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烦费巨亿，天下虚耗。弄钱的办法，也都想遍了，直到连打鱼也要收归官营。只是国用未见丰足，贫者反而益贫。那时毕竟是古代，富人还没什么觉悟，不要说不肯捐输以佐公家之急，有一回山东发水，向他们借，都借不出钱来。

忽有河南养羊大户卜式上书，愿意捐出家财的半数，以助军兴。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人，怎么会呢？汉武帝又喜又疑，派使者去问他有什么要求。卜式说：没什么个人要求，只是觉得县官和匈奴打仗，有官爵的应该出命，有财产的应该出钱。话说得如此朴实，在武帝耳中，不啻时代的最强音。汉武把这话和丞相公孙弘商量，公孙弘却说：此非人情，不可以为“化”以乱法。此事便搁下。几年后，招赏降人花费太多，迁徙贫民的钱告缺，卜式再次提出捐输二十万钱。当时富人争相匿财，一捐就是这么多的，普天下不多不少，只有卜式一位。这一回武帝感动得再也受不了，立拜卜式为中郎，另有赏赐，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

这里提到风和化。风就是教，如风行草上，化则是从风而服，随风而化。古代以德治天下，风化是主要手段，后来流行的旌表烈女孝子，都属此列。在林立于古代的种种榜样中，卜式算是最早最有名的一位。有意思的是，对道德榜样的褒扬，是许以名利，想让人知道做好人可能得“好报”——即有利可图，一方面宣扬反功利即为道德，一方面又以功利劝善，只能令道德的涵义本身发生堕落，执行长久，后果不问可知。

数年后吕嘉造反，已经官为齐相的卜式又上书“愿死之”，即报名从军。他养羊的本领了得（曾传有《卜式养羊法》，虽是伪托，可见他在古代畜牧业的声望），打仗是不行的，年纪又老，确实和送死一样。武帝不让他去，下诏表彰说：今天下有事，各方官员贵显没一个挺身而出的，只有卜式一个好人，“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矣”。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让百姓学习，“天下莫应”。

武帝一手颁告缗令，一手褒扬卜式，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而百姓仍然不肯分财给天子。于是大棒上场，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大抵破家。结果怎么着？“民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业”——挣点钱都花了，也不肯留给官家。每回读《汉书》至此，我都要叹气：怎么汉朝人的觉悟这么低呀？

从卜式前后的作为看，这个人确实是老实的好人，没理由怀疑他的真诚。问题出在武帝身上。古代政治理论，一大核心是要与人类趋利的本性作斗争。斗争的结果可想而知，不是率天下为善，倒是率天下为伪。

至于如何富国，既充实中央财政，又不使民间经济失去活力，说老实话，在抑商扼巧、天下以贫的古代，是条死胡同，不可能有什么好办法。通常的情况是，对富人，无事任其胡为，有事力加搜刮。明末崇祯年间，财政崩溃，亡国在即，这时有一位李琎想出主意，请搜刮江南富户，以实军饷（郭沫若曾夸赞此议为“相当合理的办法”）。大学士钱学升疏论曰：

“郡邑有富家，固贫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钱粟，均粜济饥，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御，富家未尝无益于国。今以兵荒归罪于富家朘削，议括其财而籍没之，此秦皇不行于巴清、汉武不行于卜式者，而欲行圣明之世乎？今秦、晋、楚、豫已无宁宇，独江南数郡稍安。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

这自然是典型的富人立场；历代也多批评此论代表着富贵阶层的自私、不与国家共患难。是的，确实如此。但自私毕竟根于人性，是通过制度来利用亦即限制，或通过制度来抵制亦即纵容，那也是古今之分野了。

“秦皇不行于巴清”，说的是巴寡妇清（据说近年已被封为“中国的首位女企业家”），采矿致富，用财自卫，不受强秦的侵犯。至于“汉武不行于卜式”，自是指汉武大力树立卜式，终于无补于事。当然，所有这些都怪不到卜式头上，他的本色是牧羊，爱国，做好人，哪里能够对后面的事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