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付坏人？每个孩子从小受教；游戏或动物故事，无不掺入技能训练。可惜故事多是道德家编的；政治家有另外的版本，但不会讲给孩子听。孩子们不知道：好人和坏人在道德上是共同体，彼此需要，相互寄生；也不会知道，好人通常是希望坏人变得更坏的。最好是坏到透顶，无以复加。如果这些坏人一时未臻极境，那就推他们一把。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被欺凌与被侮辱》中写过一个叫涅莉的小姑娘。道德意义中的自虐何以能带来精神快感，没有比这个形象展现得更充分的了。假如天堂的意义在于它和地狱的间距，毫无疑问，当沉沦者沉得更深，升华者也就升得更高。

东汉张俭，发动中国历史中士人集团对宦官集团第一役的人物，是个好人。他的对手，侯览之类的宦官，则是些非常糟糕的人。——宦官这批特殊人物，是最易腐者。给他们多大的权力，他们就可做出多大的坏事，从而变成多坏的人。历史上士人和宦官的大规模斗争，只发生过几次，但无不进行得惊心动魄，使读者也激情澎湃，忘了它们本来无关大局，虽获得了道义的高潮，在政治上却只是闹剧。

当时宦官胡闹得过分——如果知道什么是“分”，那也不是宦官了。张俭的手段也了不得：他上书请诛侯览，未得批准，便自己动手，杀了侯览的母亲。第二年，侯览回家治母丧，张俭再奏侯览奢侈逾制及掠虐乡里的罪状，又未得皇帝的准可，他也又一次自主行事，抄没了侯览的家。加上挖曹节（另一个大宦官）家墓等事，终于激出宦官的反扑，乃有著名的党锢之祸。宦官、外戚、士人，这三大集团缠斗经年，直到东汉之亡。

党锢之祸，生出一批道德典范，李膺、范滂等，以其勇气和正直，激励过历史中许多伟大人物。此役虽在社会生活中是大破坏，在道义上却是一场完全的胜利；用良心或肾上腺与坏人作殊死斗，从此成为一个模型，德昭千古。至于如何将权力斗争转化为道德战争，不用很久也要成为拿手好戏，连续上演。

中国古代其实是政教分离的。政治上一切权力归皇家，礼教则由士人司掌。在伦理方面，皇帝不过是挂牌执事，连孔子也只是名分上的通天教主。比如说，就很少有人记得孔子说过的一句话：“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对坏人厌恨过分，必将激之为乱。

没办法，谁让人家是坏人呢！古代王朝更替，后任喜欢把前任形容为十恶不赦，坏得不可思议的坏人，如周之诋商纣，如唐之毁隋炀。行动的正当性，经常需要通过对手的不正当性来实现，如果那一边还没恶贯满盈，那就得让他满盈。

给党人立传的范晔批评张俭“以区区一掌而欲独堙江河”为不自量，恐未道尽人家的心事。这种斗争，不一定需要实际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失败更值得追求。失败是烈士之母；成功倒抹淡了悲剧的颜色，本来，它是可以像血一样鲜艳的。古代士人的精神自虐未必限于道德一个方面，只是因为胸中规模有限，不能及远，便反复搬出老剧，演得光芒四射。道德确实是激情的发动机，不仅台下的人难免看三国掉眼泪，台上的人也如此投入，自己把自己感动得再三欷歔。戏是好戏，只可惜正事也跟着耽误了。

在党锢事中，张俭没能成为一号角色，因为他没像范滂那样慷慨投狱。张俭出逃，人们争着收容他，引以为荣。小英雄孔融少年成名，便是因为他在十六岁上便敢于收留逃亡的张俭，名震远近。但当时钩捕严密，他所过之处，往往家破人亡，所以后人觉得他不如范滂，以一身牵累许多的人。但在今天看来，张俭的出逃，也未违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至于他为什么不做范滂，古人心事，后人可以揣测，但毕竟是不可必的事。张俭晚年杜门不出，谁又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而范滂给儿子的遗言，最可回味：“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在一个时代中，如果善恶必须表现得这么极端，中庸竟然也是不错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