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到底是出于公愤还是私恩？

秦与关东诸国的战争，本质上是价值观的战争。鲁仲连议论说，六国尚礼义，秦国尚首功。——所谓首功，便是以斩首的数目计功量爵。商鞅变法，设爵二十等，斩得一首赐爵一级（“首级”这个词便是这么来的）。六国人对这种做法很看不起，但并没有自己的办法来建立如秦军那样的精兵。那时关东流行民气论，纵横家辩谈，也每以人心为辞，但民气既不可恃，春秋以降几百年连环征伐在人心中的不良后果，也正由六国来独享。

军事而外，秦国的社会是高度组织的，六国是散漫的，秦国是单纯的，有一致的意志，六国是纷乱的，以彼此拆台为得计，秦国重实务，六国拘于旧礼，——古老的价值观已从内部破碎，再也不能使人们团结起来了。总之，秦人是坚忍的，关东人是腐败的，秦国是战争机器，六国是花花世界。

楚国本来是有可能领导抗秦战争的国家，但它新进的身份，一直为传统的大国瞧不起。它从齐国和三晋那里得到的支持很少。秦兵打来时，这边还在争夺“文化优势”，战争的结果不问可知。燕太子丹也算是个图强的人了，使出刺杀这样的下计，说明事已不可为。看不到希望，就只好幻想了。

司马迁《刺客列传》，在曹沫之后，荆轲之前，还有专诸、豫让和聂政，这三人的行刺，都出于私人的恩义，所以后人视他们为勇士，为义士，而不为烈士。劫齐桓公的曹沫，是为荆轲所效法的。但曹沫利用齐桓公和管仲的仁信，有一点欺人以方的味道。

古书《燕丹子》，对秦廷上发生的事，有与《战国策》不一样的描述，说荆轲已经制住秦王，但中了秦王的诈术而败。《燕丹子》中的一些事不大可信，是以司马迁不采。但有一点，确如柳宗元所说，“秦王本诈力，事与桓公殊”，荆轲就算能逼令秦王许诺，也毫无用处；而即使杀一独夫，太子丹设想的秦国内乱，也不大可能发生。

而燕太子丹沉浸在幻想中已经好几年了。那么荆轲呢？他留下来的言论很少，其想法不好猜测。他说服樊於期出借脑袋，以报仇为义，——很难说那个时代有没有公仇的概念。上古流行复仇，但限于血亲和私谊之内，所谓父仇不共戴天，交游之仇不同国，“天下之仇”的概念，没有建立。当然这不意味着那时没有公义，只是还模糊得很。

至于报恩，完全是私人的动机。所以后人也有小看荆轲的。刺帝是可骇的举动，特别是在天下粗定之后看来，所以也有厌恶荆轲的。扬雄便不许以义，司马光更是说他“怀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弱秦，不亦愚乎”。在司马光看来，燕太子丹的阴谋，本就是轻谋浅虑，给自己的国家惹祸。

但是，一剑之任，以当百万之师，须臾之间，可解万世之耻，这样的幻想，人往往有之（司马光除外），是以陶潜要咏荆轲，鲁迅会做《铸剑》。《铸剑》中有句歌辞，“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在我看来，也可为荆轲的写照。

将普遍的冲突化为个人之间的战争，乃是古人习见的想法。易水唱别，固是高潮，总是意气感激的成分为多；唯当怀匕西去，迢递千里，一路上所见所感，纷纭而至，而未改其衷，个人的意志，原来也可以这么可怕。所以咏荆轲的诗篇虽多，我独喜贾岛的两句：“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

其余也有叹他的，赞他的，嘲笑他的，惋惜他的。有意思深些的，如晚明的陈子龙，有浅些的，如盛唐的李白。古人心事不可知，说来说去，只是诗人自己的念头。

汉初的人，一提到秦的速亡，就欣欣得意，好像关东的精神，真有什么力量，六国的后人，竟终能以三户亡秦似的。其实秦亡只是由于自己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它的制度，制秦一地足矣，要笼罩这么大的新国家，立刻就要绽裂，而他们刚刚得志于天下，先是不情愿改变，后是来不及了。汉虽覆秦而实继秦。但一开始的时候，毕竟去六国不远，所以各种各样的人士，都有一点容身之地。司马迁若迟出一二百年，大概也要化而为班固，也不会给荆轲做什么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