坐了四十里地，来到了余杭。

外婆家挺大的，一幢临街的两层楼，楼下是一溜的大门板，楼上是木头窗户，一架楼梯，踩上去吱吱呀呀地叫，但好像没有塌下来的意思。房子后面，还有一个灶间，一个天井，一个竹园。但是妈妈说，外婆这个房子，跟你爸爸家比，也就算个鸡窝。但是她又不让我去父亲家，说那里的房子，已经不姓张了。

我去的时候，余杭只是一个乡镇，县治已经搬到了新余杭，临河一条街，此外就是农田，有山有水，山清水秀，很多山上，不是有残存的庙宇，就是有完好的佛塔，尽可以上去发思古之幽情。我这个北方佬，到了江南的乡下，感觉什么都新鲜。水田里，一根杂草都没有，几乎每一寸的土地都被充分利用了，感觉这里的农民，不是在种田，而是在绣花，每一针都一丝不苟。门前的河，表姐告诉我可以通到上海，还真的就停了很多张岱和鲁迅说过的乌篷船，运货，也搭人，表姐告诉我，她就搭这样的船，去过上海，路上要走好多天。我想，原来张岱说的夜航船，就是这东西。船上和岸上的人，洗衣，淘米，洗澡，都在河上，有时候感觉水不大干净，但人人都不以为意，这里习惯是，见水为净，只要过了水，不干净也是干净的，吃的，穿的，包括人自己，每天都要见水，过水，过了水，才踏实。

这里的人都能干，黑龙江最勤快的农民，到了余杭，都是懒汉。几乎看不到闲人，所有人都在忙，扁担是人人随身带的，上车旅行也不能免，挑的担子，都奇重无比，连我16岁小表妹挑的草肥担子，我试了试，硬是直不起腰来。在余杭，我还看到了版筑，用两个板子夹上，然后往里填土和石头瓦块，一边填，一边夯实，夯实一端，抬高一段，最后一道墙就起来了。看着看着，恍然大悟，原来传说中商王武丁的贤相傅说，就是干这个的。在黑龙江垒墙，如果不用砖的话，都是用草耙子沾上泥，盘一个个木柱子上，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版筑是个什么样子。在余杭，也看到了鲁迅说过的曲尺型的街头酒店，当街卖老酒，一个大柜台，农民下工回来，倚在柜台上，要一碗咕咚咕咚喝掉。奢费点的，可以要一碟茴香豆佐酒，喝得到稍微慢一点儿。不是年节，也不请客，家家都在街头吃饭，一律雪白的米饭，乌黑的干菜，跟鲁迅小说里讲的一模一样。看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不曾相识，而且让我最震惊，也最不习惯的事，也有，是上厕所。余杭不像上海杭州，没有抽水马桶的地方，用旧式马桶。需要的时候，躲在屋子角落方便就是，每天早上由女主人倒到例行来收粪的车子里。当时在上海和杭州，早上千万别早起。早起的话，鼻子里满是粪便的味。余杭满街都是厕所，但每个厕所都是开放式的，不分男女，一个大粪缸，前面一个木头的杠子，方便的人可以坐在木头上，屁股伸到缸里。这样简陋的设施背后有点儿遮挡，但是前面则对着大街，一点儿遮掩都没有。方便的人，既可以跟相邻的人说话，也可以跟街上的过客聊天。第一次上这样的厕所，真是不好意思，扭捏了许久，不肯脱裤子，但排泄不比别的，忍不得，也将就不得。后来习惯了，脸倒是不红了，但碰上熟人，尤其是女性，想跟我聊天，还是连头都不敢抬。不过，余杭的厕所，是那个时代我所见过最干净的厕所，比上海抽水式的厕所都干净，稍微有一点儿粪便，马上就会被人收走。在那里，粪便，绝对是除了粮食之外，最为宝贝的东西。

在余杭最为开心的事，是春天用竹枪挖竹笋。一场春雨过后，你可以听见竹笋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白嫩嫩的一片，说实在的，委实很性感。拿竹枪一抠一个，一抠一个，表姐剥开了，用鸡蛋和肉炒一炒，那个鲜美，真让人馋到要死。我从来没吃过这样好吃的植物，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依然保持了对鲜笋的挚爱，只要有机会，绝对不会放过。

在余杭的时候，妈妈每天都在陪外婆说话，任我到处乱跑，唯一的一次跟我出去，是看她们余杭的文昌阁，那是一个四面环水的水阁，虽然已经残破，但却很精美很漂亮，大概是我一生所见最漂亮的文昌阁了，但是妈妈却说，这个阁，四面环水，使得余杭文运不佳，科举上没什么人。其实，余杭历史上出没出过科甲出身的大人物，我不清楚，妈妈也不清楚，但我知道，就文运而言，余杭能出一个章炳麟，足矣。

遗憾的是，余杭人知道章炳麟的人不多，读书的人似乎也不多，当时在余杭，走了几家亲戚，连一本书都看不到，人人都在忙，即使在“文革”时期，大家也拼命种田，拼命想办法挣钱，生活比起黑龙江的农民来，要好得多。好在，老百姓的生活，周遭的环境，还依稀能感觉到张岱和鲁迅笔下的样子。到了后来的后来，我的父母之乡已经变成闻名世界的富庶地区之后，我再一次来到余杭，当年的景物已经荡然无存，乡亲们都很富，房子很气派，舒适，房子外观像积木一样鲜艳，稚气，但家里依然没有书，街头的曲尺型的酒柜没了，开放式的厕所也没有，再也看不到人们端着饭碗，雪白的米饭，乌黑的干菜。外婆的竹园，早就变成了一幢幢华屋伟厦。

外婆的余杭，我曾经的余杭，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