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好混是有名的，不管阿猫阿狗，只要进了门就不愁出门。读研，真正的竞争实际上只有入学这一关，而对于博士研究生而言，这一关键性的关卡，事实上是变成了如何通过外语考试和赢得导师垂青。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生招生的腐败问题才如此地被人关注，当然，这里面也的确越来越多地充斥了贿赂和交易。

实际上，研究生教育的公正，关键在于培养过程特别是出口是否严格。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离严格还差得很远。虽然各个学校的研究生院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比如按比例抽取论文匿名评审，比如不是由导师，而是由研究生院组织答辩等，这些措施虽然不能说没有效果，但并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出口过宽的状况。因为在同一个区域内（如果全国甚至世界范围找人评，成本太高），符合评审条件的同行就那么多，大家早就是故识，而且彼此之间的学生早晚都要相互评的，你今天毙了别人的学生，明天说不定你学生的命运也会落到别人手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断不会轻易动杀机。实际上，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主要是靠自己学校来掌握，不可能期待别人为你把关。

严格首先要严肃。现在我们的研究生培养过程，实在是太随意了。以我自己所在专业为例，博士生综合考试，即国外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考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问你一个跟你想要研究的题目有关的问题，其二则是让你谈一下入学以来的体会。显然，面对这样的考题，考生基本上是不用准备的。其次，严格是要讲点儿学术性。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一直都没有统一的规范和准则。总是有人以意识形态上正确来遮掩自己学术上的随意和武断，甚至以这种武断来评判他人，以学界法官自居。不少学术刊物，不仅有定时的宣传任务，而且还必须留出一定的版面，发表那些一开口就指导别人应该怎么做的文章。事实上，我们的学术和政治宣传一直是搅在一起的难兄难弟。学界如此，自然，我们的研究生培养，也就难以免俗。在我们的研究生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中，时不时地会出现某些理应出现在《人民日报》社论上的题目，比如经济学的论文有“如何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政治学的论文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国际政治的则有“如何防止某国对我国的和平演变”等，不一而足。

造成这种不严格的培养过程，原因有很多，但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过程不公开，基本上属于暗箱操作。比较而言，研究生的招生，由于考生以及家长的关注，算是公开多了。每年告到教育部的研招案子不知凡几，近来，我们的网上，有关研究生招生的揭底和讨论也大有年甚一年之势。以我所在的学校和专业为例，过去博士生的培养过程，综合考试和开题报告，就是几个博士生导师说了算，其中资格最老的导师更是一言九鼎，说过就过，别人根本别想置喙。后来我们成立导师组，把本专业所有的教师都放进来，培养过程让大家参与，讨论投票通过或者不通过，由于非导师的教师没有导师之间那种互相牵制的利害关系，即我如果毙了你的学生，那么就会担心你毙了我的，说话就很胆大，而且大家都竞相比着拿学术来说事，规范、标准，问题意识等都出来了。我这时候才明白，其实经过开放以来这么多年的熏陶，大学里的人们至少对于什么是学术其实是清楚的，以前是因为没有机会公开说，大家都在私下里嘀咕。事实上，不仅教师，就是学生对于什么是学术，老师中哪个是做学问的，哪个做得好，也是十分清楚的。像孙立平先生说的那样，在一个系随便问十个学生，肯定知道这个系教师中谁学问最好。那些安心混的学生，其实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只不过如果能偷懒混过去，当然就会偷懒。所以，在这种近乎公开化的“过关”过程中，不仅被“枪毙”的学生的导师没有话说，就是学生本人，也基本上是口服心服。

人文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缺乏学术共识，规范标准混乱，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术不公开，总有那么些人有意拉着大旗，遮蔽着阳光，使学术讨论有名无实，让南郭先生得以混迹于学界，甚至攀爬上去，当上学官，以学界意识形态看门人自居，从此自定规则，自做法官，弄得整个学界乌烟瘴气。只要把学术放在阳光下，大家充分讨论，南郭先生就混不下去，先生混不下去，学生自然也就混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