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有个叫黎立武的学者，谈到自己的阅读史，说他小时候读《箕子之歌》，很是被箕子的忠心感动；长大一些后，读《诗经》里的《狡童》，“淫心出焉”，出门看见邻家大嫂，就想勾勾搭搭，归而自省，原来是“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这样的诗句在做怪。

与宋儒讲道理是很难的。像这位黎立武，就很难让他明白，当他童年，便读遍“淫诗”，当毫无异感；长到青年，便不读《狡童》，种种奇怪的心思，也要应时而起，荷尔蒙出而心眼不老实，却与《诗经》无涉也。

孔子在《论语》中留下名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为“无邪”。《诗经》里有许多情诗，孔子以为无邪，应该是他老人家心宽意广，不以人情之常，为祸乱之始。正如今人（当代道学家除外）读《诗经》，若还能看出“邪”来，只好说是胸中不正而眸子眊焉，触目无所不邪。

汉儒不这么想。汉儒是相信孔子删诗的，但《诗经》中明明有许多情诗，又与孔子“放郑声”的意见抵牾，怎么自圆其说呢？曰曲解。后来传世的古文学派的毛诗，有所谓《诗序》，讲解诗旨。《诗序》不承认毛诗里有情诗，认为那些都是讽刺诗、寓言诗，如《狡童》，便是批评郑忽公的。

到了宋代，儒者纷纷而起，反击《诗序》。不要以为宋儒进步了，要思想解放，恰相反，他们是嫌汉儒杂而不醇，要思想整顿。《诗经》里有情诗，遮掩不住，与其解释为刺诗，不如直接斥为淫诗，把它们揪出来，免得招摇撞骗，为害人心。

如很有名的《静女》，头四句是：“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序》说这是批评时政的诗，至朱熹，便简捷地说“淫奔之诗也”。若从对诗的理解看，朱熹是对的，若从用心看，则宋儒险恶。

后来就出了一位王柏。王柏是十三世纪人，朱熹的三传弟子，有名的道学家。许多人恭维王柏的“大胆怀疑精神”，比如对《诗经》，宋儒只是怀疑《诗序》，他则连经文也怀疑。

他说，孔子那么思想纯洁的人，删过的诗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准是汉朝人因为传世的诗篇不足三百之数，妄取曾为孔子删去而流传于里巷的诗，混入经中，以至美恶相杂。他拍胸脯保证，那些淫诗，圣人见到是一定要删削的，既然今本《诗经》里有淫诗，就一定不是圣人手订之本。

证据呢？没有。意识形态的狂热者，不需要什么证据。这些人坚信教义的地位高于世俗的证言，观点的产生，与逻辑或事实俱无关系，要在心意二字。读王柏的《诗疑》，当注意他口气的决断，动不动就“断断不可易”，之所以敢于疑诗，恰是因为绝不疑道。

王柏看着如此不纯洁的《诗经》日日诵于人口，气得茶不思饭不想。有个老笑话，说老汉嫁女，晚上在院里乱转，老婆问他怎么回事，他怒道：“小畜生正在那里放肆哩。”人情之常，每为道学家恨恨不能已，或同此理。

他夜不能寐，揎袖奋笔，一口气列出三十多首诗，断定其为当删之篇。篇目众多，不能俱列，且这么说：今天出什么《诗经精选》之类，如要省事，便取王柏欲删的诗，勒成一册，也就是了。

删诗之外，还把《小雅》里一些有怨声的诗降格为风诗，此外变更篇次，改拟诗题，果然是雅颂各得其所。但他知道，自己不是孔子，“王诗”多半不会令世人点头，便情意殷殷地说，希望以后有掌权的大人君子，以政令禁行未删之诗，规正世道人心。

《诗经》毕竟是《诗经》，以一王柏之力，摇动不得，所以王柏删诗，后儒摇头，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经》，也仍是原貌，未曾被五讲四美。但类似的事情，许多便被实行了。道学的不好，不在其修齐，而在其治平。你自己如何琢磨，好则自得其乐，坏则断了牙齿肚里吞，不涉外人；但道学内涵的教义是要整顿别人的头脑，则非我所敢闻也。

有清人说李斯焚书，荀子启之，王柏删诗，朱子启之，说得很对。从曲解到删削，只是阶段不同；在野之论，自然温如亲吻，至于唇间的利齿，得等有了权力，才会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