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一朝，道学家的日子过得不错，上谢天恩，下谢熊赐履。康熙初年，痛感满人的一套不敷治国之用，熊赐履以朱熹之学进献，顿时填补了国家的一项空白。康熙朝的理学名臣一大批，熊赐履算得上是御前首席理论家，头一名帝师。

他的理论并没什么出奇，捧紧朱子，力诋其余而已；他的学问也一般，不过是熟读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但在那时，熟读性理大全，善磕头，便可为名臣，老熊已算是庸中佼佼。

理学是道德性命之学，理学家须得小心翼翼，经营道德的名声。如果名声坏了，学说立刻动摇。熊赐履脾气拙直，好发议论，不很懂得眉高眼低，常当面给人下不来台，暗中得罪些人，但除了下面要讲到的嚼签子一事，没有更多的丑闻，可见行止还算过得去，留在外面的把柄不多。比如在今人视为大节的清廉方面，他死后，据江宁织造曹寅探访，家产不过值数千两，看来他并不贪。

但在康熙十五年，出了一件事。时任武英殿大学士的熊赐履，某日代拟批旨，一不小心，把陕西来的一个题本批错了。熊赐履明白过来后，想必急了一夜，次日起个大早，五更时分便赶到内阁，支开中书，把自己的草签嚼下肚里，再将批错的票签，栽到另一位大学士杜立德的头上，自己则换过杜立德的本子，另批几句，以充其数。

他挑中杜立德，因为此人一向迷糊。杜立德一上班，他便迎上去说：您老又批错了。没想到杜立德今天偏偏明白，坚称这一本自己从来就没看过，接着又发现签纸短了一截（熊赐履改签时裁去原题所致），叫来中书，说他作弊，要拿要打。内阁中吵成一团，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也不能分辨。

其实，偶尔批错个票签，不是什么大事，就算时当三藩之乱，康熙火气盛些，也不会拿熊老师怎么样。熊赐履将此事看得如此之重，却不知已将一生讲求的理学，看得十分轻了。杜立德不肯认下这笔糊涂账时，如果熊赐履悬崖勒马，小声认错，也不会弄到后来那样。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每有一息之差，而成终身之谬”。

正吵的时候，一个满学士过来揭发，说他头晚在亲戚家丧事守夜，今天过来得早，在南炕上躺着，看见熊大人检本，口内嚼了一签子。这一下熊赐履立刻哑口无言，可怜满腹道德文章，化不出一字辩语。事情被索额图奏到上面，熊赐履落职回家。

在所有的错误中，软弱的错误，是人们最愿意腾口讥评的。出了这种事，最容易落到声名狼藉。好在熊赐履以前名声尚可，门生遍天下，不缺帮他辩护的，反正外人不得见阁中的事，传来传去，多数人相信他是冤枉的，是为索额图所陷。但熊赐履得罪过的人中，有另一位理学家，阴沉多智的李光地。

李光地在翰林院时正逢熊赐履掌院，说起来算是半个门生，而且他的出头，颇得益于熊赐履的推荐，但后来二人争宠，熊赐履在康熙面前说李光地“一字不识，皆剽窃他人议论乱讲”。李光地自称通易理，熊赐履则说他讲易经的书“一字不通”；李光地迎合康熙喜好，习观星术，熊赐履则说他“天下的星，他一个也认不得”。李光地恼羞成怒，后将嚼签子这件事的原委，打听详细，添油加酱，兴致勃勃地到处宣讲。这一来熊赐履可就成为士林之羞了。

熊赐履后来重出，又做大官，但因此事，一生怏怏。可不是嘛，按他遵奉的理论，道德乃是向圣贤那里习得的，怎么学来学去，学到这个田地？他宣称谨守朱子，则亦朱子矣，但朱子何曾做过这样事？他在经筵上讲，人心和道心之间，只有一步之差，一定要精察谨守，才可保证人欲去尽，天理纯全；但为区区一枚签子，便把这差别混淆，道学家如此，凡人可怎么办？

细看熊赐履一生事迹，其他并没什么特别不当处，用李光地的话说，若早点死掉，便成完人。——完人自然不是的，不过若无此案，保住醇儒的名声，不成问题。便是嚼签子一事，虽然丑些，毕竟算不上什么大凶大恶，只是对一个理学家来说，人格的破产，意味着学说的破产，而奔走御前，要保住人格也难。