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文祸，元朝最少。元人不耐文章，虽说“质胜文则野”，对文人来说，倒是多些活路。因为元代的中原人士一来思念前朝，二来进身无望，所作诗文，怨声一片，若赶上前宋后明，不知会生出多少事端。

镇江人梁栋，宋末进士，入元后以遗民自任，躲在茅山当假道士。梁栋本来与一个叫莫仑的人相好，后来生了嫌隙，跑到官府那里告莫仑诗文谤讪。公报私仇之外，还出卖行业秘密，很是可恶。元官审了些日子，问不出所以然，把莫仑释放。这位梁栋，后来自己也被道士告发，罪名同样是“谤讪”，同样也被无罪开释。

元政自有其宽和之处，让人想起党进的“对韩信说我”，虽然无赖，不无粗朴可亲。今之俗谚有云：就怕流氓有文化。一有文化，就要看书，写书编书的人，可就要倒霉了。或还可补一句：最怕文化不多不少，半通不通，不足以通情达理，恰为为恶之助。朱元璋本来是文盲，自打龙飞，加紧学习，以便文武双全。这一来可苦了别人。人家写文章，如果用上“则”“寿”“生”“取法”等词语，就有可能被他杀死，因为其分别谐音“贼”“兽”“僧”“去发”也。某文官教人写字，习字帖用了篇杜甫的诗，头一句是：“舍下笋穿壁”。朱元璋睁开龙眼瞧去，认出笋便是竹，竹朱同音，“穿壁”云云，似在讽刺他为穿窬之盗。后来他寻个由头，把这人杀了。一初和尚是有名的高僧，被朱元璋召进京，献诗一首，内云“羽毛亦是为身累，哪得秋林静处栖”。朱元璋怒道：你不想见我，还嫌我法网太密。又把和尚杀了。

朱元璋是精神有毛病的人，不足为例。今天要说的是弘历，或乾隆。乾隆是清朝最大的文学爱好者，活到八十八岁，写了四万四千多首诗（实际上尚多于此，那些他觉得不是杰作的，没有公开发表）。苏轼计算过，“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八十八而四万四，合是一年五百诗。

清代文字狱，以乾隆年间为最烈。早期的一个大案子，是《坚磨生诗抄》案。胡中藻的这部诗集，平平淡淡，一落在乾隆眼中，立时看出五六十个破绽。“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是特意南北对举，暗寓贬斥；“清浊”或“浊清”谤及本朝；“裘人”是从《诗经·都人士》里套出的一个典，也成了讥刺满人。胡中藻曾在诗中述及荣聆圣训的经历，有一句为“下眼训平夷”，意思是说皇帝自上视下，乾隆却认为这是在说他眼光低下，狗眼看人低，是可忍孰不可忍。胡中藻被斩立决。

乾隆当了六十年皇帝，发生诗文之狱一百三十多起。每一年写诗五百首，办两件文字狱，而如此长寿，果然是生命在于运动。语又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了这么一位皇帝，一时间朝野告讦成风，竞以罗织人罪为邀宠的捷径，或陷人的深阱。湖北黄梅有一个叫石卓槐的书生，穷极无聊，把自己的诗稿刻成一集，还冒名已故的名人沈德潜，给自己做了篇吹嘘的序文。几年后得罪了一个人，那人便把他的诗集告发，说是逆书；且“作序”的沈德潜，因《一柱楼诗》案的牵连，已被夺谥毁碑。石卓槐是乡下人，爱名慕势是有的，若论反逆，何从谈起？而且他的诗稿，经深文周纳后，最“悖逆”的，也不过是“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之类的大路话。这么件没来由的案子，从知府到总督，办得虎虎有声，最后石卓槐被凌迟处死，妻小没为奴隶。

最有名的文字陷阱，便是“清”“明”二字。这两字实在常用，避无可避，皇帝也说不用避。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无事则罢，有事谁也禁不起挑剔。有一个老汉叫高治清，因编书被捉进官去，官员一听这名字，已觉得此人必是反逆无疑，何况他编的书里，有“桥畔月来清见底”、“一色文明接远天”这样的诗句，非反清复明而何？幸好此时乾隆已老，有意放松文网，看到报上来的这个案子，佯怒道：“各省察办禁书若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似乎已忘了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帝王发起文字狱，最基本的心理，是做贼心虚，自己知道自己的天下是怎么来的，便以为别人也知道。隋炀帝弑父，才会认为薛道衡赞美文帝是在暗中讽刺自己；武则天杀子，才会一读李贤的《黄瓜台词》而震怒。元人马上抢得天下，以为理所应当，心中坦然，没兴趣去天天琢磨是不是有人在暗中骂自己。满人接受了汉人的合法性理论，便总觉得自己底气不足，直至杯弓蛇影。孔子说的“小人常戚戚”，此之谓也。

儿童游戏有“官兵捉贼”。如朱元璋者，明明做了官兵，内心深处，仍然贼性不改，不待人说沐猴而冠，自己先蜷起手来，以强盗自任，也算是怪脾气。乾隆晚期以后，天下坐稳，不必事事提防，文字狱也渐渐地少了，只是这时的文人，也渐渐地无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