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心隐原名梁汝元，出身是江西永丰县的土财主。他生于明正德十二年，那时江西是全国最乱的地方，先有大规模的流民叛乱，后有宁王在南昌造反。何心隐早年也是亦步亦趋地念书、考试，三十岁时听到了泰州学派开山人王艮的学说，喜不自胜，便抛弃举业，以王艮的再传弟子颜山农为师，从此混进理学家的队伍。

泰州学派虽然依榜王门，实属异端，它的特点之一是简捷，重悟轻学，哪怕你目不识丁，天眼一开就成圣贤。这一点不只有学理上的意义。如果说正宗的王学尚是精英主义，泰州之学就是民粹主义。王艮走的是群众路线，向市井愚蒙传道，有点蛊惑的味道。

何心隐更是颇有些纵横家气，喜欢阴谋，喜欢谈兵，喜欢夸耀自己的智计。他曾参与颠覆严嵩，后来还想颠覆张居正，被张居正先下手为强，把他害死了。他与这两位权相的关系，传说或有夸张，他自己大概也吹了些牛，但从他的性格看，即使他知道那些传说与事实颇相出入，他也不会去纠正的。

他有名的一个举动，是把合族的人召集起来，成立一个“聚和堂”，有点像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财产互通有无，白天一起吃大锅饭，晚上都住祠堂里，小孩子都入一个学堂，老人由合族奉养，婚丧之事也集体操办。

近人说他的聚和堂是乌托邦，寄予了他的社会理想。但恐怕未尽如此。

聚和堂只持续了几年；但何心隐一直念念不忘于立“会”。在传统中“三纲”是人伦之大，何心隐易之以“师友”，所谓交尽于友，道至于师。换句话说，师友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别的都在其次，他心目中的“会”，就是师友结构，平时是师友，到了特殊时刻就是君臣。讲学立会在当时很流行，后来，他的同门罗汝芳召集江西全境的“合省大会”，会址就在何心隐的家乡永丰。而张居正之禁讲学，也不只有控制舆论的目的。

何心隐因聚合堂的税务问题与官府对抗，被判充军，朋友程学颜为他走了后门，得以宽释。此后他周游天下，大约在四十五岁的时候，到福建兴化拜访了林兆恩。

明代中后期，社会中各种秘密和半秘密的团体多如牛毛，特别是民间宗教，纷纷竞起，举其大者，古老的白莲教除外，正德年间创立的罗教，嘉靖年间的黄天教，万历年间的红阳教，比何心隐小二十多岁的王森创立的闻香教，各自广聚门徒，流传数省。

何心隐拜访的林兆恩后来也是一位教主。林兆恩与何心隐同岁，有些方面很像（林兆恩有一个道号叫“心隐子”，不知是不是巧合）。他也是在三十岁之前读书应举，三十岁弃去举业，专事创教、结社，六十岁后从学术领袖变成教主。他创的教叫“三一教”，合儒释道而一。由学者建立的、以读书人为中坚的民间宗教，那时只有这一个。

何心隐在林宅住了一个多月。他们讨论的详情，可知的无关痛痒，不得而知的就很难说了。最终他们并未合拍。他们的性格不一样，与何心隐相比，林兆恩平和一些，也深沉一些。

何心隐六十二岁时，湖广巡抚承张居正的意思，把他罗入“妖人曾光”案，在武昌杖杀。当时的人也多认为这是诬陷，不过，诬以此罪而非他罪，或许是因为何心隐平素的行径。何心隐从南安押解到武昌时，沿途相送之人络绎三千里，到了武昌，有几万人为他鸣冤。他的“群众基础”，可见一斑了。

泰州派的人往往而有侠风，颜钧、何心隐、罗汝芳、钱怀苏、程学颜和其弟学博，莫不如此。黄宗羲《明儒学案》评：“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泰州以学术立派，就学术而言，心性也好，理气也好，绕来绕去，都是狗咬尾巴尖的活计，但这派中一些人的心思，有非学术二字所能概括者。明人形容当时局面，为“有黄巾、五斗之忧”，虽危言耸听，而离题不远。只是细看这批人的思想，终究还在局中，便有所为，也未必真高于黄巾、五斗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