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一生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其中三件最有标志意义。一个是翻译《几何原本》，一个是写了一篇《辨学章疏》，第三是向内地引进了红薯。

别小看红薯的引进，没有它和后来的玉米，中国的人口就没有可能从几千万，猛然跃升为乾隆年间的两亿多。我们今天于地大物博之外，复有人口众多之盛，全靠清朝打下的底子，玉米、红薯大有功焉。

《几何原本》不用多说，《辨学章疏》指出传统伦理缺少一种可靠的内在道德动机。归根结底，一个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古代君子，重视自我评价，不欺暗室，唐宋以后的儒者，认为善发乎人性。——对普通人来说，这些都太难了。如果善是对自己的义务，似乎做了件坏事，得罪的只是自己；如果善是对别人的义务，放弃这种义务的理由又太多了。

徐光启在清代的名声，虽然不小，但远远不能与他的贡献相副。谈实学的如刘献廷等，才看重徐光启，至于普通的读书人，大多数没读过他一字一句，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原因很多，其中一件，人多回避，那就是主导舆论的东林党后学，对他并不感兴趣。

明代晚期，东林党和北党（其中的主力，即被东林称为阉党的）激烈厮杀。东林起于吴中，主要成员多是江南读书人，徐光启是上海人，他与东林党人的交往，自然是很多。东林党是政治派别，而四十岁以后的徐光启，心有所属，对政治斗争实在是没那份儿闲心。他曾在信中说：“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财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且以裕蛊所为，思之痛心，望之却步。”当时朝中壁垒森严，非此即彼，徐光启在阉党和东林之间不作左右袒，阄党对他不高兴，难道东林党对他就高兴了？

明末西学越海而来，东林党中的一些人士，也很有兴趣，但作为政治党人，多数东林人对西学顾不上注意。早期的东林巨子，虽然隔膜，相处之际，还是彬彬有礼。如健将邹元标，只是说西学诸义，我国圣人和历代名儒，早已讲说透彻，详尽无余，属“古已有之”。——没有意识到新学同道学根基的根本冲突。后来如邹维琏等，便起而攘之了。

冲突是必然而且无处不在的。最简单的例子，是徐光启要入天主教，但教义禁止一夫多妻。他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孙子，曾想娶一妾，以求子孙无穷。但格于教义，只好作罢，并感叹道：“十诫不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

有一个叫黄贞的人，头脑锐利，曾拿这一项来质问传教士艾儒略。黄贞举的例子是周文王。旧史里说周文王多后妃，生百子，而他又是中国的圣王。那么，难道这样一个圣人，也要下地狱吗？艾儒略只好支吾不言。文王之外，古如舜有娥皇、女英，今如皇帝后宫三千，谁敢让他们下地狱？

对类似的争执，徐光启是能避就避。他一生求精责实，只是事情也不容易做。萨尔浒之败后，徐光启数次议购新式火炮，都不顺利。等他得了崇祯信用，正值兵势日迫，便主张除购炮外，招募三四百名葡萄牙炮兵，分派边镇，做炮兵教习，甚至做雇佣军上阵打仗。这是前所未有之事，立刻有人上疏反对：“堂堂天朝，精通火器、能习先臣戚继光之传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练然后能扬威武哉？”

此事便作废了。徐光启曾叹道：“名理之儒士，苴天下之实事。”他一生辛苦，做的许多事情，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浪费天才，如要练兵就手自教习，要移植红薯就自己种实验田，余如译书、编《农政全书》，都是极吃力的工作，大约是知道争论无用，别人的想法，不是他能改变的，只好闷头苦干，既得心安，复望为后人铺一点路。

有道是落后就要挨打，先进就要挨骂。骂徐光启的人居然不多，这和他为人宽和、大有长者风范有关。至于忽然得了大名，那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了。又他主译《几何原本》，因为利玛窦太忙，只译了六卷。他在世时，看这书的人没几个，他曾说不知到什么时候，有什么人，会把后半部译出。现在我们知道了，《几何原本》在二百多年后的咸丰七年，由李善兰等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