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也许是唯一当得起“伟大”二字的诗人。但大家总是忘掉，屈原不仅是诗人，还是思想者，不仅写过《离骚》，还写过《天问》。《天问》问天问地，问历史，问宗教，有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而从汉儒起，便把屈原的作品，强拉入正统的阵营，一篇《天问》，也被说成“泄愤”之作，好像屈原指天划地，只是发发小孩子脾气。也有高看它的，如“奇崛派”诗人李贺推《天问》为楚辞中第一，但那理由却是它的语言“奇崛”，这怎能不叫人既笑且叹？

屈原是楚国的大夫。当时的思想体系，南方和北方很不一样。北方有孔子和墨子，南方有老庄和别墨。和齐鲁学派相比，楚人似乎更喜欢琢磨本体问题和自然现象，有点儿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屈原既有头脑，又是个极认真的人（不然也不会自杀），这种性格，在后世越来越罕见，他的《天问》，也跟着进了冷宫。

《列子》中有个寓言，说两个小孩儿争辩太阳的远近，难倒孔子。注者张湛拿《庄子》里的一句话来搪塞：“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太阳的远近，居然成了不必讨论的问题。这只是寓言，但说明着那时的情况。汉代以后，齐鲁学派占上风，其余各家，纷纷式微。儒家的一个毛病，是没有知识上的好奇心，对《天问》之类，完全能做到视而不见，晏然自若。

唐代有柳宗元，作了《天对》，来回答屈原的问题。柳宗元是唐代最聪明的人之一，他不相信神话，比同时人高出一筹，但一涉及天地万物，他多不承认问题的存在，“九重”没有、“八柱”没有倒也罢了，而大地也没有尽头，所以谈不上度量，——你怎么知道呀？他的另一个办法是肤廓地谈谈元气。屈原明明已经在问，“气”有象无形，该如何定义呢？柳宗元没有懂得这个问题的意义，仍用“气”来高遮低挡，这个也是气，那个也是气。——“气”果然无所不能，不只解释一切，还能把人气死呢。

不只有气，还有理呢。朱熹集注《楚辞》，是流行的读本。他说：开辟之初，那些事虽然不可知，但其道理就在我们的心里，想知道的话，反省内心就行了。藏在自家肚皮下的大道是什么呢？“天地之化，阴阳而已。”好个“而已”！——屈原苦苦的追问，到了朱子这儿，则只有“而已”而已。如对大地的面积，朱熹回答：地的大小虽然有穷，但既非人力所能遍历，也非算术所能推知。——其实从不曾试图去遍历，也没有工具来推知。思想的懒惰，莫此为甚。

对实在答不出的问题，宋代的朱熹说：“儿戏之谈，不足答也。”清代的钱澄之说：“必求其义，岂非愚乎？”——各代的聪明人面对《天问》中涉及古史和神话的那一部分，尚能漫引旧说，振振有词；面对涉及自然界的发问，无不东拉西扯，支吾其词，借用明末黄文焕的评论，便是：“人无由问，天不肯自问，一时千古，只共昏迷。”

要回答屈原的一批问题，办法只有一个：测量。测量是科学的肇始；而既无穷究事理的学者，测量反成工匠的贱役。一直等到黄文焕的时代，才有一位周拱辰，引用利玛窦的地图，解说“地一周有九万里，地厚二万八千六百三十六里”等。这已是距屈原两千一百年后的事情了。

各民族都曾有自己的《天问》，如冰岛人的《埃达》，希伯来人的《约伯记》，印度人的《梨俱吠陀》，希腊人的《神谱》。后来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原因。在中国，传统的教义是用审美代替思辩，用玄想抵制实测，用善恶混淆是非。屈原作了《天问》，两千年间的学人，则共同创作了一部“不问”。——那么，这两千多年里，人们怎么还好意思去纪念屈原呢？答曰：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赛龙舟、吃粽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