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多的机会到最少的，从最丰富的出产到最贫乏的，从最蓬松的社会到最紧缩的，这一剧变的发生不过在百年之间，其大功告成，也只又用了两百年。韩非想像中的社会，竟得实现，只惜他没来得及眼见它实现后的实际面目。

君主的统治，多种多样，对他们而言最好的一种，当然是最彻底的，将权力越过山川，越过臣僚和地主，通向每个子民的屋室，宰制天下，如臂使指。在韩非之前，没一个人能做到；在秦始皇之后，一代代的皇帝都能做到，虽程度不能臻其极，规模已在。

韩非给君主出的主意中，对未来影响最大的，是他建议把社会“压扁”。战国时不只雄强林立，社会内部的结构，也空前复杂。这一时期的诸侯不如春秋之多，但新起的力量，足能弥补丰富性而有余。士人从宫廷剥离出来，成了独立的力量；商人使财货周流，武人四处游荡，寻找雇主。贵族结交游士，自拥兵卫，阻变王令，挑战君上的权威。

在韩非的理想社会，这些都不能允许。韩非建议君主除五蠹之民。哪“五蠹”呢？曰学者，曰言谈者，曰带剑者，曰患御者，曰商工之民。韩非说，重视自己生命的人，一打仗准得逃跑，要这种人有什么用？讲求学问的人，会怀疑法理，要这种人有什么用？有吃有喝且不做工的人，嘴巴能说心眼聪明的人，任侠恃武的人，这几种人都不能要，应予铲除。有用的人只两种，农民和兵士。——韩记理想国的社会成分，倒真是简单呢。

处士田仲，不仰恃人而食，韩非说，这样的人如同实心葫芦，对国家一点用没有。孟子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不听则去之。”士不为己用，是君主最痛恨的事。而一旦韩非的理想实现，哪里还会有这种事呢。用韩非自己的话说：“以天下为罗，雀不失矣。”

进入理想国，韩非发现了最有效的途径：消灭，或尽可能地限制中间阶层。将利益许诺给农民和兵士，使他们与君主合作，从两端挤压。著名的《孤愤》一篇，着重讲述去“重人”（权势阶层）的理由和办法。难怪秦王一读《孤愤》，拍腿大叫：“嗟乎，寡人若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重人既去，在皇帝与农兵之间，就只隔着由法术之士充任的吏人了。“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今天听起来不错，是吗？在两千多年前，可不是个好消息。这一回，农兵与君主（后来定号为皇帝）的距离倒是近了，近到有机会亲口尝尝皇权的滋味。从一种压迫下解放出来，随即丢掉了进一步解放的希望。得到一世的好处，代价是两千年的前程。

控制这些人民，韩非也说出了不二法门，一曰威，二曰利。韩非觉得这对人民来说，也是最好的前景。——“夫良药苦于口，智者劝而饮之。”这当然是好话，但如果人家不听劝怎么办？这里边的道德困境，对韩非不成问题。他举了个另一个例子：小孩子生了痈肿，父母用针挑开。小孩子不知道这是为他好，自然大哭大叫。而父母才不会去管这小孩子的“民意”，该怎么挑就怎么挑。这是为孩子好，对吧？韩非说，“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民欲不可从，因为人民如同小孩子，未必知道什么是对自己好，什么不好。那么，谁知道，谁来决定众民的利益，还用说吗？

孟子说：“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幻想了一辈子，也没见哪个王来找他取法。“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历代帝王，表面上尊礼重儒，却无一不是韩非的弟子。——就算韩子的书他们没读过，也从历代的传授中，取得其中精味。自然，后世奉行的韩非之道，是折衷过的，去掉其极端之处，再经儒家的润色，使其可行。此即所谓孔孟其表，申韩其里。

有意思的是，韩非其实是个好人，正直，高傲，聪明。他讲过几十种诈术的花样，自己却是个老实人。他的智力，远过于孟轲，也未必不及荀况。他的气概，也远非仪秦之辈可比。但某种原因不明的愤恚，笼罩他的许多篇章。是否只是因为其不得志于朝？不知道。他几乎就是个士人的叛徒，把行当的秘密，一古脑招供出来。老子讲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孔子讲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都是白说了。韩非倒不一定是有意这么做，著书的时候，自不知道自己的著作，竟会被一位君主完全理解。

或许他有点预感？他曾说过：“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强者，秦也。”

韩非与李斯同门，都是荀子的学生。据说李斯相秦，荀子为之不食。荀子死得早，没看到后面的事情。韩非之死，有不同的说法。李斯的死因，史有明言。他们都没听过这样一个寓言：以前的狮子，并不怎么威风。后来，狐狸到狮子那里去献计，请狮子吃掉动物来立威。狮子采纳了，并且，“从你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