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武训的评说，最牵强的，是以为他的兴办义学，有“思想根源”。流行的解释，是说他幼时羡慕书堂里的孩子，或受过士绅的气、明白了读书是改变处境的出路，或“天生爱教育”云。但古代流行的善举，还有修桥补路，斋僧济贫，盖福田院，刻济世书等，一个人为此而不为彼，实有偶然在里面，未必是一种刺激强于他种，使其必然。

武训从小随母讨饭，受过无数白眼。在旁人也还罢了，武训却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武训的一些行为，似乎毫不自重，如洗脸水要先饮后洗，甚至先洗后漱，又如他穿极脏衣服，吃极劣饭食（即使是在有条件不这样做之后）；但人当自尊心无以维护时，有时会倒行逆施，自残自贱。武训行乞兴学时，住在庙里，每晚回去，先大哭一场再睡觉，他的心事，时人未必留意。

当时的人不知有武训，只知有武七；“武训”是后来地方上向朝廷呈请旌奖时，给他现起的名字，取义“垂训于世”。更多的人，叫他“武二豆沫”，或简称豆沫。豆沫本是冀南鲁北的食品，用豆面、剩菜等物打一锅煮，又称“糊涂”。武豆沫早期给人的印象，便是迷糊。他打过长工，但自幼讨饭，不谙稼艺，能做的不过“出粪、锄草、拉砘子”数种。这样一来，既受东家呵斥，也为同辈看不起，一年也没挣到几文钱。

像他一样，沦落在最底层的人，前后万千。武训是个特殊的人，乃发愤颠覆。他之选择办义学，更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做此事的人最少。他把头发剃成横向的阴阳头，拿着一个褡裢，一个铜勺，沿街唱乞，打出兴学的旗帜。一开始，人皆以为他是疯魔，或是骗钱，稍久便成地方一景。所到之处，闲汉围来戏弄他，让他做各种难为之事，才给点小钱。武训地上爬过，让人骑过，吃过蛇蝎，吃过砖瓦甚至秽物。他唱道：“吃个蒺藜真正好，修个义学错不了。”

他自奉极俭，每天只吃两个钱的馒头，时间长了，人都知道他不是骗钱。他的足迹，也出了县境，他的名气，传遍一府。他行乞时常混赖或强讹，但既为兴学，在人看来便是美事。用了各种办法，包括耍把戏卖线头，打媒拉纤，一文一文地攒钱，攒得多了，便请人帮他放贷收息。七八年后，买下一块盐荒地。又过了二十年，他已买下两百多亩学田，连同攒下的几千吊钱，拿去建了他的第一所义学，著名的“崇贤义塾”。

地方上出了这样一个大善人，一层层报告上去，朝廷按定例给予“乐善好施”的荣誉称号。此时武训还没有全国性的影响，但在山东，已经很有名气，和士绅、官员多有往来，再募资时，也用不着上街乞讨，而可直接找官绅劝捐。死后他的荣名稳定上升，入堂邑县的忠义祠，甚至附祀先贤，都是几年内的事。成为全国性的名人，当是在梁启超作《武训先生传》之后。维新派重教育，得武训如得至宝，推而论之，如果大家都以武训精神办教育，何事不成？武训由大善人变成大教育家，亦是时代之义。

武训是最坚忍的人。幼时备尝艰苦，立下一种志愿的人很多，像他这样奉行到底，不死不休的人极少。他很像一个布道士，只是他秉持的不是教义，而是某个微小的道理。地方官绅利用他增加乡里的名声，他利用他们完成自己的事业。那时的人不曾关心他的内心，时至今日，我们也很难推测他最初的动机，是否在后来有所嬗变，因为自出名后，他已经别无选择，就连自己那些著名的怪僻，也改变不得。何况一般来说，人们喜欢维持和谈论特出人物的怪僻，则其高明自有常人所不能学，其不高明又使常人不会恍然自失。

武训做成了他想做的事，用不着知道自己死后忽而成为“世界极光明极伟大的叫花子”，忽而成为“奴颜婢膝的封建奴才”，忽而平反昭雪，只差补发工资。成文史是戏剧化的东西，人被改编为角色，事件被解释为情节。个人的行为，或被拉做头上旗，或被弃为脚下泥。个人生活的意义，个人失去了所有权，帝王将相皆如此，何况一个不识字的武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