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杨光先的名头不小，甚至有人说他是“本朝第一有胆有识人”。这是一个天生的斗士，与人谈论，无论什么话题，无论对方是谁，总是高声怒目，如斗似争。到了七十多岁，仍是姜桂之性，认识他的人，只好感叹“人之好斗至老不衰有如此者”。

杨光先原是安徽歙县的平民。反对他的人，说他在家乡屡兴是非，以告讦为业。但这一说法并无有力的证据。我们所知道的他的事迹，都是在他走出乡里，为天下出头之后。他第一状告的是崇祯时的兵科给事中陈启新，此人异途躐进，又有罢科举的主张，很为士林不齿。杨光先听说陈启新非议宋太宗的《劝学歌》，以此为由头，指责他废灭前圣之学，“如此作孽，真不容于天地之间矣”。但所说的事情毕竟捕风捉影，论述得又近乎不知所云，终为通政司拒收。

第二次告的是首辅温体仁。那时温体仁已被天下人目为奸相，和陈启新一样，也是舆论公敌，弹章如雨。杨光先“舁榇上书”，即抬着棺材，以示必死之意。这是经典的手段，果然轰动天下。他被廷杖后谪戍辽西，有些名气了。

后来杨光先回忆这两件事，说陈启新自投黄河而死，“举世皆笑启新之愚，而称臣言之是”。又说崇祯帝后来怀念自己，“悬大将军印以待之”。其实陈启新隐姓埋名，一直活到清朝，而大将军云云，是绝无可能的事。看来他喜欢吹一点牛，不过这种小的弱点，不能说明他做什么都出于名利心。他后来的力辟西学，确乎是在为天下忧。

第三次告状发生在清朝。这次他斗争的对象是时任钦天监正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及他所代表的洋教，罪名有几种，较可征实、且为后来的谳词采纳的，是历法方面的事。

元明的历法渊源于回回历，年久失修，误差很大。清初，多尔衮重用汤若望，改用西洋的推算方法。杨光先指摘新历诸般不是，另附两项罪名，一个是所颁《时宪历》封面上有“依西洋新法”五字，属“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另一个是顺治与董鄂妃的相继去世，是汤若望为荣亲王（董鄂妃的儿子）选择的葬期与其本命相克所致。

正赶上辅臣鳌拜和苏克萨哈有意变政，遂成大狱，五名钦天监官员被处死，汤若望等去职，胜利的杨光先出任钦天监正。

但杨光先的运气实在不好。因为历法是要通过实测来验证的，不像价值观之争，说来说去，全在口舌之间，人心之内。杨光先的许多观念，不但在有清一代实为主流，便到今天也为很多人奉行，能如此者，就是因为意识形态可以不受实际事务的干扰，自有生存之方。而历法就是另一回事了。

杨光先并不真懂历法，他任用的旧人，也只知沿袭旧术，所以他们编出的历法，错谬百出，一年里致有两次春分，两次秋分，他们对天文事件的推测，也全部失败。杨光先的主张，本来是“宁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但历法毕竟是国家大事，错乱不得，几年后颇有求实之风的康熙亲政，命将几种历法取来，与实情参验。这一来便露了底。翻案后，杨光先被定以诬告之罪，免死放归，病死在半路上。

清朝自康熙年间起，由起初的开放转为保守，这一过程与满人的汉化过程同步。士风也有类似的转变，所以杨光先在同时代人（如陆陇其、李光地等名儒）那里获得的同情较少，在后来的名誉反佳。而他的道死，也被说成是为洋人买凶毒死，虽然是谣言，但合乎人们的信念，想不流行也难。

杨光先虽然落罪，他所代表的思想却是胜利一方。有资实用、可以参验的方面用西学，与价值观相涉、无法参验的方面用中学，这一直是我们的技巧。当然，与精神相关的事务，也有无以自济其乏的，则可学韩愈的法子。韩愈力辟佛学，却偷偷地拿禅学的理义，改头换面，用在自己的《原道》中，这种技法，即陈寅恪曾指出的“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只是何者为实，何者为珠，未必尽如人们原先所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