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人是女真的后裔，康熙自然无法喜欢岳飞。岳飞在民间的地位难以动摇，康熙不便明贬，只能阴损。他做过一篇文章议论高宗和议，说就算宋高宗信任岳飞，言听计从，难道就一定能战胜金兵，救还二帝吗？——“朕实不信也。”

岳家与金人是世仇，按《春秋》之义，九世之仇、甚至百世之仇，也是可以报复的。从情理上说，后代不能总惦记着祖宗的事，大家各过各的，才是办法。不过愚人不这么想。雍正年间，湖南人曾静听说有一位岳将军，上本说皇帝的种种不是，又听说这个岳将军是岳武穆的后代，由此发生幻想飞跃，于雍正六年，投书岳钟琪，劝他造反。

这种幻想不是曾静一个人的。人处穷途末路，容易看见海市蜃楼。清初，遗老们以为民心可用，又看到满人种种虐政，便以为海内沸腾，不过是几年间的事。后来又把期限后挪几十年，年轻些的遗民，仍以为可以活到出头之日到，临死还不明白，这么一种暴政，怎么可以维持这么长时间。到了雍乾时候，心眷旧国的人，普天下也没几个了，而因为其少，因为其绝望，幻想更加活跃，捕风捉影，是其能事。所有的天灾，都像是异变之兆，每一件人祸，想必能集因为果，多么无稽的传闻，也成幻想的材料，幻想又是精神的饭食；连对百姓的态度也变了，从哀其不幸，到乐其不幸，当然，说将起来，其辞还是要若有憾焉。

据说岳钟琪是岳霖一支的后代，祖籍自然是汤阴，在明代，岳钟琪的高祖到临洮做官，全家迁至甘肃。他的父亲岳升龙在三藩之役中有军功，一步步做到四川提督，岳钟琪后来也随父入了川籍。

曾静派弟子张熙投书时，岳钟琪正做着川陕总督。和岳飞的关系，既是荣耀，也是麻烦。头一年，就有个叫卢宗汉的家伙，得了失心疯，在成都街头高呼“岳公爷带领川陕兵马欲行造反”。类似的谣言，时起时落，不从此始，不至此终，岳钟琪身处嫌疑之地，更加小心谨慎，张熙找上他的门，算是找倒霉。

雍正用人的特点是不疑不用，不用不疑。岳钟琪熟谙边事，继年羹尧后出镇川陕，很多事情都得仰仗他，雍正不得不用，故示以不疑。卢宗汉事后，雍正在另一道“圣谕”里说，人向我告岳钟琪的状，状纸不止一箱，甚至有说他是岳飞之后，欲修宋金之报复，这些话我是一点也不相信的。——雍正一面表达对岳钟琪的完全信任，一面敲边鼓，意谓你给我小心点。

然后岳钟琪上折子诉苦，说自打任川陕总督以来，谗毁日生，有说我骄奢淫逸的，有说我居心险诈的，还哄传我已遭皇帝谴责，儿子也给抓了起来，实在是受不了，请求皇帝将我现职解去，另委闲差。雍正密密朱批，先是说这些传言我真的没听说过，后来又自相矛盾地在“众心猜忌，日甚一日”字边批曰“自此息矣”，最后写了长长一大段，承认“川陕二省实有许多乱言至朕之耳”，但我是不会听信的，如此这般，把岳钟琪安慰一番，让他在边疆安心工作，至于“君臣欢聚，有日尚早”。两边的话都说得漂亮，但以雍正的性格，恐怕会以为岳钟琪有要胁之意。几年后雍正把岳钟琪下了狱，差点杀掉，或种根于此。

岳钟琪传世的诗文不算少。但在这些诗文中，找不到一点痕迹，能说明他心中有什么矛盾，如在政治前途与家族名誉之间，在忠孝之间，在名实之间。很难想像他没思考过这些问题，而了无痕迹，或许就是他权衡的结果。雍正死时他正给关在狱中，写了一首题为《杜鹃》的诗，是他极少见的有怨气的诗，别的时候，都是四平八稳，听说自己给判了死刑，还高高兴兴地写道：“君恩今已负，臣罪死应当。”

他人心事已难寻，何况古人。古代的价值观，冲突本多，岳钟琪咬住一个“忠”字，可谓化繁为简，提纲挈领。在岳钟琪者，忠字当头问心无愧，至于别人如何，皇帝如何，那是他管不了的事情。当然，并不是说他守定忠字便直道而行，他还是很懂经营的，该拍马时从不手软。他能成为清朝前期最有兵权的汉人，不是平白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