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看起来没有内心冲突，没有怀疑，没有犹豫，在咱们看来，不是呆子，就是骗子。但据宋儒说，还有第三种，即醇儒。汉朝有位扬雄，一流的思想者，到了南宋，就给骂个狗血喷头。如朱熹，便说扬雄见识全无，语言极呆，“甚好笑”。——程朱一派见不得扬雄的天才，按倒扬雄，才好给董仲舒这样的醇儒张目。

扬雄确是个争议人物。他的想法，时时首施乎孔老二端，他的行为，也在去就之间徘徊。想回家，不甘抱朴于贫贱，出来作官，又厚不下脸皮去干进。王莽篡汉，他先是被官司牵连，跳楼几乎摔死，后又写《剧秦美新》和《元后诔》，拍王莽的马屁。这两件事，后人批评最多，便是辩护者，也只是说不能以人废言，他的著作自有价值，不得“与投阁之躯并朽”。当代学者则说王莽新政，自有理想主义的一面，扬雄美新，并非全是违心。这个道理，就高明了。

不过，扬雄和汉代别的读书人还有点不一样，便是和后来的王充这类极有头脑的人，也不很一样。儒生琢磨的事是入而修齐，出则治平，在汉代，治平尤是兴趣中心。但尽观扬雄的著作，实在看不出他对政治有深厚的兴趣。他最下心血的《太玄》，自以为是可以和《周易》比肩而传的，讲的也不是什么理想社会，而是世界图景。这样一个人，美新也好守志也好，未必就当成自己一生的大节。他年轻时写过一篇《反离骚》，惋惜屈原的死，说人家孔子还曾去鲁，老子还曾出关，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呢？

扬雄是四川人，从小在家里受穷。出来谋差，已是四十来岁的人了。刚进京时，难免有点“烧包”，又是讽又是劝，以为自己的文笔果真能有功于当代。很快也就凉下来，在黄门郎的闲职上，一混十好几年。他说话结巴，样子又邋遢，热闹的官市，是不去钻的，全数时间，只用在看书、访学和冥想上。看别人混得好，有时也眼红心热，自忖没有那等才能，只好拿黄老的话头或自己的幻想来宽心。当然，幻想过后，眼前仍是一片名教胜地，不过他又有一种说辞，以为只有在战国那样的乱世，君主才会得一士如得一城般地重视英才，如今是太平年代，满大街都是“士”，头尾相连，也分不出什么高下，“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咎繇”，便如他老人家这样的奇士，也显不出特别。这样一想，他便释然。

他奇在哪里呢？他说过这样的话：“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是智慧。”这和孔老，都去得远了。孔子也讲智，只是置于次要的位置，至于老子，则有著名的主张为“绝圣弃智”，以傻笑国为乌托邦的，黄老的治国术，更是以愚民为先务。扬雄倡智，虽谈不上道古人所未言，毕竟是清新的风气。而且他身体力行，对实际的知识，最有兴趣。他留下的《方言》，是访问了无数的外地人写下的，一部空前的作品。他对天文地理之学广有研究，后世的张衡，对他极为推崇。

这样的人，是有可能给事实说服的，而不是以强辩胜于事实为有功。扬雄曾信奉盖天说，有一回和桓谭在廊下晒太阳，日影从背上移开，桓谭趁机说，您看这日光的走向，分明不合于盖天说，而符合浑天说。扬雄细思其理，从此改信浑天说。

以这样的主张和实践，他本来有机会开辟一种传统。在东汉，这样的事情似乎有些苗头，至张衡而臻其极。慢慢地，这趋势又重新没入主流，而扬雄，醇也罢不醇也罢，仍给奉为儒学大师，《太玄》也入了玄学一门。追求事物的知识，再也没有成为潮流，零星的例外总是有的，也只是零星。古代学科尚未分化，我们看哲学史与科学史，有多少人物同时出现在这两种史中，便知主流知识结构的大概。

有一次，扬雄向黄门署一个做浑天仪的老工匠请教天文之事。老工说，我从小做这仪器，但随尺寸法度，不明白里面的道理，到了七十岁，才想通一点，然而马上就要死了。我儿子也学此艺，也当如我，至老才明白，等明白的时候也就该死了。扬雄代表的趋向传而无统，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