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印象，往往以为古代的读书人，学问都大得很，能背诵许多书，会写毛笔字，会吟诗填曲。我见过不只一本或中人或西人的著作，称颂中国古代的政体，是“知识分子”掌权的精英政治，全球独一无二，足可垂范后世云。不说这里面的思路，单说事实，就有些出入。古代的读书人，看书一项，就平均水平而言，实在不多于今天的中学生。以明清为例，除了那几个通儒（他们中间许多人未曾“发”过），两榜出身的文官儿，胸中的货色，不过是若干高头讲章，几十部闱墨，略相当于今天的高考复习资料、作文范例一类。念两首杜诗，背几篇韩文，人便要说他有才情；将“紫阳纲目”读个七成熟，便可以通人自命。至于经书，毛诗确要背一点的，《周易》虽然十句里有九句半不懂，也胡乱念完（《系辞》要背过），《礼记》、《左传》太厚了，至多看看选本，《书》经呢，进士出身的邹汝鲁向雍正承认“不曾读过《尚书》”，没有人大惊小怪，自邹以下，更不足论。这些还是“寒窗”之下念的，一旦做了官（翰林除外），便如《儒林外史》里讲的，满耳里只有“板子声，戥子声，签子声”了；至于让我们赞叹的诗文，其实是幕僚代笔的。

只有一种书，因为要从里面出考题，所有念过书的人都是极熟的，那便是朱熹注的《四书》。今天要说的《大学》，便是其中的一种。

朱熹在后代的地位，曾经是孔孟之下，一人而已。但他一生中有两件事最为人诟病，一是迫害唐仲友，打严小姐的板子，二便是补改《大学》。《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两篇，本未受人重视；直到唐代的韩李，才略微提起它们来。至宋渐渐为人所重。颜元说过：“两程出而前圣之道始乱矣。”他之所以要说这个狠话，便是因为修改《大学》，自二程始作其俑。在二程眼里，《礼记》杂出于汉代诸儒所传，往往谬乱无章，或仅记一些应对进退之类，其中完全合圣人之旨，又得道德性命之要者，首推《大学》、《中庸》两篇。尤其是《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可惜这扇门年久失修，哥儿俩以肩荷道统自任，自然要“斧正”一番。他们的改本从未流行，只保存在《二程全书》的角落里，成为一种史料，这里也不多说它。而朱熹的改本，几百年里深入人心，后世学子，只知朱子的《大学》，何尝知道别的呢？

朱熹的改本，受二程的鼓励，移易顺序，还将《大学》分出经传两部分，经一章，即他概括的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十章，朱熹说经是孔子之意，曾子记之，传是曾子之言，门人述之。这些话无凭无据，已经够让人摇头的了，而下手最狠的，也是最为后人谤议的，是他居然又自己做了一百三十四个字，算做“补传”，堂而皇之地加了进去。

朱熹改过的《大学》条理顺畅，意味充足，看上去确像是有心的圣人为后人立法，把道理讲得井井有条。——只是这道理是朱熹的道理。但朱熹不这么认为，即使补传，他也认为（至少口称）是古人的意思。他说曾反复考之，有以信其必然，这才窃取二程子之意以作补传，“不然，则又安敢犯不韪之意，为无证之言，以自托于圣经贤传之间乎？”

朱学大行以后，世上便就有这一种《大学》了。在坊间，《大学》是单行的；《礼记》列在五经，但坊间的注本，于《大学》、《中庸》两篇，常常只有存目，标一句“朱子章句”，假如不是出了王阳明，若干年后，郑玄注本的《大学》或竟成了佚书，也未可知呢。

王阳明年轻时，和那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是朱子的信徒。二十一岁时，他听了朱熹一草一木旨涵至理的话，便与友人去“格”竹子，友人坚持了三天，王阳明精力过人，格了七天才病倒，叹道，做圣贤原这么难啊。此事他耿耿于怀，遂对朱学生疑。直到三十七岁时，被谪在贵州龙场驿，某夜睡梦中大悟，像欧几里德一样跳起来，大叫我知道了。他发现人人胸中有圣人，不必向外用功，而朱子强分心物，不是圣人的本意。——格物致知说虽不是朱王之异的中心，却是分歧的开始，而龙场大悟，也是王阳明自立门户的大事件。对他而言有一个障碍，当时士子人人诵读的朱本《大学》，在“诚意”章前有朱熹的补传，而依王的理解，诚意当在格物之先。这样，王守仁只好祭出古本《大学》来与之相抗了。在王阳明的时代，朱学已成正统，与之对抗需要一番勇气，故后来王辑“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晚年的态度已经改变云，这等于引对手为奥援，实属不得已。

