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的曾静案，是顶奇特的事件。曾静是湖南永兴的一个村夫子，忽然异想天开，派学生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造反。

曾静一生僻处乡里，去州城应试，见到吕留良评选时文的批语，便惊为圣学，从此佩服到五体投地。他有过一种奇谈怪论，以为皇帝只该“吾学中儒者”来做，而不该让“世路上的英雄”来做。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朱子做。明以后的皇帝呢？便该吕留良做了。如今都让豪强占去了，“甚者老奸巨滑，即谚所谓光棍也”。

看这番议论，可知这个人是有些痰气的。皇帝他倒不想做，他想做的是谋主，好比李通之于刘秀，刘文静之于李渊。他大概是那种经常幻想的人，以他的身份，居然去劝总督造反，没点毛病是不行的。

曾静对学生好，两个学生也把老师敬如天人。张熙向岳钟琪介绍曾静深有韬略，能号召六七省的人，只要由他来筹划，不愁大事不济。——若论孤陋寡闻到可笑的程度，这对师徒倒是绝配。曾静的供词里提到他的叔岳，曾夸侄女婿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乡老儿这类见识，哪里当得了真？但曾静偏把这类话都记在心里，独自一人时玩味不已。

从曾静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舆论的流传路线。有关雍正的种种新闻，可确知的一种，是从过路的犯官那里传到曾静耳中，不知其详的，也当与此相类，和其他政治消息一样，以马匹的速度，从首都向全国扩散。另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是读书人，他们经常往来于会城和乡里之间，经常聚会，若到大比之年，这些聚会的规模还很大。

岳钟琪其人，曾静是一点点听说的。先是听本地一个生员说“西边有个岳公，甚爱百姓，得民心”，此时连这位岳公的名字还不知道。后来又听说陕西有个总督，皇帝疑心他，“屡次招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杀戮他”，这个总督就上本章，说皇帝的种种不是。这已经是没影儿的事了。接下来听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是从茶陵的一位风水先生那里听说的——说，这个人的名字原来叫岳钟琪。

至于岳钟琪是岳爷爷后裔的传说，也无疑大有助于曾静的幻想。——这类事，只有这类人才会认真对待。

他自然无从知道雍正很早就欣赏岳钟琪，曾评价为“一百册画也不值一个岳钟琪”，也不知道岳钟琪奉承皇帝极为小心，无微不至。如雍正最喜欢看八字，岳钟琪便经常进呈部下的八字，来凑雍正的趣，雍正也一本正经地推算，某某运好命旺，“将来可至提督之位，但恐寿不能高”云。岳钟琪手握重兵而甚得宠信优渥，不是随随便便而来的。

除了“将二爷的妃嫔收了”之类有关雍正的传闻，曾静还听说泰山崩了四十里，还听说孔庙被了火灾。他眼见洞庭水患，灾民怨谘，又听说雍正铸钱不成，勉强铸就也字迹模糊，所谓“雍正钱，穷半年”，谁若身上有个雍正钱，都要扔到沟壑里。种种汇到一起，成了异象。曾静当真以为将有大事发生，唯恐错过机会。

曾静供词，每说自己错解经义，为读书所误。一半是辩解，一半也是实情。他的夷夏观是从书本子上来的，他的幻想是书本子诱发出来的。只是他地方偏僻，家里又穷，能读到的书太少，连四书五经、《朱子语类》之类大路书，都要到外省去买。所以一见吕留良的《题如此江山图》，便如醍醐灌顶一般。不读书倒也罢了，读得太少，来不及从中领会人心曲折，世事消长，恰成呆子。

直到被捕后押解入京，一路经由湖北、河南、直隶，他才出了一次远门，眼之所见，尽是圣世隆景，耳之所闻，莫非圣德仁声，果然“化行俗美，太平有道”，“从前满腹疑团，始得一洗落空”。——总算长了见识了。

至于“世路上的英雄”岳钟琪，用和张熙盟誓的办法来骗出这个乡下青年的真话，虽是秉承雍正的旨意，毕竟是件可耻的事。雍正像教主那样赐予了道德的解释，帮他卸除良心的负担，以及声名之累。即使如此，虽是岳钟琪的一件大功劳，给他做行略的人，还是尽量不提及此案，至多一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