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袁了凡的名气一天比一天小。那之前，在帝国最偏僻的村庄，如果全村只有两本书，其中一定有一本是他的《了凡四训》（另一本是历书）。他的善名大，不是因为他做过什么了不起的善事，是因为他发起了一场道德运动，把三教的善恶观揉到一起，输给下层社会。

袁了凡是浙江嘉善地方的人，生活在十六世纪的明朝。某年，他在北京慈云寺遇到个算命先生，预测他来年可以考中生员，以后可以拔贡做知县，活到五十三岁，寿终正寝，一生无子。本来袁了凡已弃学从医，听了他的话，再次下场，果然便考中。还有些细节，也一一应验如符。他从此相信那就是他的命运，只是一想到无子，未免怏怏。

古典的命运观，是孔孟的态度，以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道德是自我修养，不指望回报，至于世间诸般好处，则如朱熹所说，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另有一种报应哲学，即如《易传》里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直接继承它的是道教，按《抱朴子》内篇的说法，做了坏事，会被司过之神减寿，大坏事减三百日，小坏事减三日，反过来，行善三百，便可晋升地仙，行善一千二百，可为天仙；只是这三百或一千二百善必须连续，中间如果做了一件坏事，则前面的善款全被没收，重新计数。——幸好如此之难，不然，中国早就遍地神仙，没人做工了。

佛教本有业说，进入中国后，与本地观念融合，积累功德是重要的修行。我们今天熟见的念珠，通常不过一百多粒；而早期曾流行用小豆来计算宣诵佛号的次数，要数出几十石豆子，才算为功。

袁了凡本是儒学中人。后来发生的事，改变了他的观念。他在栖霞山遇到一位云谷和尚，教给他命运可以改变的哲学。他按云谷的法子修行功德，第二年便中举，打破了算命先生的预言。后来又中进士，又生儿子，袁了凡遂彻底改弦，去推广现世现报的新道德体系。

这种体系最大的特点，第一是将行善的好处（以及行恶的坏处）世俗化，不必建立在成仙成佛的指望上。第二点更重要：你在道德银行里的储存，是种活期存款，自己能随时花用，不必非得由子孙或自己的来世享用。

本来以袁了凡的社会地位，不配领导一种运动，但他对道德体系的改造，太合人们的需要，想不成功也难。袁了凡还是功过格的推广者。功过格的正式出现，本是早在十二、十三世纪的事，但只流传在修道之士中间，和普通人关系不大。从袁了凡开始，功过格在全社会通行。

最简单的功过格，是自己做个账本子，分列日月，每日下列功过两行，睡前记账，月底结账。不会写字的，可用现成的历本子，功画圈，过画叉。比如我今天吃了早饭，记小功一，又写了篇文章，记大过一次云。年复一年，功过相减，如果攒下的功很多，就可以满心欢喜地等待好事发生了。

正式出版的功过格要复杂得多，特别是附有多如牛毛的道德诫条，让你知道哪些是功，哪些是过（一个例子是，你不读《太上感应篇》，就不见得知道向北吐口水是过失），以及详细的解释和案例。不同的行为，有不同的功值或过值，比如教人健康术，值功五，如果这种传授是收费的，就只有一功。

我们为什么要做好人，要做好事？——道德动机是全部道德问题的根本。如以今天的观点看，儒家提倡内在的道德冲动，似乎更高明些。但这种原理诉求于自我，且在此岸循环，则只对追求精神圆满的人有效。道释二家虽较儒学立义玄远，对普通人来说，毕竟幽茫难征。袁了凡推广的思想，使道德脱离了义务，成为一种奖罚体系，容易理解，也容易推行。它主张的功可以抵过，也让许多人颇觉从容。

中国的道德体系，本以诫条为核心，自晚明起，渐渐向功利主义转化，袁了凡首倡其功。鲁迅曾抱怨有人施恩如放债——当然如此。在新的体系里，行善是有所图，不行恶是有所畏。当然，新的体系并没有全面代替旧传统，不过它确实在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中起着大作用。它也帮助维护古老的价值观，——尽管以背离传统的新功利论为内核，它的价值表本身仍是传统的。问题只是，一旦人们发现善恶难报，银行倒闭，这个体系——诫条体系也受其连累——也就崩溃在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