王阳明以后，朱熹的改本，仍然是官方的权威，但在一些学者的眼里，地位已经动摇。这中间又出了若干种改本或“古本”，只有几千字的《大学》，被改来改去，也只在中国，能出这样的怪事。这中间出过一种“石经本”，曾让许多有学问的人上当，其实是一个叫丰坊的人伪造的。丰坊是明代弘治嘉靖时的人，字写得很好，但脾气却是非常怪，出过许多匪夷所思的笑话，先不去讲它，只说他伪造经书，到清朝还有许多大儒相信；他骂朱子的话也很难听，如说他穷得没饭吃，卖书糊口，故造新说，容易畅销云云，都是信口雌黄。

说到骂朱子，还得再说一位人物，毛奇龄。他是清初头一怪，辩才极高，却不能持论，喜欢的是和别人打笔仗，最是善骂。时人虽然恶他品行杂滥，恨他言语刻薄，却少有敢正面撄其锋的。毛奇龄是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有清一代，经学“汉化”，他最有功。但他心中最大的事业，却是与朱熹为难，其中的缘由，这里也暂不管它。他的《四书剩言》，便是攻朱的专著，其中不少条确实说中朱子的错误，让袒朱者虽然不舒服，也无话可说；然而有趣的是他的叙言，越写火气越大，言词渐厉，说朱熹“诟厉圣人”，“无理谬言”，“侮圣无忌讳”，“实无理，实不读书……实不能论世”，等等，五百年来，骂朱者以毛为甚。无怪乎全祖望说他最切齿的是宋人，宋人中最切齿的是朱熹，狂号怒骂，唯恐不竭其力，如市井无赖的叫嚣。毛奇龄还有一部《四书改错》，开印不到百部，听说朝廷将朱子升祀孔庙（此事在康熙五十一年），赶紧毁版。——这也很像他一贯的为人。但《四书改错》并未亡佚，颇有流传，只是今天也难见，我曾想看看里面的话，但在这里却找不到这书。

毛奇龄还做过一本《大学证文》，开列古本《大学》以下，二程、朱子、伪石经、王柏、蔡虚斋（清）、季彭山（本）、高攀龙、葛寅亮诸人改本，其中蔡清（王阳明同时人）宗陆学，季本是王阳明的学生，高攀龙基本上宗朱，葛寅亮则是万历间的陋儒。而其所不录的还有董槐、崔铣等。“何事纷纷改大学”，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大怪事。

汉以后学者的思想，除了佛学的冲击引起一些调整外，都是出入先秦诸子，尤其是孔门诸子，使用他们的概念系统来进行的，鲜有例外；所关心的问题，亦大抵不出其矩矱。比如宋儒的性命之学，其中讲理气心物，尚可一看，而讲修齐治平之类，则只如鲁迅所说，是唠叨的碎话。一样的问题，如善恶之辨，我们看孟荀的议论，兴味盎然，然看后来经生们的反复辩难，则大生厌恶之意。一部中国思想史，往往只是原地翻跟斗而已。我们看到一些出色的头脑，却没有自己的语言，只好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不得不依傍经文，费尽心机，也建立不起独立的哲学。还以《大学》为例。格物的“格”字，朱熹解为“至”。他的思想产生出这一释义，还是由训诂启发了思想？王阳明释格为“正”，他的一大套理论全由“正物”而来。“亲民”的“亲”字，二程改为“新”字，与“日日新”相配，朱熹大加赞赏。王阳明恢复为“亲”字，从此争论不休，龂龂几百年，这又算是什么事呢？你说我诬贤，我骂你背圣，其实都是可怜虫，可叹祖师爷躺在地下，看到这番景象，不知是惭愧没开个好头呢，还是痛骂子孙没出息呢，——反正嘴里塞满泥土，作不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