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三五年，或崇祯八年，皇帝在文华殿开会，亲试阁臣。明朝没有宰相，由各部院大臣会推出几名内阁大学士，总成其政。刘宗周是候选人之一。他此时的名气已经非常大，正是众望所归，皇帝对他的兴趣也很浓。

召对中，崇祯问兵事如何。刘宗周对以内政既修，远人自服，并举舜时有苗叛乱，中央政府自修文礼，跳一跳舞，苗人就归化了为例。

这道理也不能算错，但这时明朝离灭亡不到十年。内乱外寇交相侵逼，天下沸腾，国事已近不可问之地步。在烽火连天之际，刘宗周的话在许多人听来，实在是答非所问。他下去后，崇祯皱眉对首辅温体仁说：迂哉，宗周之言也，打仗的时候说什么跳舞呀。这样他就没选上，只去做工部左侍郎。

刘宗周是晚明出色的哲学家。他的品格十分高尚，既勇敢又坚毅，忧国如家，风节凛然。明代后期，价值观混乱，举世昏迷，不知所从。他和另一位哲学家黄道周，力反王学末流，重张以理制欲的大帜，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所谓斯文不坠，赖其二人。

这次没有入阁，刘宗周并不是很在意。明代后期，士人与皇帝的合作出了问题，互不信任。崇祯之初，大家对这位年轻皇帝寄望很高，指望他能把以前皇帝欠大家的账还清，好重新合作。刘宗周是很坚决地持此立场的。他曾指责崇祯背叛了与众人的默契，说：“今日之祸，己巳以来酿成之也。”己巳是崇祯二年，那一年满州兵入关，直抵京城之下，袁崇焕被逮，次年被杀。在这些事件中，崇祯与清议激烈冲突，从此不和。刘宗周是那种永远不会先眨眼的人，如果皇帝没有个好态度，这阁臣不当也罢。

崇祯九年，刘宗周痛切时艰，上疏批评皇帝没有尧舜之心。他说是皇帝当初重用内臣，得罪多士，“一念之矫枉，而积渐之势，酿为厉阶”。今日之务，首先需要皇帝向天下做检讨，然后弃法用道，清理内政，招抚流亡。至于兵事，则“陈师险隘，坚壁清野，听其穷而自解来归”。也就是说，只有你怀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那些内贼外寇，自然会解甲归心，不费一刀一剑，天下可平。

他的哲学重视诚意，主张由内及外。对他来说，世上的事务，并无分别，其道理都由心性理气生发而出，推论而来。在今天的人看来，这未免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混为一谈，将道德与政治混为一谈，把精神自由与权力自由混为一谈，但它正是传统的态度，一种无神的神学。哪怕是洪水滔天，也不能影响刘宗周的哲学信心。

崇祯看了他的封事，怒火中烧。大骂刘宗周迂阔，斥以“如流寇静听其穷，中原岂堪盘踞？烽火照于甘泉，虚文何以撑住”。崇祯的愤怒不在于刘宗周的迂阔，那是他早就清楚的，而在于刘宗周指出他应该为今天的局面负责，这是他最痛恨的话。

传统哲学不看重专门的技艺，总是觉得一法通则百法无碍。刘宗周便认为除“为善去恶”之外，并无学问。古代中国实际是由士大夫来治理的，士大夫的知识构成，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方向。在崇祯一方，向刘宗周询问兵事，本来就是问错了人。在刘宗周一方，则也不认为自己没有义务或能力回答此类问题。

崇祯十五年，类似的事又重演了一次。有御史推荐西洋人汤若望善火器，请上召对。时任左都御史的刘宗周谏止曰：“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不恃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日顿也。汤若望倡邪说以乱大道，已不容于尧舜之世，今又作为奇巧以惑君心，其罪益无可逭，乞皇上放还本国，永绝异教。”

崇祯说，火器还是要用的，当然你讲的大道理也是对的。刘宗周又说：“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皇帝说，那你说怎么办？刘宗周说，十五年来，你事情做得不对，至有今日之败局，你应该做的是推原祸始，改弦更辙，而不是拿火器这样的苟且办法来补漏。皇帝这时脸色就有些不对，说，往事不可追，现在的事如何办？刘宗周对以“用好人”，文官不怕死，武官不爱钱，天下自然太平。

这场对话的结果不问可知。明亡后，刘宗周绝食而死。他的死，不是殉明，而是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